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有的最高诗情——“祖国母亲”考辨

“祖国母亲”这一看似自明性的称谓,恰恰是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凝成的一个饱含国人情思的短语。我们发现这一隐喻系统是一个“现代性的后果”,它的生成与流变关联着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诸如西学引入、民族国家想象、妇女解放、革命等重大问题。在1949以后的中国现代性进程中,母亲与祖国结成了牢不可破的隐喻关系,为适应现代性的国家叙事,母亲也被固化为至高无上的圣母形象。     

“表现自己与隐藏自己之间”—试析现代著名诗人戴望舒的“诗情”

戴望舒是20世纪上半叶杰出的天才诗人、现代诗派的代表人物。本文对戴望舒“诗情”的特点和其思想文化背景,进行了简要的分析。戴望舒对诗歌理论有着独到的见解,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是其自由主义立场。他的创作实践从注重诗的音韵、转向对“诗情”的不懈追求,作品含蓄内敛,给读者留下了无尽的想象空间。     

中国早期社会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以“魁阁”学术集团为对象

＂魁阁＂堪称中国近现代社会学、人类学研究黄金时代的重要实验室,在费孝通先生的带领下,魁阁成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辉煌的成果。70年过去了,＂魁阁＂的遗产我们究竟理解了多少？面对＂魁阁＂的遗产我们做了什么？该做什么？怎样做？仍然是需要我们不断反思和探索的重要问题。     

缺失的“民族”与整体的“社会”——从魁阁时期的两个研究文本谈起

魁阁时期两个"民族地区"的研究文本-许烺光的《祖荫下》与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其所呈现的研究特点、研究方法与知识关怀,对于当前的民族研究仍旧有着借鉴意义。在20世纪40年代,无论是当地人自身还是外来研究者,都没有按照今天的民族分类来认识周边的社会世界,因此,在研究文本中,"民族"是缺失的,可见的是对社会整体性的关注,以及对具有普遍社会科学意义的理论的追寻。建国后,随着民族识别的完成与民族学知识体系的构建,"民族"亦成为了学术研究中的概念框架。此后的民族学研究,出现了一些内在的困境,近年来,关于更新民族学知识体系的呼声也日益强烈。民族研究,应当被纳入中国整体性的叙述,对民族地区"整体社会"的关照,当是民族研究的应有之义。     

“王正月”与“《春秋》新王”论——董仲舒《春秋》思想略论

作为汉代治春秋学大家,董仲舒指出,"王正月"是春秋公羊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所正皆不同。王者建正朔的目的在于"变易民心","革其耳目";"王正月"则可以正人伦纲纪,推王道。《春秋》"王正月"也是"大一统"的需要。在董仲舒看来,孔子因鲁史记,撰作《春秋》,设素王之法,而标榜天子之事,托鲁王为君,以黑统取代周赤,以夏为远,以周为近,封宋为故国,合伯、子、男为一爵,从而构成了孔子"新王"改制的主体内容。     

生存心境的单元总释——《圣经》与《尤利西斯》“返乡”模式比较

＂返乡＂是各国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重要情节元素。《圣经》和《尤利西斯》在象征手法下,揭示了更多不同于一般意义的＂返乡＂内涵。通过对这种特殊心境的根源探究,为孤独、焦虑的现代生存心境寻求可能存在的精神指引。     

“随园第一女弟子”席佩兰对诗的自觉意识

席佩兰,乾嘉年间常熟女诗人,人称＂随园第一女弟子＂。在乾嘉兴盛的江南女性诗坛上,席佩兰有重要的影响,其显著特点即对诗的自觉意识,主要体现在：诗歌创作上的多元、语汇使用上的新颖、诗学理论上的建树。从席佩兰的《长真阁集》可以看出名师指点、伉俪互动、诗侣酬唱对女诗人成长的助益,对女性诗坛兴盛的促进。     

浅析壮族民间故事中“莫一大王”的形象

莫一大王是神话人物,也是传说人物,是壮族人民在与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不怕困难,积极乐观的精神的象征,也是壮族人民反抗压迫的斗争精神的象征。     

苏轼的“离形得似”与宋代文人画

中国古代绘画理论从"以形写神"到"离形得似"的转变,不仅仅是关于形神关系的观念转变,在更深层、更本质的意义上,它也是封建社会后期,时代审美兴趣的重心从外在事物向内在心灵的迁移.     

