试论“春秋笔法”对于后世文学理论的影响

“春秋”本是古代史官记事之书:“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礼记·玉藻》)班固《汉书·艺文志》“左”、“右”互误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以春秋代序为一年,从而以“春秋”为纪年史的专用词语,先秦时期,已经十分普遍。当时各个侯国都有“春秋”,《楚语》申叔时论傅太子之法有“教之《春秋》”,即教之     

文心雕龙辨疑──《史传》,十三条

１、古者左史记事者，右史记言者古代史官，有左史右史之别，一方面奉侍君王左右以听驱策，另一方面又有记言记事的不同司职。究竟记育记事左右史怎样分担，古籍所载各有不同，正好又呈相反的情况，带来了本条两句所述确否的质疑。这里先列两种说法──《礼记·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徐斡的《中论·虚道》也说：“左史记事，右史记言。”《春秋左氏传序》的疏文不仅说法相同，而且还说明了左右史分职的原因：“左是阳道，阳气施生，故令之记动；右是阴道，阴气安静，故使之记言。”另一说以《汉书·艺文志》为代表：“左…     

史书论赞与史传文学

史书论赞与史传文学郭丹一从先秦到汉魏六朝的史书，在体裁结构上有一个独特的特征，就是每篇作品之后附有论赞。《左传》中有“君子曰”，《史记》中有“太史公曰”，《汉书》中有“赞曰”等等。这些，本属于史学批评即史论范畴的一种形式。就史学批评方面说，随着史学的...     

略论《史记》在中国文体发展史上的贡献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因司马迁曾于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曾继承其父司马谈生前之职任太史令,而太史令最初又称太史公,故名。《史记》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它对中国文体发展史的贡献,首先反映在史体上。 一、它开启了我国通史的写作风气,创立了“通史”这一大史体。在《史记》之前,中国历史上虽也有过一些史书,如《春秋》、《国语》、《战国策》、《尚书》,但它们都或为断代史,或为国别史,《尚书》在严格意义上讲,它还不能称为真正的史书,因为它只是一些公文的汇编。因此,     

试论《史记》传记文学的真实性

《史记》传记文学写作坚持实事求是的“实录”精神 ,为确保传记文学的真实性 ,确定并遵循四项写作原则 :一是忠实于“六艺” ,不随意杜撰 ;二是忠实于古籍 ,不偏离古文 ;三是对怪诞不经之语舍而不取 ;四是搜集逸闻轶事 ,纠正谬误。从这一点上 ,司马迁的“实录”精神 ,为后世史家树立了光辉典范     

“蒙”与汤始居亳

一“蒙”地望考 《竹书纪年·殷商·盘庚》云:“十四年,自奄迁于北蒙曰殷。”蒙是个重要地名,但“蒙”究在何处呢?《左传·庄公十二年》载:“宋万弑闵公于蒙泽。”杜预注:“蒙泽,宋地。梁国有蒙县。”而西汉时在宋地设置的梁国,所辖又有蒙县,看来古地名“蒙” 与宋地的“蒙泽”有联系。《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宋公及诸侯之大夫盟于蒙门之外。” 杜预注:“蒙门,宋城门。”宋国都城的城门曰“蒙门”,这与蒙地似乎也有某种联系,是不是“蒙”就在宋国都城不远呢?《史记·宋微子     

左丘明是《左传》还是《国语》的作者?

《左氏春秋》原名《春秋国语》《左氏春秋》这一书名,最早见于《史记》。《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写道:“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鲁君子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吕不韦……为《吕氏春秋》。”历来都认为《左氏春秋》指的是《春秋左氏传》,省称《左传》。我认为《史记》在这里记叙的《左氏春秋》,根本不是指《左传》,而是指《春秋国语》,省     

苏秦兄弟排行及事迹考

战国史上的著名纵横家苏秦、苏代、苏厉三弟兄,孰兄孰弟,纷纭众说,迄今无定论;关于他们的事迹,史书上也记截不一。现依据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以下简称《帛书》)提供的新证,来初步探讨这些问题。苏氏三兄弟的次序,据《战国策·燕策一》曰:“苏秦死,其弟苏代欲继之,”“苏秦弟厉因燕质子而求见齐王”;《史记·苏秦列传》说:“苏秦之弟曰代,代弟苏厉,见兄遂,亦皆学”。史、策所叙,似颇相表里。但清代学者梁玉绳在其《史记志疑》中提出了疑问,近人也意见不一。唐兰先生认为:“《史记·苏秦传》说苏代是苏秦之弟,事实上苏代当是兄”;诸祖耿先生继续坚持“苏秦的弟弟苏代”,“苏厉就是苏秦的弟弟”的说法;《帛书》的注释者说:“苏厉是苏秦的兄或弟”可见这个问题,至今并未得到解决。     

