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与亚洲:冷战后日本的选择与走向

以 1 990年的海湾战争为契机 ,日本国内掀起了一场关于未来日本外交战略的争论 ,争论的核心与焦点围绕以下三个问题 :继续维持日美同盟 ,维持已有宪法 ,并在此基础上继续“脱亚入美”战略 ?还是回归亚洲 ,与亚洲建立更密切的关系 ,来共同对抗美国霸权 ?或是既亲美又入亚 ,与美国一起合霸亚洲 ?这场争论实际上是关于日本未来走向的争论 ,也是关于日本外交战略选择的争论 ,是冷战后日本面临的首要问题之一。一、“回归亚洲”战略的提出及其背景　　 80年代后 ,随着亚洲经济的蓬勃发展及日美摩擦的不断加剧 ,日本开始检讨其亚洲观及其与亚洲的…     

冷战结束后日本的"普通国家化"评析

冷战结束后 ,日本推行的是一条没有“普通国家”的“普通国家”路线。相对于军事大国化仅仅是这一政治理念的具体表象而言 ,自主性和大国化构成了“普通国家”的真实内涵。日本在内政和外交方面的多种实践 ,说明我们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日本的“普通国家化” ,才能避免战略应对上的被动     

后冷战时期日本亚太经济战略的变化

后冷战时期日本亚太经济战略的变化王少普战后日本亚太经济战略的酝酿是在６０年代，其标志是“日本经济调查协会”１９６２年５月提出的“太平洋经济合作方向”报告。当时世界正处于东西对立的冷战时代。作为酝酿阶段的日本亚太经济战略有如下特点：１．主要意图在实现出...     

试析冷战后日本防卫战略的变化

冷战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的防卫思想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一方面“自主防卫”的意识有所增强;另一方面,加强了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这一转变的发生,与日本自身的发展战略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均有关系.它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及中日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日本文化的特征

神道的特色 (1)“换衣偶人”现象 日本水稻农业时代的文化、文明的特征是什么呢?要找出它的特征,应该说与水稻农业生产同时出现,永存至今的文化现象是最好的线索。其中,首先恐怕就是神道了. 神道伴随着扎根于日本风土的水稻农业生活的民俗信仰而产生,是至今仍依靠它哺育的宗教。在欧洲,民俗信仰中的某些成分被外来的基督教吸收,不为吸收的部分被视为异端邪说潜伏于民间.东南亚的宗教信仰被佛教、回教、基督教等外来宗教占领,幸免部分畏缩在民间残存下来.但可以说,这些都未能产生出象神道这种形式的日本的“固有宗教”.     

我的日本文化观

中国人是怎样看待日本文化的?我想根据我自己的认识来谈一谈。由于不是长期生活在日本,又不能经常地接触和享受日本的文化,因此在谈论日本文化的时候,难免会隔靴搔痒,有些看法甚至可能是奇谈怪论。这一点,我想在我谈论日本文化的时候需要声明在先的。明治维新以后,中国曾经派遣大量留学生到日本学习。最多的时候曾达到一万名以上(一九○六年)。中国派留学生到日本,是否象过去日本派遣隋使、遣唐使到中国来学习中国文化那样,是来学习日本文化的呢?总的看来,不是这样。由于日本明治维新成功,速成学     

冷战后的中国对日外交战略选择

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应当是既符合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又有利于实现自身的长远利益。中国的对日战略也应该是对中日两国相关的国际形势及日本对华政策深刻研究的结果。对中国而言,对日政策的理性目标是真正的友好合作,实现共同利益,最低的底线是防止政治斗争激化导致全面对抗。中日关系将在合作与摩擦中曲折地向前发展。中国在对日关系中必须有“新思维”     

日本外交的文化渊源

亨廷顿发表的《文明冲突论》和“9·11”事件的发生引起了人们对外交行为的文化探索。文化通过影响一国的外交行为进而影响国际关系。日本种种“不可思议”的外交行为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特殊文化”基因呢？日本的岛国环境使之具有了一种“岛国根性”，危机意识异常浓烈，因此“集团主义”成为日本文化的典型特征，外交上便表现为结盟外交和“不负责任”外交。独特的“耻感文化”也在此基础上形成，但是日本人的“町人根性”和特有的“中间人制度”完美地平衡了“耻感”，这一点从日本顺从地接受美国占领便可见一斑。日本“特殊文化”打造的外变气盾必须有所改变．才能在国际社会中有所作为。     

日本吸收中国古代文化的历史考察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有自在系统的先进文化,因而对周边国家产生过巨大的辐射力。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历史上曾深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本文从日本历史发展阶段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的重大影响。     

日本国家安全战略与防卫政策的调整--关于"有事法制"的思考

日本政府30多年来一直想建立被称之为“有事法制”的武装介入国际冲突的法律机制，并终于在2003年5月如愿以偿。日本舆论称之为“36小时走完了26年的路”。日本政府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如此迅速地通过了“有事法制三法案”?什么是“有事法制三法案”?其内容如何?对日本政治外交有什么影响?本文拟对上述问题作简要述评。     

