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小型水利设施管护方式与农户满意度——基于泾惠渠灌区811户农户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陕西省泾惠渠灌区811户农户调查数据,运用Ordered Probit模型,实证分析村集体管理、用水协会管理和私人承包经营管理三种农村小型水利设施管护方式的农户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目前农户对农村水利设施服务总体满意度不高,不满意比例达35%;不同管理方式农户满意度差异较大,其中,用水协会管理方式下的农户满意程度最高,私人承包其次,村集体管理方式下农户满意度最低。农户对小型水利设施管护的满意度受务农年限、水利设施认知、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例、损耗程度、维修及时性、用水纠纷的影响,且不同管理方式分组下农户满意度影响因素存在明显差异。     

农户小型农田水利投资意愿及影响因素的差异——基于粮食主产区和非主产区的比较

基于湖南省粮食主产区和非主产区471份农户调查数据,选取4组14个自变量建立多元Logistic模型,对农户小型农田水利投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区域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大部分农户具有投资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的意愿,但粮食主产区农户的意愿高于非主产区农户;无论是粮食主产区或非主产区,户主文化程度、身体状况、种粮收入、种粮补贴、自然灾害等7个因素对农户投资小型农田水利投资意愿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对现阶段农田水利设施整体状况评价因素有显著负向影响;家庭劳动力短缺状况对粮食主产区和非主产区农户投资意愿分别呈现较为显著的负向和正向影响,灌溉方式、大中型农田水利设施数量对粮食主产区农户投资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对非主产区呈现显著正向影响,而预计未来农田水利基础建设投资规划的影响刚好相反。     

农户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成本分担意愿及影响因素——基于陕西省调查数据

将合作供给成本公平合理的分摊给各参与农户,是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实现的关键。采用陕西省890户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价值评估法和Cox比例风险分析法对农户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的成本分担意愿及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农户成本分担意愿为小型水利设施总投资额的36.7%;农户水利认知对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成本分担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预期收益率影响次之;而风险偏好与成本分担意愿关系不大;农户的基本特征对成本分担意愿也有显著的影响。提出构建小型水利设施合作的收益远景、强化农户对小型水利设施的认知、建立完善的风险应激机制等建议。     

农户投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困境与对策———以安徽省阜阳市为例

基于对安徽省阜阳市部分区、县的实地调研结果,从引导农户参与投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角度,对当地农户投资小型农田水利的方式与特点展开了研究。从农户灌溉意识缺失、“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措施运行效果不佳以及水利设施产权改革难以推进等方面,分析了农户投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面临的困境,提出了加强农业职业教育、促进土地规模经营、推动农业产业化以及发展农民用水组织等多元化的投资渠道和促进皖北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思路与途径。     

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工程实证分析——基于江西10县的调研

本文通过对江西省10个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区)1196个样本农户的村域特征、农户家庭资源禀赋及生产经营特征、用水协会模型与管理方式、政策认知特征以及参与管理意愿进行调研和分析,旨在了解农户参与管理意愿的影响因素,并根据分析结果,提出激励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的政策建议,即:加强对小农水建设的同时,重视水源及支渠等水利设施的建设;明确管护主体的权责,完善管护体制;加强宣传,提高农户对小农水的认知水平;促进农田流转,切实提高农户收入水平;构建合理的水费计收制度。     

农户农业收入差异视角下 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效果评估

近年来,随着财政农业农村支出持续增加,中央基建投资继续向小型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倾斜,我国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水平不断提高。通过对河南、宁夏、陕西3省1 434户农户实地调查表明,农民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效果评价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这一结果与不同农户间农业收入差异有密切关系。通过采用有序Logit模型,基于1 434户微观农户数据,探析不同农业收入水平农户关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效果的评价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户需求是否满足、与邻村比较情况、农田水利设施灌溉的便利性及其维护管理情况是影响不同农业收入差异农户评价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效果的关键因素。农户性别、子女是否上学、近五年供给变化情况、水利管理部门重视程度、灌溉用水价格对部分农业收入差异组农户评价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效果影响也较显著。从进一步提升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水平、加强基层水利管理部门职能转变、完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监管机制和农户需求表达机制四个方面提出了建议。     

农户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意愿分析

利用内蒙古、宁夏、山东三个省份1024户微观农户数据,以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为例,引入农户社会信任因子,考虑农户收入水平差异,采用列联表方法,探究农户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的意愿仅为65％,而愿意参与供给的农户中,68％的农户选择以投资的方式参与供给。农户社会信任与农户参与供给意愿显著正相关,但农户收入水平与农户参与供给意愿的正向关联性较弱。社会信任水平较高的农户倾向于以投劳的方式参与供给,而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户倾向于以投资的方式参与供给。     

