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实证研究

本文对我国2004年调整后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与主要经济指标的相关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在调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时应考虑的主要因素是人均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和最低工资标准。现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仅能满足低保户的生存需要,保障范围过于狭窄;与职工平均工资的比例相对偏低,反映了我国劳动者较大的贫富差距;与最低工资标准差距不大,不利于激励低保户的再就业。基于此,本文提出未来改进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政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实证研究

本文根据抽样调查的结果,探讨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状况及影响因素。本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还没有完全融入城市居民的生活圈,存在着一定的社会隔离。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性别、是否独生子女、城市生活体验、社区参与程度、相对剥夺感对其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感有显著性影响。     

居民发展能力评估与差异比较——以甘肃省张掖市、甘南自治州为例

阿玛帝业森的能力理论是有关人类文化发展、福利经济学、社会政策研究的哲学论述,是有关个体福利和生活质量评估、社会整顿、政策制定和社会改革等的标准分析框架。本文在简要介绍阿玛帝亚森能力分析的概念和评估方法之后,采用社会学研究方法,通过问卷调查,以黑河流域张掖市与甘南自治州城市居民的能力分析测定为例,尝试在国内开展能力分析的定量研究,并比较影响两地区居民能力的主要因素,分析了提升个体能力,开展能力分析研究的重要意义。     

城市老年人生活质量分析

本文运用2000年辽宁城市老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各类型城市老年人生活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指出一部分老年人已构成城市贫困群体和弱势群体,离退休金是保障城市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最重要因素,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是对城市老年人生活质量产生负向影响的主要因素。     

城市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上海浦东新区农民工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2006年上海浦东新区农民工生活质量调查数据,对农民工的主观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分析结果表明,1/3以上农民工对自己的总体生活质量表示满意;农民工的婚姻状况、月平均收入、居住类型和健康状况因素对其生活质量总体满意度有显著的影响,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居住时间因素对其生活质量总体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通过因子分析得到的"工作和保障满意度"和"生活环境满意度"对农民工的生活质量总体满意度的影响最为显著。     

城市低保措施满意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为社会最后一道"安全网",为社会的稳定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为低保政策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仍有低保对象对低保措施不满意。为提高低保措施的满意率、增强低保制度的实施效果,本文对影响城市低保措施满意率的因素进行探讨分析。研究采用系统和整群抽样方法对徐州市445名低保对象进行入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一般情况和症状自评量表(SCL-90)。结果显示影响城市低保措施满意率的因素是对生活质量、自身潜在价值的期望值和强大的生存压力。     

重庆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以重庆市农民工为调查对象,分析了农民工生活质量现状,采用因子分析与回归分析揭示影响农民工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并对农民工生活质量进行合理性评价.在此基础上,通过模拟方案分析寻求亟待提升的对农民工生活质量有拉动作用的影响因素,指出建立与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对提升农民工生活质量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浙江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区域差异：一项基于客观指标的聚类分析

生活质量是城市价值的核心,是一个多层面的复合概念。本文在宏观层次上综合出一套以客观指标构成的生活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从经济生活、社会保障、教育文化、生命健康、生活环境和交通通讯六个层面来衡量浙江省11个城市的居民生活质量状况．并运用聚类分析、方差分析等技术对各个城市生活质量的区域差异进行了比较研究．最后对如何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提出了一些建议。     

城市居民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接纳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对成都、义乌两地抽样问卷调查的资料,分析城市居民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接纳态度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城市居民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接纳态度处于中等水平,其中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情感接纳程度＞行为接纳程度＞认知接纳程度.不同性别、政治面貌和主观阶层地位的城市居民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接纳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而不同年龄、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的城市居民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接纳差异性不大.回归模型表明,政治面貌、主观阶层地位、社会关系网络、政策认知认同、对两类子女素质差异的评价以及认知来源是影响城市居民接纳农民工随迁子女的重要因素.     

