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榛的“文随世变”论与格调“通变”论

谢榛的诗学思想以“声律”为中心。其历谈声律格调，以分正变，来规避旧格调论单纯崇“正”的缺陷；以“三要”与“一我”“一心”为立足点，建设以“悟”为核心的主体才能，来丰富格调论的内涵；以“走笔成诗，琢句入神”来改造旧格调论的琢句求工之弊；在格调论的范围内，力图让诗性分析从偏执两极走向融通，以改变格调论崇尚汉魏范式的不足；他以对“法”的具体讨论，落实了对格调论内容的梳理。这样，“法”、“悟”、“神”、“兴”、“走笔”与“出入（初盛唐十四家）”一起，构成谢臻格调论诗学的新鲜特色。     

方回论“格高”与“圆熟”

方回评诗首推“格高”，自称“格高格卑”之论为其所创。其实，“格高格卑”之论并非方回所创，而是在宋人多以格论诗的背景下形成的。方回诗风崇尚也并非单讲“格高”，而是“格高”与“圆熟”互济。本文探讨了“格高”与“圆熟”的来处，分析了“格高”、“圆熟”多方面的含义。     

论“真”与“真理”

论“真”与“真理”王路本文认为，真与真理是两个概念。西方哲学家所讨论的“ｔｒｕｔｈ”或“Ｗａｈｒｈｅｉｔ”是“真”，而不是“真理”。然而，多年来国内学术界一直以“真理”一词翻译解释西方语言中的“ｔｒｕｔｈ”（或“Ｗａｈｒｈｅｉｔ”）一词，由此导致我们...     

《唐律疏议》“以”“准”字例析

“以”“准”字例在被作为法律用词时，存有细微差异。唐、元、明三朝律学，法律皆用“以”字例以显与真犯同，用“准”字例以示与真犯异。在《唐律疏议》中，“以”字例数量极大，且形态复杂；而“准”字例数量较小，形式简单。“以”“准”字例比类的目的在于依准基本罪名所在法条的罚则而为非基本罪名确立惩罚依据，其作用在于解决繁琐地另定罚则的立法弊病。     

“尽忠报国”和“精忠报国”

岳飞“尽忠报国”，出自元人编撰《宋史·岳飞传》．“初命何铸鞫之，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明嘉靖平话《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武穆精忠传》，也有作岳飞出钱请工匠在背上涅刺“尽忠报国”四字。按．“精忠”见于《宋史》岳飞本传，“帝手书”精忠岳飞’字，制旗以赐之。”但见有“精忠报国”，初始于明末李梅草创、冯梦龙改定的杂剧《精忠旗》，“史言飞背有‘精忠报国’四大字”。此或为作者误识．不作为凭；但后来重蹈此误，而影响于它者，当出自清乾隆帝。乾隆十五年（１７５０年）皇帝所写与汤阴岳庙…     

释“鬼梦”

卜辞常见“鬼梦”中的“鬼”如同《周礼》里的“占梦”；“多鬼梦”就是诸多“占梦”作梦。在甲骨文中，“鬼”的专职乃是为占吉凶而作梦。后世的“鬼”指巫觋所见的鬼魂，是卜辞“鬼”的引申义。因“鬼”能见常人之所不能见，故其所见就是神示之兆。卜辞以“占梦”称“鬼”，而梦字又不从“鬼”，是因为“鬼”戴四目头乃是其“赠”祭以逐恶梦之形象，行其“占梦”职而睡乡觅梦之时却必得除去四目面具，故“梦”字形中之“占梦”并不象四目之“鬼”     

“依法治校”与“以德治校”的理性思考

“依法治校”与“以德治校”是时下各级各类学校里讨论的热门话题。随着“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方略的提出和推行，“依法治校”与“以德治校”已经成为我国学校管理的理念，并在实践层面开始了操作。如何坚持在“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大背景……     

浅谈“德治”和“法治”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是我们党在治国方略上的新发展。本文从理论、历史、现实国情三个方面论证了“德治”和“法治”的辨证统一的关系，只有“德治”和“法治”相结合，才是治国之上策，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并从加强法制建设，促进道德建设；道德建设法制化；加强道德规范的研究；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四个方面阐述了如何加强道德建设，使“法治”和“德治”协调发展。对于推动两个文明建设，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     