社会信任、收入水平与农村公共产品农户参与供给

基于内蒙古、宁夏、山东三省1024户微观农户数据,以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为例,采用样本选择模型,实证分析社会信任与收入水平对农户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愿意参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的农户占整体农户的比例为65%,这其中,68%的农户选择以投资的方式参与供给。社会信任与收入水平均对农户参与供给意愿有显著的正影响,但两者对农户参与供给方式的影响方向则相反。社会信任与收入水平各维度变量中,一般信任对农户参与供给意愿有显著正影响,但对农户参与供给方式有显著负影响,而特殊信任的影响效应则相反,且显著性水平较低;农业收入对农户参与供给意愿及方式都有显著正影响,而非农收入的正向影响效应则不显著。社会信任与收入水平对农户参与供给意愿及方式有一定交互影响效应。     

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农户出资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以粮食主产县市监利县和仙桃市农地整理项目区为研究区域,采用CVM调查农民专业协会管护模式下农户参与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出资的意愿。运用农户合作行为博弈模型逻辑分析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农户出资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而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和农户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表明,在农民专业协会管护模式下,83.04%农户对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有出资意愿,高于村集体管护模式下的出资意愿;家庭承包地面积、农户对后期管护工作重要性的认同程度和农地整理项目工程设施质量是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农户出资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据此提出为促进农户积极参与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出资,应培育农民组织作为后期管护主体,对工程设施进行定期检查与养护;鼓励、支持和保障农户进行耕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加大对后期管护的工作内容和重要性的宣传力度;加强农地整理项目施工监管力度。     

水利灌溉基础设施的供给和管理——基于C村水利基础设施变迁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C村80多年的公共水利灌溉基础设施的供给和管理的实证研究,发现私人、合作组织、村集体和政府各自在一定历史阶段成为提供水利灌溉服务的主体,水利灌溉基础设施发挥作用的效果与受益人群的边界、管理办法、乡规民约、组织体系等因素密切相关,提出发展私人灌溉设施和小型公共水利基础设施、明确定位政府部门的职权、强化村民在公共水利基础设施的管理权、发挥乡规民约的正向功能等政策措施。     

新一轮补助下黄土高原农户巩固退耕还林成果意愿实证分析

以两省三县384户不同退耕还林规模农户为例,运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影响农户退耕还林成果巩固意愿的因素。结果发现：愿意巩固退耕还林成果的农户所占比例为81.77%;户主年龄、户主文化程度、村庄人均耕地面积、退耕还林面积占耕地面积比重、现有退耕还林补贴标准、退耕后耕地面积以及外出务工月收入等因素对农户退耕还林成果巩固意愿有着正向的显著影响,而子女人数、种植业收入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重和耕地单位面积农资的投入量等因素对农户退耕还林成果巩固意愿有着负向的显著影响。提出了加强退耕还林地区农村中老年劳动力人力资本投资、促进县域非农产业的发展、适当提高大规模退耕农户的退耕补贴标准和着力推进黄土高原水利灌溉设施的建设等政策建议,以不断完善退耕还林成果巩固方案。     

农田水利管护模式对农户灌溉效率的影响

使用河北省井灌区618份农户的调查数据，探究私人和群体两种常见管护模式对农户灌溉用水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相较于群体管护模式，私人管护模式机井的使用农户具有显著更高的灌溉用水效率；使用私人管护机井的农户具有更高的农户型节水技术采纳程度和更好的设施维护状态，从而提升了灌溉用水效率，但是社区型节水技术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农户灌溉用水效率存在水价门槛值，群体管护机井的灌溉水价低于门槛值，其仍有较高的上升空间；部分私人管护机井灌溉水价远高于门槛值，已进入对灌溉用水效率的“无作用阶段”。基于此，私人管护模式应在继续保持农户高效用水的同时，以减少农户福利损失为优化方向；群体管护模式应以提升节水技术采纳和水利设施维护效果为改进目标。     

产权认知、组织信任与农户入股意愿——成都市统筹城乡改革的实证研究

基于成都市500户农户的调查,应用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分析了农户的产权认知水平、对组织的信任度与入股意愿的关系。研究表明：农户土地产权认知水平、对集体经济组织的信任对农户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参与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另外,当地非农产业发展水平及政府支持力度对农户的入股意愿也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为此,政府应从提高农户土地产权认知水平、健全集体经济组织的监督机制、发展农村二三产业等方面提高农户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参与意愿,从而提高土地股份合作制的效率。     

