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南京

1936年12月12日，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东北军和西北军在陕北“围剿”红军接连受挫的形势下，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及其南京方面的一批军政要员，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西安事变”。事后的十三天，即12月25日，在蒋介石以“领袖人格”保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下，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到了南京，从而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对于张学良亲自送蒋到南京去的这一举动，当时的东北军、西北军的一些高级将领，以及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博古等同志，是不赞同的，同时也是难以理解的。他们都曾说服过张学良不要亲自…     

敬爱的周总理在古城西安

肩负起历史的重托一位红军首长面容亲切安祥,目光刚毅坚定,胸前飘拂着长长的胡须……。这是周恩来同志一九三六年的照片。每当我们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向观众介绍的时候,人们就被引带到那民族存亡危在旦夕的岁月……。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国民党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为了迫使蒋介石停止亡国的反共内战,在西安逮捕了蒋介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双十二”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引起国内一系列矛盾发展变化的结果。     

卢沟桥事变中的共产党人

为了真实地记录那段可歌可泣的抗战历史,抗日战争史学家郭景兴和夫人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在采访中,郭景兴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先前,人们大多认为二十九军卢沟桥奋起抗战是抗日爱国将领的壮举,却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当时抗击日寇的西北军和二十九军中,活跃着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一批数量可观的隐蔽战线的共产党员。     

西北民族地区农村社会阶层分化与社会稳定的效应分析

西北民族地区农村阶层分化具有我国阶层分化的共性,又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经济发展与社会的变迁,加剧了农村的社会流动,加之农民市场化意识的增强与职业选择的自由化,使农村呈现出阶层分化的状态。这种分化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趋势。受复杂民族因素的影响,西北民族地区农村社会阶层结构尚不合理,这种不合理性严重制约西北民族地区农村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因此,形塑"中间大、两头小"的理想阶层结构就需要重视对中间阶层群体的培育,缩小贫富差距,以助于实现农村社会治理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反对神学迷信的“基督将军”冯玉祥

近代中国重要军事将领信奉基督教者虽不乏其人,但能膺任“基督将军”隆称而又产生巨大影响的无出冯玉祥之右者。冯出身下层社会家庭,从对中国北方农村传统的多神教盲从信仰,逐步转而皈依基督教。自此,又带动西北军几十万官兵全部集体信奉了基督教。牧师常     

转型时期社会结构变动对西北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的影响

政治体系对社会利益结构状况与变动趋势的认定和整合 ,直接关系到政治体系自主性、适应性和凝聚性的稳定功能的发挥。社会结构变动而引发的群体利益分化 ,必将对西北民族地区政治稳定构成冲击和挑战。本文力求从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结构特殊性为切入点 ,就转型时期社会结构变动、利益结构分化及实现政治稳定的途径等问题进行探讨。     

清代陕甘总督与新疆军政治理——以陕甘总督与新疆各军府关系为视角

清代西北边防体系由军府制的伊犁将军所辖之新疆各军府及内地督抚制下陕甘总督所辖之陕甘两行省、并哈萨克、布鲁特等藩部和浩罕、阿富汗等属国所构成的西北新月形藩属体系所构成。在这一体系中，以伊犁将军为中心，西北新月形藩属体系内各藩部与属国为藩篱，伊犁将军辖下新疆各军府为边防前沿，陕甘总督及所辖陕甘两行省为西北边防战略基地和战略支撑，陕甘总督与伊犁将军之间相互依存、相互配合，共同保证西北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安全。     

元末名将察罕帖木儿传略

察罕贴木儿为元朝末年在镇压农民起义军的战争中崛起的一位重要将领。其先祖为西域人，随蒙古大军进占河南后，居于颖州，察罕帖木儿出身于这样一个汉化的色目家族，从小接受到良好的汉化教育。元末从军镇压农民起义军，成为名将，最终死于任上。观其生平，功业虽然卓著，但由于逆历史潮流而动，到头来落了个历史罪人的下场。     

试论王忠嗣御边

唐朝的民族政策较为成功,但唐朝几乎没有停顿过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冲突、战争。由于唐王朝的外在威胁主要来自北方,唐朝的外务一直以北方为重点,而西北则是重要的一环。玄宗时期,吐蕃成为唐朝经略西北最强悍的敌人,因此,唐朝对陇右、河西等西北地区的经略便显得格外重要,而经略西北的具体措施等又因主持西北大局的不同个人而不尽相同,王忠嗣是其中较有特色的一个,他的"持重安边"与唐中央的政策相左,也不同于当时大多数的边镇将领,却是对唐朝冒进的边疆政策的修正,符合唐朝的现实。     