孔子哲学的“体”“用”关系──仁:“孝”、“忠·恕”、“中庸”

孔子哲学的“体”，是“仁”。孔子在他的哲学体系中怎么体现“仁”的呢？这是关于实现其哲学的非常重要的问题。这篇论文旨在通过以“孝”、“忠·恕”、“中庸”为“用”的研究方法，探索孔子哲学以“仁”与“孝”、“忠·恕”、“中庸”的关系及内容。“仁者人也。”（《中庸·二十章》）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孔子在不同场合对“仁”作过多种解释。他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在那个鬼神观念弥漫全社会的时代，人们普遍以为自己是自己头脑创造物的附属品，缺乏独立“人”的观念。这时孔子强调“人”的存在，强…     

“无为而治”的谬误剖析──“干扰”与“本性”

“无为而治”的谬误剖析──“干扰”与“本性”［香港］黄展骥１．“树树”与“树人”郭先生以种树为业，十分成功，树长得又高又大，果子很丰盛。别人很想仿效他，但总没有办法。有人向他原因。他答道：“我并没有什么秘诀，只不过顺着树木的天性，让它尽量发展罢了。种...     

浅谈企业文书档案以“件”取代“卷”及“案盒”取代“案卷”的意义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企业办公自动化的普及和计算机在企业档案管理工作中的广泛运用，企业档案工作正逐步实现现代化、标准化、网络化管理。传统的立卷方法的弊端越加明显，严重影响了企业档案工作的效率和档案的现代化管理。实践证明，企业文书档案以“件”取代“卷”及“案盒”取代“案卷”克服传统的弊端，顺应企业档案工作的发展方向。本文拟从企业文书档案以“件”取代“卷”及“案盒”取代“案卷”的改革及其重要意义谈谈粗浅看法。     

“知类”的时代——存在于子、集之间的汉代“小说家”与“赋家”

汉代是一个“知类”的时代，“家”意识觉醒。赋与小说成“家”的最大学术背景是《汉书·艺文志》将王道分崩离析后的民间私家之学和汉代众多新兴的学术重新汇聚起来，在新的统一帝国建构“新王官之学”，故以新参与者身份择“小说家”与“赋家”分别入“诸子略”与“诗赋略”，观采新王政之道。在早期中国知识学系统化的过程中，小说家和赋家又以“艺文类聚”之法，将从“类”的知识体系文学化。从知识归类视角考察“小说家”与“赋家”，既要以逆流而上的思路，由“四部”返回“七略”，在文集未炽盛之时，视二者为“一子之学”，在“新王官之学”建构体系中观其流别；也要以顺流而下的思路，观子学与文集成合流之势，觇见二者在流衍中互有交织，可资观采，又繁类成艳而“艺文类聚”，逐渐与子部疏离，进入集部视野。     

“忘却”是悲——“三八节”有感

一年一度的“三八妇女节”到来之际，女性公民们自然忘不了这个属于“自己”的节日。于是，“巾帼英雄”、“女强人”、“女村民”、“女市民”、“女明星”、“女健儿”、“女军人”、“女教师”……凡“女性者”，皆以不同方式纪念这一节日。她们或尽展风姿、或尽展才情、或尽展心智、或尽展嗜好、或尽展组织才能．…．．让这一天的欢乐和喜悦永驻在心底，     

“据文求义”与“惟凭《圣经》”——中西经学诠释学视域下的“舍传求经”及其“义文反转”

“据文求义”与“惟凭《圣经》”是中西方“经学变古时代”极富挑战意义的诠释学方法和命题。为了反对各自经学传统的“繁琐”与“破碎”，欧阳修和马丁·路德均以捍卫或重申“圣经权威”为己任，并且都在这一诠释诉求下选择了“经义显明”的释经策略。而在具体的解经操作中，两位经学变古者又假借某种“单一”的“本义观”，以摆落各自经学中的“四重意义说”。然而，由于“本义观”的“先行”及其内在的“二元性”——圣人之志/诗人之意、灵意/字句，“据文求义”与“惟凭《圣经》”亦在信仰与理解的诠释循环中反转为“据义求文”。     