冷战时期日本的联合国外交

冷战时期,日本联合国外交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加入联合国,摆脱因战败而沦落为“二等国家”的困境,获得一个有利的和平环境,发展对外关系,迅速恢复经济。二战后的50年代到70年代,日本的确在联合国外交中大展身手,但由于其联合国外交本身的先天不足和后天受限,以及联合国中发展中国家成员的增多,日本的联合国外交连连受挫。这也使日本降低联合国中心外交的调门,甚至一度冷却和放弃。     

日本"新民族主义"思潮分析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社会出现了一股“新民族主义”思潮,它鼓吹民族优越论、美化侵略战争、追求政治大国的目标,力图修改和平宪法,并不断地推动着日本的政策走向右倾,危害着亚太地区的安全。究其产生原因不外乎四点:独特的日本文化是其产生的历史根源;长期的泡沫经济、日趋右倾的政党政治、国际形势的变化是其形成的现实原因。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抑制其泛滥,警防日本偏离“和平与发展”的航向,向前越走越远。     

"介护保险制度"与日本医疗保障制度改革

在近年日本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 ,“介护保险制度”是作为日本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一项新制度而提出的。它对日本人的养老与医疗制度的建设与完善有着重要影响。本文就日本“介护保险制度”的内外关系、改革的动因进行一些探讨 ,并对其改革的趋势加以评估     

日本和韩国的"文化立国"战略及其对我国的借鉴

日本和韩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先后明确了“文化立国”战略,大力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本文阐述了日本“文化立国”战略的确立和基本政策,韩国“文化立国”战略的提出及实施效果,并提出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借鉴。     

"四川作战计划"与日本对华政策的再调整

“四川作战计划”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在中国战场的一次重大的战略行动,它的出台与日本的世界战略尤其是对华政策的新变化是密切相关的。太平洋战场形势的急转直下和中国军民的持久抗战是日本不得不放弃“四川作战计划”的主要原因。     

论鲁迅针对中国人弱点谈日本国民性问题

关于鲁迅所谈的“国民性”的概念,目前专家学者的意见是不一致的。本文赞成这种观点:“鲁迅所说的国民性,就是由中国社会的历史和中国社会的现状所造成的中国人的思想和精神状态及其特点。”①所以,鲁迅听谈的日本国民性,即由日本社会的历史和日本社会的现状所造成的日本人的思想和精神状态及其特点。考察日本国民性问题,主要以日本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为根据。那么,针对中国人的弱点:鲁迅谈日本国民性的内容是什么呢?鲁迅谈日本国民性的形成原因是什么呢?鲁迅所谈的日本国民性问题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何裨益呢?这些,正是本文所要论述的。     

透析日本经济病

本世纪 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空前的危机 :经济长期萧条、增长乏力。尤其在1 997年底出现了战后以来的最低负增长 ;金融危机、财政危机、企业破产严重、日元下跌等一系列严峻的经济问题正困扰着日本。“日本成了亚洲的经济病夫”。那么 ,日本到底病在哪儿呢 ?作者从病症分析入手 ,对日本根症在于“经济周期病”、“科技滞后病”的观点提出了置疑 ,提出并论证了日本经济的真正病根 :体制滞后症。作者认为 ,要使日本经济恢复以往的生机与活力 ,唯一有效的药方就是彻底进行体制改革     

荆楚巫风与日本古俗

荆楚地区位于中国长江中游,是楚文化的发祥地,素以巫风盛行著称。令人惊奇的是,远隔重洋的日本,其古俗与荆楚巫风竟有不少十分相似!这种跨越了巨大时空距离的相似,究竟是什么原因形成的呢?二者之间有无渊源关系呢?下面就是笔者的一些初步探索与思考。一、招魂、跳丧及其它为了说明荆楚巫风与日本古俗之相似,我们首先将一些富有特色的荆楚信仰民俗,与日本类似风俗进行对比。     

认同与离异--评《"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

“中日文化近代转型比较”这一课题一直都倍受学者关注,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中日文化近代转型中的差异进行了分析。最近,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冯天瑜先生的《“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一书,作者选取了1862年日本“‘千岁丸’航行上海”这一历史个案,来分析中日两国近代转型的差异及其原因,可谓独具匠心。此著最大的特点是作者从文化比较的角度,通过分析日本藩士们在上海的所见、所闻、所感,来考察在西方文明冲击下,日本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与离异心理。作者指出,“千岁丸”上海行,虽然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偶然现象,但它背后…     

美国东方学与唐纳德·金日本文学研究的立场方法

日本研究及日本文学研究是美国东方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立场方法上取决于美国东方学的总体学术氛围和学术传统。唐纳德·金的日本研究是当代美国东方学的产物,有着美国人的“外位”的立场,但由于他长期在日本生活并且大量翻译日本文化典籍与文学作品,得以走进日本文化内部并对日本人的生活特别是审美生活进行切身体验,形成了一种“参与者”的姿态与立场,也没有一般美国学者对东方国家所持有的那种“东方主义”的傲慢与偏见,是一种“非东方主义”的东方学,并以此形成了自己鲜明的学术研究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