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眉山苏氏婚姻与党争

北宋中后期的眉山苏氏姻亲,多与苏轼、苏辙兄弟的政治倾向相同或相近,一定程度上都反对新法,或在变法中持中立态度,并因此在激烈的党争中遭受了党祸的牵累,或落贬夺职,或遭受罚金,或文集被毁,从而使眉山苏氏婚姻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下,自觉不自觉地打上了党争的烙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北宋党争中,眉山苏氏与“声气”相同的姻亲互相援引、祸福与共,为谋求家族的发展空间在婚姻上做出了努力.     

宋代眉山苏氏家法试探

以文学、政事彰显于史的宋代眉山苏氏家族,在传统宗族社会建设方面也作出了有影响的贡献.眉山苏氏家族重视宗法礼制教育,素有孝友传统,其族人多忠信孝友、乐善好施,形成代代相承的苏氏孝友家法,传递着两宋时期的时代精神和文化共识,对苏氏子孙的发展与家族的昌隆是一个积极的推动.     

略论宋代眉山苏氏家学

以三苏为代表的宋代眉山苏氏家族 ,重视以良好的教育振兴家族 ,使苏氏子弟幼承庭训 ,学有家法 ,人人俊秀 ,个个饱学 ,形成著名的苏氏家学。一脉相承的苏氏家学可分为两个方面 :诗文传家 ,重视经史。家学的传承 ,使苏氏家族人才迭出 ,并维持较高的社会声誉 ,成为其家族发展的文化保障。同时 ,苏氏家学对世人亦有相当的影响。     

苏颂的生平及其主要贡献

苏颂(1020—1101)字子容,北宋泉州同安(今属厦门市)人。同安苏氏是一个著名家族。其一世祖苏益,于唐僖宗乾符三年(876)冬,王仙芝、黄巢农民起义军攻打河南申州(今信阳)、光州(今潢川)之前,随王潮诸族迁入福建晋江,为王氏领军使。二世祖苏光诲为漳州刺史,居泉州同安,遂为同安     

唐肃代时期剑南道政治地理研究(757—767)——以东西两川的分合为中心

从至德二年到大历二年的十余年间,剑南道先后经历了一个由合到分,又由分到合,再由合到分的复杂过程。至德二年,唐肃宗为了消除玄宗幸蜀的影响将剑南道析为东西两川,东川初治绵州,后改治梓州,领十三州之地。广德二年,唐代宗又因西南边患将两川合为一道。永泰元年蜀中诸将为争作节度使而攻伐不休,唐代宗命宰相杜鸿渐入蜀戡乱,最终再次分剑南为东西两川,东川初治梓州,后移遂州,旋复治梓州,只领八州。东西两川分立的格局为宋代在西南地区置川峡四路提供了蓝本。然而,东西两川分立未能彻底消除蜀中地方势力的离心倾向,反而加重了西川百姓的负担,并激化了两川之间的互相排斥心理。     

论宋代文化中的"眉山现象"

宋代文化发达,而西南小州眉山又是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我们称之为"眉山现象".这与唐五代及宋"靖康之难"后的移民运动密切相关.据研究,眉山是当时接受移民最多的地区,大量的北方"衣冠之族"带来了黄河流域的先进文化,它与巴蜀本土文化相融合,由家族文化发展为文化家族,通过教育与科举,部分人成为各个领域的精英.所谓"眉山现象",是南北文化融合的硕果.     

清代徽州祭祖概述

清代徽州祭祖在明代的基础上继续有所深化,在经历了两次战乱之后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高峰。在重点讨论清代徽州地区的宗族有关祖先祭祀过程中遍修祠堂、重修宗谱、合修坟茔等内容的基础上,以《茗州吴氏家典》作为徽州祭祖研究的个案,论述贯穿清代徽州宗族祭祖的宗法思想和宗族实践。     

宋代梓州与中江洪水资料的史源学考察

本文从《宋史》、《文献通考》、《古今图书集成》与各级方志中钩稽出宋代梓州与中江洪水的资料，并按年代顺序编排，对其加以史源学考察；且对其中的方志洪水资料年代记载的讹误进行考辨，以期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在此基础上，对宋代梓州与中江洪水的概况和规律作出归纳与概括。     

“即从巴峡穿巫峡”句之我见

杜甫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的“即从巴峡穿巫峡”句,对于其中的“巴峡”,中学语文课本注:“巴峡,泛指长江流经四川省境内的一段;这一段峡谷很多,大部分属古代巴郡范围.”据此看来,注者认为当时杜甫是设想从梓州(此诗即是诗人流亡梓州时所写)到巴郡一带,再顺流东下的.     

深圳坑梓客民黄氏堂联考

坑梓客家黄氏围堡的祖传堂联,崇宗敬祖,追本溯源,往往寥寥数语,便高度概括了一部宗族发展史,极具文化象征意义。这些传统堂联传递出的人文信息,成为家族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也成为深圳珍贵的地方人文史料。     

略论中澳友好省州(城市)关系的几个问题

国际友好省州、友好城市是以地方政府为主导,以经贸、文化交流为主要内容,以民间往来为拓展的一种新的国际交流形式。中国与澳大利亚自1972年建交以来,友好省州、友好城市关系不断发展,它有力地推动了两国关系的深化。本文概述了中澳友好省州(城市)关系建立的背景与现状,论述了中澳友好省州(城市)关系建立的条件与动因,考察了中澳友好省州(城市)关系发展的历史轨迹,并探讨了中澳友好省州(城市)的关系在推动两国交流中的意义与作用以及存在的问题,强调在中澳关系中,友好省州(城市)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和特殊作用,它为中澳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和纽带,促进了中澳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     