“马绢贸易”与“丝绸之路”的繁荣

新疆为“丝绸之路”的繁荣发展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新疆与内地的“马绢贸易”更是“丝绸之路”繁荣发展的重要因素。“马绢贸易”主要是通过“以物易物”的官方“互赠”、“互市”两种形式进行。“马绢贸易”的兴盛，促使“丝绸之路”空前繁荣。“马绢贸易”活动还促进了新疆本地蚕桑业的发展。     

释“湖湘”

中国区域文化研究中，“湖南文化”多被称作“湖湘文化。”然以“湖湘”为湖南之雅称并不确切。历史地考察，“湖湘”实可为两湖之通称。“湖湘”并举，盖始于唐。张说有“游洞庭湖湘”诗。不过此处“湖湘”仅指洞庭湖。张说游“洞庭帕”（君山），以其水盛时“宛在太湖中，可望不可即”，特地选择“寒沙际水平”的季节①。其时洞庭湖已“秋水归宿壑，此（君）山复居于陆，唯一条湘川而且”③。故张说以湖、湘并举。宋代“湖湘”之称甚为普遍。见于官方文书者如“新利州路运判温益可湖南转运判官制”称：“湖湘之阻远于京师”’③；见于正史…     

从明儒“斋”“庵”“轩”之号看心性之学

中国人的姓、名、字、号是一门学问。由“名”之字义引出的“字”（如岳飞字鹏举）都是既定的，即是父母给定的，所以会有这样的说法——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而作为人名之外的“号”则是另起的或后起的，是自称的或自号的，如葛洪自号“抱朴子”，陶弘景自称“华阳隐居”，并由此在人间著述书札以“号”代名。怀着这种常识，在重读《明儒学案》之余，发现这种起自于晋宋时期的自“号”风气（见《日知录》卷二十三《自称字》），在明代得到极大的普及，以致使黄宗表在编《明儒学案》目录时往往将“号”置“名”前，出现的称呼竟然是这样的：…     

试释《文赋》“怀霜”“临云”

陆机＜文赋＞开篇有一段著名的话，谈到作者在创作之前的准备：“但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认为作文之由，总归两途：一感于物，一本于学。下文紧接着就说：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干劲秋，喜柔务于劳春。心凛凛以怀霜，志沙妙而临云。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投笔，聊宣之乎斯文。此数语即是就上文“玄览”“典坟”二端分别铺陈而言的。其中“遵四时以叹逝”至“喜柔条于芳春”明显就是上文“但中区以玄览”的演绎；自“咏世德之骏烈”至“嘉丽藻之彬彬”无疑是“颐情志于典坟…     

顺天应人：人心政治的“源”与“流”

寻求“至善生活”的实现方式，是西东方社会政治制度体系的共同追求。西方社会立基于人性是恶的、公权力是恶的“双重恶”理论假设，通过委托-代理式单向度不信任的政治制度设计，建构了基于个人主义的以保护私人财产权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体系，最终却陷入了制度无以统合不确定性的新型丛林法则时代。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出于规模社会的治理需要，建构了立基于集体主义的人民与政府间双向有机互动、彼此高度信任、整体团结合力的人心政治形态。在以民心皈依为根本指向、以人心评判为最高标准、以人民本位观为根本价值指导的东方社会人心政治形态中，“民心之所望，执政之所向”，是人心政治的“源”之所在，内蕴着需求之源、使命之源与责任之源三重动力体系；“天命无常，有德者居之，有能者为之”，是“人心政治”的“流”之所在，孕生了通过具有理性力、能动力与行动力的组织将制度与人有机地统合起来，推动政治制度体系的“源”与“流”有序运转并综合发挥作用的自我调适机制，以达成服务人民、发展国家、促进和平的最终目的。     

中庸之“中”探微

中庸之“中”字的涵义是全面的，也是自成系统的，与其相关的“执中”、“中和”、“时中”等概念均由“中”字衍生而来。在“中”与道德的关系上，中国儒家所言“中庸”是“至德”，而古希腊中庸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中庸是区别于自然界的人事界之“中”，是最高的善。中庸以适度为原则，但它不容易达到。人的行为必须以理性为指导，才能达到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