城市居家老年人主观生活质量评价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根据城市居家老人生活质量评价的若干指标,对上海城市居家老人分事件类别的主观满意度及其整体生活状况的满意度进行了实证分析．并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城市居家老人各生活质量因素对整体生活主观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影响整体生活满意度评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经济状况因素、身体健康因素、心理健康因素、社会支持因素、婚姻状况、参与老年活动因素。     

中国婴儿死亡率模式

一、导言 婴儿死亡率是人口的总体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不同的婴儿死亡率常标志着不同的总体生活条件,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所以生活质量指数总把婴儿死亡率列为它的重要变量之一。本文将采用近期公布的数据来描述中国县市婴儿死亡率的变化,并检验影响其变化的主要社会经济卫生因素。     

高龄老人生活质量的分析

本文通过对248名八旬老人与437名七旬老人的生活质量(QOL)与生活满意度(DSL)的调查分析,发现八旬老人生活质量不如七旬老人,但生活满意度却优于七旬组;八旬老人呼吸系统与五官科疾病多见,但影响八旬老人生活质量的主要疾病是心脑血管疾病与糖尿病;婚姻状况对老人的生活满意度有重大影响.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差异的来源与解析:一个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根据CHARLS 2011年全国基线数据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通过社会地位、家庭经济、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复杂交互影响关系,解读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差异的来源.结果表明,社会地位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表现出双面性和复杂性;家庭经济是心理健康的首要因素,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呈正相关;家庭经济对身体健康影响不显著,老年人心理健康是身体健康的主要影响因素;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还表现出性别差异,男性表现更低.     

从阜新市的调查看城市居民对农民工信任缺失问题

农民工虽然进城,但是却没有取得城市居民的信任,这就使得农民工很难融入城市,进而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城市化的进程。本文以阜新市为例分析了城市居民对农民工所表现出的信任缺失,又从农民工的社会名声污名化、流动性、社群隔离、城市居民自身处境的忧虑、传统文化的影响五个方面分析了城市居民对农民工信任缺失的原因。最后,从四个方面提出了克服城市居民对农民工信任缺失的措施。     

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湖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2012年．国家人口计生委组织了第五次“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在湖南省抽取的样本分布在长株潭等14个地市,本文以该样本数据为基础,选取流动人口融入意愿、对城市喜爱程度、对城市发展关注度、城市居民接纳态度等四个指标来衡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状况：运用OLS计量模型。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因素不再是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主要因素,流动人口年龄、受教育水平、社会公共政策等成为重要影响因素：女性比男性具有更高社会融合度;受教育水平越高、积极参加社区活动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流动人口具有更高社会融合度。     

我国生育率转变的微观经济分析

生育率转变,即生育率下降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影响我国生育率转变的微观经济因素主要有家庭收入、家庭经济类型、家庭消费模式和生活质量等。     

婚姻质量: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及其学术启示

西方关于婚姻质量的研究已有７０年的历史。本文主要通过对西方关于婚姻质量影响因素研究的综述，客观评价其学术得失，以及对我国婚姻质量研究的借鉴意义。     

城市社区中老年人口死亡态度影响因素研究

死亡态度直接影响个体的生命和生活质量。本文利用在成都市城市社区进行的抽样调查数据,对影响城市社区中老年人口死亡态度的个人和家庭因素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性别、身体健康状况、家庭经济状况、家庭谈论死亡情况是影响城市社区中老年人口死亡态度的因素。研究发现可为城市社区中老年人口死亡教育的实施、保障和促进该群体的生命和生活质量提供有益的参考。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冀北地区调查为基础

利用2010年冀北C县农村调查数据,借鉴生活质量的概念和研究框架,分析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生活质量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与已婚男性相比,未婚男性的客观生活质量和主观生活质量均明显偏低;居住方式和父母在世情况显著影响他们所获得的生活支持,工作、收入和社会保障显著影响他们的经济满意度;年龄、生理、心理和收入是影响未婚男性生活总体满意度的重要因素。经济满意度和生活总体满意度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社会交往满意度和生活总体满意度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分析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生活质量有利于把握其生存状态,也有利于理解其对社会公共安全的影响。     

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生态足迹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以长沙市为例

运用生态足迹理论,采用相关经济数据．计算了1990-2010年工业化进程中长沙市城市居民生活消费人均生态足迹,然后采用STIRPAT扩展模型,应用岭回归方法计量分析了人口、消费、技术及工业化水平对人均生态足迹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1990-2010年长沙市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的人均生态足迹由1990年的0．7133hm^2增至2010年的1．3699hm^2。但自2007年以来．人均生态足迹的增速有所减缓．这与长沙市培养居民生态消费模式密不可分。（2）人口增长、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提高导致长沙市城市居民生活消费人均生态足迹的增长．而人均万元GDP生态足迹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导致人均生态足迹的降低。为缓解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压力,长沙应降低人口负荷,大力推行生态消费模式,推进工业化的成效,强化技术和服务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