弗里德曼中国宗族研究范式批判——兼论宗族研究范式的认同取向

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研究范式对中国学界有极大的影响,同时也引发了许多直接或间接的学术批判,但迄今为止,学界对弗里德曼中国宗族理论的批评有一定偏颇,特别是对构成弗里德曼宗族研究范式之内核的地方化宗族和组织化宗族理论没有进行足够的反思。此外,由于解放后中国宗族的演变超出了弗里德曼所勾勒的传统宗族模式,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复兴的宗族与弗里德曼所论及的传统宗族也有明显的区别,因此弗里德曼的组织化宗族和地方化宗族的研究取向对于当代中国的宗族研究已经不太有效。当代中国的宗族是一个复杂多面的社会文化现象,以文化认同作为当下宗族研究的可选进路,有助于突破宗族研究中的理性主义、功能主义解释策略之局限性。     

论祖逖与北伐

(一) 祖逖字士稚,西晋泰始二年(266),生于范阳遒县(今河北省涞水县北),“世吏二千石,为北州旧姓”。《晋书》卷六二本传称逖少孤,性豁荡,不修仪检,年十四五犹未知书。然轻财好侠,慷慨有节尚,每至田舍,辄称兄意,散谷帛以碉贫乏,乡党宗族以是重之。后乃博览书记,该涉古今,往来京师,见者谓逖有赞世才具。后侨居阳平(郡名,治所在今河     

杜诗论严武

杜甫一生困顿潦倒，但结交往来不乏上流权要，如房琯、高适、严武之属，在这些人中，严武算是过往较密的，在杜甫一生可怜的仕宦生涯中，严武幕下的幕府生活就占了很重的比重。翻开杜诗，严、杜诗酒唱和、迎送酬答之作不在少数，据粗略统计竟达三十余首。这些诗又几乎集中在严武坐镇两川时期。严杜交往对杜甫后期的政治生活曾产生过一定影响，然而作为杜甫诗友的严武，在正史本传中却是一个聚讼纷坛的人物。刘昫《旧唐书》卷一百二十九严武本传载：……（武）前后在蜀累肆年，志逞欲恣行猛政。梓州刺史章彝初为武判官，及是小不副意赴成都杖…     

曹学佺《蜀中名胜记》辨误

明人曹学佺编撰的《蜀中名胜记》保存了大量巴蜀文献,但由于编撰时间仓促,他对于一些材料的审核不够精细,故书中存在一些讹误之处。本文就其中四则比较典型的讹误辨正于此:卷八误将崔公辅诗句为李渭作,卷十五误以岑参嵩阳南溪别业为叙州南溪县别业,卷十七误以为白居易诗《涂山寺独游》中的"涂山寺"在巴县涂山,卷二十九误以李峤父李镇恶梓州事迹为苏味道父苏荣事迹。     

现代化进程中宗族的嬗变

宗族具有血缘性和宗法性两个基本属性,这是宗族作为一个联结国家和社会个体成员的中间组织的两个权力来源。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宗族的两个权力来源逐渐式微,宗族已开始向一种新型的社团组织嬗变。     

宗族组织与村民自治的非兼容性

宗族组织长期、广泛存在于中国社会,湘西的宗族组织还有小型化及封闭性等特点。近年来宗族组织有复兴之势,然而由于其固有的一些特性,宗族组织与村民自治这一农村民主化建设的重大举措存在着不兼容性。如何诱导、调适,以便加快乡村民主化进程,这是我国村民自治建设中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     

再谈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

《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1期上载有苏兴氏《也谈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一文,对拙作《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及国内外研究者一些有关的看法提出了批评。简单地说,我(以及苏氏批评的另外几位研究者)对百回本《西游记》为吴承恩作的说法是持保留态度的,苏氏则认为这种保留态度是不必要的。苏氏把我们之间的分歧分为四个方面,然后一一加以论述。由于我对这个问题的基本观点在《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一文中业已阐述,没有必要加以重复;本文仅就苏氏所提出的四个方面,略申鄙见,以就教于苏氏和其他的同行。     

城中村改造与宗族变迁——基于深圳两个宗族村落城中村旧改的探析

在城市化改造日益深入的今天,传统宗族的文化逻辑和物质基础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形态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A村的Z氏宗族与B村的L氏宗族分别位于深圳市区和郊区。这两个宗族均具有与都市文化相悖的宗族物质基础与精神基础,都在本世纪初期先后经历了旧城改造并与现代化大都市共存的命运,却在城中村改造中选择了大相径庭的发展路径:前者期望以资本运作者的姿态融合到经济领域当中去,后者则将自身的文化诉求付诸城市文化建设中来。这两个宗族的旧改进程表明:都市宗族采用股份有限公司与宗亲会的形式展开族内管理,宗祠、祭祀仪式存有与否并不是宗族是否消亡的标志;地理位置、政府决策以及与海外族人关系是左右都市宗族城市化发展路向的重要因素;从被动适应城市到主动参与城市经济、文化建设,正是当下传统宗族社会组织适应都市进程的新形态,为我们的城中村改造工作带来了新的启示。     

杨炯孔庙碑文系年质疑

初唐“四杰”中的杨炯曾为蜀地写了两篇孔庙碑文,即《大唐益州大都督府新都县学先圣庙堂碑文》和《遂州长江县先圣孔子庙堂碑》。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盈川集》中两篇重要著作。关于这两篇文章的系年,近来的研究者大体都认为是他任梓州司法参军时所作。如傅璇琮同志《卢照邻杨炯简谱》垂拱三年条下云:“在梓州所作,又有……《大唐益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