老子与柏拉图的“王”思想比较

通过老子与柏拉图"王"思想的比较,我们可以透视中西文化的一些差异.虽然二人都把"王"归因于抽象的道或理,但"王"仍有明显的区别老子的"圣王"立足于现实世界,与天地宇宙共融相通,具有"朴"道的德性,其治国方法是"无为",即依据"道法自然"的原则去实现社会的复古;柏拉图的"哲学王"则立足于理念世界,在二元对立中确立王的神性,凭借正义(有为)以图建立等级分明的理想国.     

略论赵翼与王鸣盛对“前四史”的批评

清代学者颇重《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而近人称这四部"正史"为"前四史"。赵翼、王鸣盛对"前四史"的评论,对今人认识"前四史"多有裨益。赵翼对"前四史"批评的总的特点是重史事原委以及对史事的评价。王鸣盛则侧重于品评史书编纂及其得失。在对"前四史"的批评上,二人体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赵翼举重舍轻,故简要而多解说。相比之下,王鸣盛则轻重并举,故繁冗而多训故。王鸣盛和赵翼都善于运用比较的方法评论"前四史",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     

离农：农村教育发展的趋势与问题——兼论“离农”和“为农”之争

“离农”和“为农”涉及农村教育发展的不同取向,在现有讨论中,它被建构成一种两难选择.本文试图通过历史考察,澄清当前讨论中的问题,并引入一种新的视角,即在教育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来考察农村教育问题,把理念之争转变为关于“农村教育改造”方案的讨论.在人口流动背景下,“离农”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趋势,农村教育的问题在于强化而非缓解既有的社会问题.因此,我们提出“再嵌入”的教育改造方案,强调重建学校和农村社会的关系,意义在于使农村儿童的生活回归乡土,从而使他们获得一种整合的教育经验.     

《蝇王》:“日神”与“酒神”的人性冲突

为揭示人性恶这一主题,威廉.戈尔丁在《蝇王》中精心营造了一个观察人类本性的理想环境。在这里,人性的善恶借助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的艺术冲突得以充分展现。这里的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不是按照小说中拉尔夫和杰克这两个角色进行的二分法,而是两种精神在同属某个角色基础上的冲突和较量。     

一体之治”与“政学合一”——王畿政治思想发微

王畿以四无说、现成良知说,发展了阳明的良知之学,在阳明后学中允称重镇.他在政治方面亦有系统思考,并非乏善可陈.其政治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一体之治”的思想,基于良知,以无欲为本,明圣学,鼓吹德礼之治,强调即业以成学;其次是“政学合一”的思想,主张以政为学、政在学中、政学不二、心平政平等.     

论“王道”与“王制”——从传统“王道”思维中走出来

"王道"是王权体系下的一种政治理想,对现实的王虽有某种批判意义,但又寄希望于王,其核心是王制:越是张扬王道,就越肯定王制;越是把王道作为一种理论追求,那么所谓的"道"就越依附于王,两者可谓相反相成。作为一种结构性存在,"王道"属于古代的一种政治思维,是一种历史的形态,与现代政治思维不在一个层面上。"王道"不仅是一种价值观念,也是一种很稳定的思维方式,影响至深。如何从传统"王道"的思维方式中走出来,是一个历史性的课题,这既要改变产生"王"、"道"互相论证的社会结构,又要有新的思维方式取代传统的思维方式。     

狂狷与中行──简论清初“四僧”与“四王”人生、艺事的分流

康有为《论语注》认为：“盖学道,贵中行之资,刚柔兼备;而任道,则非志高气上者不能,虽有小偏,终有大成。”明末清初,“中”只能是短暂的不稳定状态,狂者、狷者与“退懦”是三种人生范式。四僧是狂狷之士,而四王则近于“中行”,前者以“甚深之思”、“过情之怨”创作,“虽有小偏,终有大成”,后者以“中行之资”尽付于画,却“因”多而“革”少。     

盐与异族——对《格萨尔王传》“姜岭大战”的一种新理解

《格萨尔王传》"姜岭大战"分部中争夺盐海的故事并不是对某个真实历史事件的艺术加工和文学化表现,综合关于盐的存在和生产方式的历史地理背景以及《格萨尔王传》各分部本所提供的信息,可以推断,该分部对岭国人拥有盐湖而姜国人缺乏盐资源的表达主要是为了突出姜人的异族特征,而他族的异族特征被强调的同时,史诗强化了多康地区藏族的族群自我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