从踵事增华到虚实相生——中国古典小说与史传文学艺术渊源探微

<正> 章学诚《诗教》(上)认为中国文学“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这话不无道理。追源溯流,各种文体,无不与战国以前的“经”、“史”密不可分。中国古典文学之“典”,大都与战国以前的文学有关。一树千枝,一源万派,这是源与流的关系;千枝一树,万派宗源,这又是流与源的关系。《诗经》中的比兴,成为诗家的正宗,魏晋以后浮艳之什,终不能动摇它的统治地位。《左传》、《国语》一直被后世史家作为叙事、记言、写人的楷模。后世之传记、笔记、传奇,无不取法于此。文体虽异,而手法相通。试以古典小说而言,究其艺术渊源,与“经”、“史”就有亲缘关系。从史籍看,不论是史诗,还是史书,都不一定是实录,而是存在着程度不同的“虚饰”。《诗经·大雅·生民》篇,对姜嫄生后稷的记     

夏代是从原始社会解体到奴隶占有制形成的时代

<正> 夏代是《史记》所记殷周以前的第一个朝代。《尚书·召诰》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诗·大雅·荡》说:“殷监不远,在夏后氏之世。”这都是西周初年的记载,则殷前有夏,实无可疑。夏代相当于商代汤以前的世系,《史记·殷本纪》     

廉北方言中“个”字的唐宋遗踪

古汉语里,“个”字最早而又最基本的用途是作量词:《左传·昭三年》“又弱(死)一个焉”;荀子《议兵》“负服矢五十个”;《说文解字》“个,竹枚也”;《史记·货殖列传》“竹竿万个”等等,即为例证。到了唐宋,“个”字的用法复杂多了,除保存作量词的基本用途外,还出现了作指示代词和助词的用法。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唐宋诗词文章中得到大量印证。     

试析汉语同义语素词产生原因

汉语复音词中,同义语素词如休息、思想、研究等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追溯其历史来源,可上寻到先秦汉语。例如《战国策·齐策》“齐王闻之,君臣恐惧”中的“恐惧”,《论语·学而》“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中的“朋友”,《左传·宣公二年》“不忘恭敬,民之主也”中的“恭敬”等。汉代以后,这种结构的复音词急剧增加。显然,汉语词汇中大量的同义语素词来源于古代汉语中单音同义词的连用,正如王力先生在《古代汉语》中指出:“汉语大部分的双音词都是经过同义词临时阶段的。”但是,在汉语词汇的历史发展轨迹中,单音词为什么会产生同义连用现象,以及怎…     

昭阳伐魏及其相关问题辩析

一、昭阳伐魏史实浅析《史记·楚世家》记载:“(怀王)六年,楚柱国昭阳将兵而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齐,齐王患之。”《魏世家》亦载:“(襄王)十二年(今按:《史记》关于魏国的纪年有误,襄王十二年当为惠王后元二十年),楚败我襄陵”。又《战国策·齐策二》载:“昭阳为楚伐魏,覆军杀将,得八城,移兵而攻齐。”此与上引《史记》所述当为同一战事。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楚昭阳率师伐魏,于襄陵一带大败魏师,同时攻占了以襄陵为中心的八座魏国城邑,继而移兵攻齐。《鄂君启节》所言“大司马昭阳败晋师于襄陵”正好与文献记载相印证,亦说明此乃楚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故用作纪年标志而载入史册。关于这次战事的原因,《史记》各篇未作任何记载,从《战国策》有关篇章中,略可窥其     