农民分化对农户参与用水协会意愿的影响分析

以510份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二元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户分化对农户参与用水协会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职业分化程度和经济分化程度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上对农户参与用水协会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而且职业分化和经济分化每提高1个单位,农户愿意参与用水协会的概率就会分别下降42.0%和5.1%。另外,年龄、文化程度、身体状况、家中16岁以下的小孩数、是否有家庭成员担任村干部、家庭用于亲朋好友的礼物支出占家庭生活费用的比重、对参与用水协会必要性的认知、对参与用水协会满意度的认知,对农户参与用水协会意愿有显著影响。     

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农田水利合作影响的实证研究

为解决农村水利设施供给困境,提高农户自主参与水利合作的积极性,从新的视角探究解决办法十分必要。从社会资本视角,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社会资本综合指数,引入Logistic模型全面分析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水利合作的影响。指出社会资本是一个多维度概念,可以划分为社会声望、社会规范、社会参与、网络规模、网络密度、社会信任六个维度,每个维度对农户参与水利合作有正向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同; 社会资本综合指数对农户参与农田水利合作有积极影响; 此外,农户合作意愿还受到文化程度、耕地面积、种植业收入比重的影响。研究旨在为发挥农户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解决农村水利建设合作问题提供实证依据。     

差异化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模式下的农户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实施有效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对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和结构性社会嵌入理论,从农户个体特征、区域环境特征、治理情境特征三方面分别选取差异化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模式下影响农户参与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参与意愿的因素并提出假说.利用黑龙江省的农户微观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女性较男性参与意愿更强,农户年龄、住房到垃圾处理设施距离、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占地面积、处理成本、技术操作难易程度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参与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的意愿,农户受教育程度、年家庭人均纯收入、区域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政府管理和服务供给以及处理模式的垃圾污染减轻程度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其中,垃圾清理频率和处理设备占地面积在卫生填埋处理模式下影响较大,农户受教育程度、村域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政策法规监管、环保教育宣传、垃圾清理频率在焚烧处理模式下影响较大,生物处理模式下农户参与意愿主要受农户年龄、受教育程度、年家庭人均纯收入、住房到垃圾处理设施距离、资金及技术支持、垃圾处理设施建立情况、处理成本、处理模式操作难易程度等因素的影响.     

我国农地产权科层分析

农地产权科层包括三个层次,即国家层次、集体层次、农户层次。国家层次规定整个农地的制度框架,集体层次负责当地农地的经营管理,农户层次具体实施承包土地的占用。三个层次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产权科层系统,其效率取决于各个层次产权内容的静态安排,也取决于系统的动态演化。运用农地产权科层模型对我国现行农地制度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三个层次都存在问题,整个科层系统的动态演化功能也严重弱化。解决方法是提高农户层次的产权质量,约束集体层次的产权边界,提升国家层次的规则等级。     

农户农产品安全生产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河南、山东、江苏、浙江、黑龙江等5个典型农业生产省份的100个行政村986个农户的微观面板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计量分析了影响农户安全生产行为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由农户生产行为意愿的估计结果显示,在显著性水平比较高的变量中,年龄、婚姻状况、打工经历、农户家庭土地规模、家庭农业生产农产品主要用途、农药价格等对农户安全生产行为有正向影响,而农业经营者的性别、农户家庭人口、农户家庭年收入、主要农产品的预期售价等影响不显著。农户家庭农业收入所占比重对农户安全生产行为的影响比较复杂,在不同的层次上表现出不同的显著水平。     

农户农房抵押贷款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四川省成都市为例

为探讨成都试验点农户农房抵押贷款意愿的影响因素,推进农房抵押贷款工作的深入开展,采用问卷调查、Logistic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对农房抵押融资具有一定参与意愿,农户近一年出现资金短缺对农房抵押意愿影响最大,且为正向影响;农户文化程度,家庭经济情况及对政策的了解也是其显著影响因素。     

农地流转意愿决定因素分析

基于安徽省农户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影响农地流转意愿的主要因素。实证结果表明:农民市民化意愿是影响农地流转意愿的第一大因素,而农民城市生活感知是仅次于户主文化水平的第三大影响因素,家庭劳动力负担率与农地流转意愿呈显著的负相关。此外年龄、家庭人口数、外出务工率和农户类型对农地流转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加大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转变城市社保差别化供给机制,对进城农民"放权让利"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