吴玠吴璘抗金史蹟述评

(一)引言吴玠吴璘是我国南宋高宗建炎年间西北地区有名的抗金将领。当时全国最负盛名的抗金将领,在东南江淮地区如果是张浚、刘光世、韩世忠和岳飞(当时号称四大屯军)的话,那么,在西北地区则首推吴玠吴璘了。由于吴玠吴璘在从事保卫大西北的抗金斗争中,能够比较爱护人民,与士兵同甘共苦,并能以毕生精力积极坚持抗金斗争,故他俩在西北广大人民和士兵中,享有极高的威望,深得人民和士兵的推崇和拥护。当时岳飞在江南地区军民中的威望是“时誉翕然”,而吴玠吴璘在     

论红军长征中的统战工作

本文论述了红军在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积极有效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不仅使红军减少了伤亡，反而扩大了红军的影响，特别是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统战工作，为红军长征最后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左宗棠收复新疆过程中的军情传递

左宗棠收复新疆事关西北边疆大计,军情十分紧急。按照定制,清廷与左宗棠前线采用了以400、500、600里加急并廷寄的方式进行军情传递。这种落后的通讯方式、迟缓的通讯效率直接影响了清廷、左宗棠对战争的指挥方式,确定了前方将领在西征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交通运输在整个收复新疆过程中的关键地位,也产生了各军自主灵活性较强,而总体协调性较弱等作战特点。     

豫陕甘大旱与西北军的瓦解

1928-1930年,作为冯玉祥主要根据地的豫陕甘三省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旱灾,旱灾使人们的生产、生活甚至生命都遭受严重破坏。同时,这场大旱灾使豫陕甘三省失去了作为西北军根据地的价值,造成了西北军后勤保障上的困难,使反蒋战争失败;还使西北军中普遍存在一种不愿再回西北的畏惧心理。西北军在这场大旱灾中瓦解了。     

孙元良将军“怡春院”脱险传奇

国民党守军将领孙元良在南京城沦陷后那段颇具传奇色彩的惊险历程，折射出当年同胞们同仇敌忾的爱国民族心态……     

浅论筑先纵队在鲁西北抗战中的作用

1938年11月15日,鲁西北政治、军事中心——聊城失陷了,国民党抗日爱国将领范筑先将军为国捐躯,鲁西北的抗战力量开始分化,有的投靠了国民党顽固派,有的投降了日本帝国主义,有的拥兵自重,割据一方,有的被日寇、会道门冲垮溃散了,蓬勃发展的鲁西北抗战局面遭受挫折。为了继续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吸引其他抗日武装,共同对付日伪顽会匪的猖狂进攻,第十八集团军总部根据抗战形势的需要,于1939年1月14日在馆陶县成立了筑先抗日游击纵队,由中共鲁西特委领导,坚持鲁西北平原抗日游击战争。这支劲旅成为巩固、发展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力量。现就其历史作用简论地要述如下。     

宁死不屈的农民革命英雄李来亨

李来亨,陕西清涧人。少年时在陕北参加明末农民大起义,跟随李自成转战南北,英勇杀敌。李自成牺牲后,作为大顺军主力部队的重要将领和后期的统帅,李来亨继续高举农民起义的大旗,坚持武装反抗满族贵族集团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奴役政策,反对清王朝的军事镇压和“招抚”阴谋,勇敢战斗,宁死不屈,表现了起义农民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的民族气节,成长为一位杰出的农民革命领袖。     

宁死不屈的农民革命英雄李来亨

李来亨,陕西清涧人。少年时在陕北参加明末农民大起义,跟随李自成转战南北,英勇杀敌。李自成牺牲后,作为大顺军主力部队的重要将领和后期的统帅,李来亨继续高举农民起义的大旗,坚持武装反抗满族贵族集团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奴役政策,反对清王朝的军事镇压和“招抚”阴谋,勇敢战斗,宁死不屈,表现了起义农民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的民族气节,成长为一位杰出的农民革命领袖。     

马守应与明末农民战争

马守应(?——1644年)陕西绥德人,回族农民起义将领,别号老回回,《中国历史人物辞典》马守应条称其为“明末农民军将领”;顾诚先生在其《明末农民战争史》里说:马守应“就是陕西清涧县最早投身农民革命的一位著名领袖”。马守应的起事时间,《明史》、《明通     

论杨虎城与“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

在日本大举侵华，中华民族面临危亡的时刻，十七路军将领杨虎城积极主动地与张学良沟通，双方形成共识，携手抗日。他们又分别与中共建立合作关系，反对内战，共同抗日，终于在１９３６年前，在大西北形成了十七路军、东北军、中国共产党的工农红军共同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局面。     

北宋边关管理

北宋时期,长期存在着文臣从中央控制军队到地方直接统军的制度,从而改变了以往长期盛行的军事将领统军的体制。到北宋后期,又实行并强化了以往某些朝代的宦官带兵的做法。于是,文臣与宦官共同统军成为当时军事上的突出现象。北宋后期的这种统军体制,对国家武备带来了相当大的消极影响,对边防更产生了直接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