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全考古学”时代的到来——兼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建筑设计思想研究》

由于考古学产生约两百年来一直被定义为研究“物质遗存”，同时又缺乏探讨遗迹、器物纹饰内涵的理论与方法，导致考古学在基本理论、方法上与其目标追求长期陷入困境与悖论，而浩如烟海的纹饰及一些遗迹的内涵始终处于考古学的边缘不得解读。故基本教义的考古学从理论、方法到实践都是残缺不全的。因此提出“全考古学”概念，主张将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定义为“文化遗存”，同时将考古学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田野考古”及资料整理；第二阶段“室内考古”即读懂材料；第三阶段，探究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等。“全考古学”在研究方法上是全方位的、立体交叉式的；当前，我们应该大力倡导和支持“全考古学”研究。董婕、朱成杰著《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建筑设计思想研究》正是“全考古学”第二阶段的典型作品。     

中国艺术考古学初探

中国艺术考古学奠基于中国近代田野考古学理论与实践及中国艺术学科的确立和发展,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人类劳动创造的物质性遗存,即遗物和遗迹。这些研究对象具有科学性、功利性、多样性等特点。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来源于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文化人类学、图像学及对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资料的运用。同时,艺术考古学的研究离不开考古学、古代艺术史、民族学、宗教学、民艺学等学科的积极参与。     

科技考古学概述

科技考古学是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相交叉而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在研究对象、研究目标及基本理论方面,科技考古学与考古学保持一致。但科技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来自自然科学,在研究内容上则偏重于古代遗存所反映的科技内涵,这与考古学有所区别。尽管科技考古学的研究对考古学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但由于研究人员、经费、设备及学科本身等诸多因素的存在,目前科技考古学理论体系的建设尚有不足,需要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予以完善。     

简论中国古代军事后勤保障遗存的考古学研究

依军事后勤保障的内涵以及目前考古认知,军事后勤保障遗存主要包含了军械生产遗存、兵器存储遗存、军畜放养遗存、军粮储备遗存、军事通信遗存、军事交通遗存、军事训练遗存以及与后勤保障相关的出土文献等内容。军事后勤保障遗存的考古学研究立足于田野考古,遵循考古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践行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并且注重"长时段"的分析研究,尽可能地完成对古代人类军事活动的可靠解释。     

认知考古学及其在史前文化中的应用——以红山文化精神领域研究为例

认知考古学这一术语的正式提出是在20世纪80年代,它主要是研究人类的精神世界。对史前宗教和思想意识的研究,属于认知考古学的内容之一。红山文化是我国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亦称史前文化,也是东北地区最著名的史前考古学文化之一,红山文化大量遗存的发掘和出土备受学术界的关注,尤其是对遗存所表现的红山先民的精神世界的关注,从而把认知考古学在红山文化研究中的应用推向了深入。     

偏堡文化陶器分期与年代

偏堡文化遗存的发现已逾半个世纪了，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出土，这种文化遗存逐渐显现出了其在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中的重要地位，对其陶器分期、年代及该文化因素的传播与迁徙等问题的探讨是增进对该类文化遗存了解的必由之路。     

考古学文化的理论与方法

考古学的方法和理论是与发掘出土的古代物质遗存相适应的,同时与其他学科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考古学文化是考古学、特别是史前考古学基本的也是核心的概念,许多方法和理论都是围绕这一概念展开的。通过分析考古学文化概念的演变及有关的方法和理论,审视中外考古学发展的历程,可以从不同角度反映和解析当代考古学文化新的理解和新的研究方法。     

从考古资料探索汉匈关系——以和亲与文化交流为例

纵观汉朝与匈奴的关系,和亲与文化交流在汉匈关系史上有着突出地位。近年来,随着匈奴考古学的深入展开,在匈奴人活动的中心地域(即今蒙古国),发现了大量的墓葬、城址、聚落遗址等文化遗存。这些发现使我们对汉匈和亲政策及诸多方面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和认识,提供了丰富而详实的实物资料。本文拟就蒙古国匈奴贵族墓葬出土的汉代中原地区的物质文化遗存为主要考察对象,并结合文献史料,将汉匈和亲关系及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交流、互鉴与融合等方面做一探索。     

西河滩遗址发掘主要收获及其意义

甘肃酒泉西河滩遗址史前大型聚落遗存的发现,是近年来中国考古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其对于河西走廊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建立,进而全面认识我国西北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类型与分布等,具有重大学术价值。也是西北地区聚落考古研究一个难得的典型案例。根据其文化内涵特性,提出“西河滩遗存”的概念。     

新疆巴里坤岳公台-西黑沟遗址群初步认识

对岳公台一西黑沟遗址群的各类遗迹的性质、功能进行了初步探讨,提出了石筑高台及方形和长方形的石围墙基址、石结构墓葬以及静态剪影式的岩画的组合共存关系.反映了该地区某一古代游牧民族考古学文化的基本特征.试图揭示古代游牧民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的基本特征,并对古代游牧民族文化考古学研究的方法进行探讨.     