荆蛮浅释

荆蛮,据新《辞海》云:“即楚,周人敌视楚国的称呼。”新《辞源》云:“古代中原地区泛称江南楚地之民。”窃以为皆失之太简。考之史籍,似应有以下三种解释:(一)指楚。《春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奔楚,而其告诸侯曰:‘兹不榖震盈播越,窜在荆蛮,未有攸底。”周人敌视楚国,称为蛮荆,《诗经·采芑》:“蠢尔蛮荆,大邦为仇。”《说苑·尊贤》:“救中国,攘戎狄,卒协荆蛮,以尊周室。”(二)古族名。《史记·吴太伯世家》:“荆蛮义之,纵而归之者千余家。”《史记索隐》云:“荆蛮,南夷之名。”《汉书》谓:“荆蛮之吴子寿梦,盛大称王。”荆蛮为吴越之地的古族称。而朱熹注《诗经·采芑》云:“荆蛮,荆州之蛮也。”为荆州之古族称。荆蛮为古代长江中下游之古民族。(三)指地域。(1)指吴越之地,《史记正义》在注释《史记·周本纪》:“古公有长子太伯奔荆蛮。”一段时说:“而亡荆蛮者,楚灭越,其地属楚,秦灭楚,其地属秦,秦讳楚,故曰荆。故通称吴越之地为荆。及北人书史云蛮,势之然也。”这里说明是长江下游的吴越之地的通称。(2)指长江中游江     

说“都”

许慎《说文解字》“有先君之旧宗庙曰都。”《左传》注曰;“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载师》注曰:“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也。”《周礼·大司徒》注曰:“都鄙者,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都;鄙,所居也。”《大宰·八则》曰:     

囊括杂体 功在诠别——屈赋形式上的继承问题新探

一古代民歌,发之于歌咏。唱起来都带着泛声的语助词,而录之竹帛之时,有的连语助词一并录下,有的则将语助词省略。因为古代书写工具不便,记载尚简,同时古人也明白这类语助词并无实义,即使删去,也不害义的缘故。《史记·孔子世家》所记《接舆歌》有“兮”、“也”二语助词,而《论语》中则无之;《史记·乐书》所记《太乙》、《天马》二歌都有“兮”字作为语助词,而《汉书·礼乐志》所录则全部删去,都是证明。只是到了诗歌由口头创作转为只供诵读吟咏的书面创作之时,语助词的有无才体现着形式的同异。     

庄辛《谏楚襄王》考校──兼论《新序》的史料价值（续）

庄辛《谏楚襄王》考校──兼论《新序》的史料价值（续）赵逵夫一八，蔡侯之事故是也。《战国策》作“蔡圣侯之事因是已。”按：《新序》中三处均作“蔡侯”，《战国策》作“蔡圣侯”或另有所据。鲍彪以“《春秋》和史传无圣侯”，改“圣”为“灵”。加上《史记·管蔡世家...     

《史记·世家》歧义辨析

《史记·世家》共三十篇，除最后一篇《三王世家》略有争议之外，均为司马迁手笔。由于古今词汇的演变，语言习惯的不同，加上在长期的传抄之中，难免有错漏之处，因而仍有不少难句，引发诸多歧义。兹择其要者，辨析如下。《史记》的引文，均依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史记》。《吴太伯世家第一》：（1）歌《魏》。曰；“美哉，乎，大而宽，俭而易，行以德辅，此则盟主也。”这段记载，亦见《左传》襄公29年。几乎所有的《左传》注本都写为：为之歌《魏》，曰：“美哉，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铺此，则明主也”对照《史》《左》，“宽”…     

“《春秋》笔削义法”新说——突破“春秋学”千年误区新探

孔子“笔削《春秋》义法”是两千年《春秋》研究的核心问题,一直扑朔迷离,奥妙莫测。自汉代董仲舒“公羊学”盛兴,标榜孑L圣人作“经”,从中生发无数穿凿附会,矛盾百出的“微言大义”,从此将《春秋》研究引入误区。考先秦至汉初典籍,凡称名皆“孔子作《春秋》”,而所征引《春秋》皆出自《左传》。《左传》乃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而成,它与左丘明所撰《国语》思想倾向、语言风格皆截然不同。显然,《左传》主体即“孔子史记”,也就是孔子所“笔削”的《春秋》。“《春秋》笔削义法”存在于《左传》之中(而不存于“经”中),笔者不揣浅陋,抛砖引玉,希望把“春秋学”引出千年误区。     

从历史真实到艺术真实——略谈《史记》人物形象的塑造

传记文学自《左传》发端,至《史记》大放异彩,而今又呈方兴未艾之势。传记文学作为文学的一种特殊形式,历史的真实是其灵魂,艺术的魅力是其生命;二者的统一,即艺术真实,是其完美境界。那么,怎样达到这一境界?也就是说,怎样由历史真实而达到艺术真实?一部《史记》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