三峡考古与巴文化研究

根据三峡考古中发现的巴文化遗存、遗物资料 ,论述了三峡考古与巴文化研究的关系 ,并强调加强二者结合的研究 ,以及考古学在巴文化研究中的地位等。     

模糊聚类分析在考古学分类及相对年代研究中的初步运用

一、前言 在考古学的研究中,确定墓葬等考古遗存之间相对年代关系的一般方法是层位学方法和标型学方法。层位关系是确定相对年代早晚的直接依据,通常情况下它包括叠压和打破两种情况,对考古学文化遗存相对年代的排列不应与科学发掘所确认的层位叠压或打破关系相矛盾。然而直接的层位叠压或打破关系只有在同一遗址中才能发生;实际上即使是在同一遗     

偏堡文化陶器分期与年代

偏堡文化遗存的发现已逾半个世纪了,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出土,这种文化遗存逐渐显现出了其在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中的重要地位,对其陶器分期、年代及该文化因素的传播与迁徙等问题的探讨是增进对该类文化遗存了解的必由之路。     

下王岗遗址仰韶时期遗存性质研究：陶器视角

为探索下王岗遗址仰韶时期的文化性质,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考古学基本研究方法,从陶器研究入手,综合分析下王岗遗址仰韶时期遗存的特点。通过与仰韶文化核心区——陕西关中地区的典型遗存对比,认为其与典型仰韶时期文化有所联系但总体特征不同。因此应将下王岗仰韶时期遗存性质定位为仰韶时期的地方文化。     

中国地震考古学发展述评

中国的地震考古工作发轫于20世纪50年代,70年代成为一门学科。40年来,在理论方面、研究方法方面进行了诸多探索,形成了自身的特色。通过对国内外地震考古学学科发展进行初步比较,可以明确我国地震考古学学科发展的诸多优势与不足。为更好的促进我国地震考古学学科的发展,我们应当在人才培养、国际合作、多学科合作以及重视现代地震遗存方面做出努力。     

下辽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区域特征及其相关问题

下辽河流域地处东北地区的心腹地带,早在距今万年就已有古人类在此活动,在新石器时代阶段更分布有新乐下层文化、红山文化遗存、偏堡子文化等三种相继出现的考古学遗存,成为东北地区一个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区。该区域三种新石器时代遗存在年代发展序列上具有连贯性,却谱系关系疏离,其各自的形成和发展都表现为区域外文化的影响和作用。同时,下辽河流域文化的演进和更替又与东北地区文化的发展进程保持一致,区域内文化为东北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和融合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南方古代民族》

<正>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帆自1988年毕业至今,一直在云南省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在长期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中,杨帆致力于把对田野考古发掘实物遗存的分析与历史文献有机结合,以阐释考古学实物遗存中所蕴含的有关古代人群在云南乃至于华南和东南亚这一广袤的、自然条件极其多样的地区生存与     

20世纪闽台考古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闽台考古是中国区域考古重要而特殊的环节.在东南土著民族史的框架内解释闽台考古文化遗存,是闽台考古百年学术的基本定位;在重建史前文化谱系基础上的两岸考古文化比较研究,探索考古遗存背后的土著民族关系、民族迁徙,是闽台考古的基本实践;人类学传统与民族考古学方法是闽台考古的基本取向,这一研究丰富和发展了我国考古学术论坛.     

三峡地区民族民俗文物研究——兼谈考古学与民族学、民俗学之间的关系

自20世纪初期以来,三峡考古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既有巴、楚文化的遗存遗物,也有反映巴、楚、越民族文化关系的遗存遗物.这些考古成果中蕴含着丰富的民族学、民俗学资料,对研究古代三峡地区的民族经济、民族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研究过程表明,考古学与民族学、民俗学之间既相互渗透、又互为补充,三者相结合是研究民族民俗文物的重要方法.     

对体育考古学几个理论问题的思考

当前,对体育考古学理论构建研究的不深入、研究方向的不明确是体育考古学存在的主要问题。因此,有必要通过对体育考古的历史以及当前学者对体育考古学概念的认识来进一步确定体育考古学的研究范围、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