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心理学视角看农民工与市民的群际冲突

农民工在城市就业时与城市居民在互动中产生了冲突和磨擦，而这种群际冲突的实质是人们把自己看作不同社会群体的成员而发生的内隐或外显的对抗行为。社会类别化是群际冲突产生的认知基础，而相对被剥夺感是群际冲突的基本心理动力，群际冲突产生的直接原因则是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之间有着利益冲突。要想减少这种群际冲突，就要消除刻板印象，通过平等的接触加强相互了解，并且要运用规范使冲突去人格化。     

女工姐妹情谊的三个面向及社会工作的增权策略——基于16名珠三角女性农民工的案例分析

在多重结构性张力的限制下,女性农民工如何实现增权？珠三角女工的经验显示,她们发展出了独特的姐妹情谊。情感接纳、行动动力和互助网络构成了女工姐妹情谊的三个面向,女工在其中获得良好情感体验、行动智慧和平等关系,这构成了女工反思的重要条件。女工反思的三个层面进一步促使女工发展集体身份、创造女工权力。以社区工作发展姐妹情谊、以平等关系陪伴女工增权,是女工姐妹情谊给社会工作带来的重要启示。     

大学生宿舍人际关系影响因素探究

为了弄清楚影响大学生宿舍人际关系的原因,采用文献研究法,结合研究者日常工作经验进行分析、归纳和总结。大学生宿舍人际关系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生活习惯不同,性格不合,冲突应对和处理的方式不当,高校没有建立有效的宿舍人际冲突预防和干预机制以及家庭背景的差异等。为此,提出以下建议：大学生应全面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加强自我教育和人际交往方面的学习,努力营造良好的宿舍氛围;学校应建立科学、合理的宿舍人际冲突预防和干预机制,注重对大学生宿舍人际关系方面的指导,宿舍管理以学生为本;辅导员应充分发挥自身的引导作用和学生的自我教育功能;家长和同辈辅助开导等。     

基于辅导员视角的大学生宿舍人际冲突干预

宿舍人际关系的和谐对于大学生的成长成才具有重要意义,而近年来高校学生宿舍人际冲突呈现上升趋势。解决大学生宿舍人际冲突的过程中,辅导员群体作用的发挥尤为关键。经过细致的调查研究,明确宿舍人际冲突引发因素的基础上,辅导员要对宿舍矛盾进行必要的干预。干预过程中,要注重发挥学生的自我教育功能,适时的选择干预方法,特别是通过健全规章制度等措施,把宿舍人际;中突转化为积极地竞争协作关系。     

大学生宿舍人际冲突原因与对策探析

大学生心理上的不成熟、不健全，大学生之间存在的利益竞争，大学生匮乏的人际交往知识技能以及大学生群体在价值观念和生活习惯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是导致大学生宿舍人际冲突的主要原因。大学生宿舍人际冲突不仅影响了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和身心健康，也给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带来了诸多困难。预防和解决大学生宿舍人际冲突，离不开学校和大学生自身的共同努力。     

宿舍劳动体制、计件制、权益侵害与农民工的剥削感——基于珠三角问卷数据的分析

珠三角外来农民工对剥削的感知是一种绝对剥削感,而不是市场利益或企业利润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相对划分所引发的相对剥削感。本文通过对珠三角外来农民工数千份问卷调查数据资料分析,运用二元Logit模型对农民工剥削感产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宿舍劳动体制对农民工剥削感产生没有显著影响,计件制也同样没有显著性影响,相关理论视角在分析中国农民工时存在较大局限。劳动权益与人身权益遭受侵害的农民工更可能产生剥削感。因此和谐、稳定的劳资关系建立之关键,在于保障农民工基本的劳动权益和人身权益。国家应该加大落实相关劳动法律法规的力度,让农民工更加有尊严地劳动。     

农村冲突对农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利用在湖北和湖南两省收集到的数据,实证考察了农村冲突对农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发现农村冲突显著降低了在家农民的生活满意度,但在控制住人力资本、农地分配、非农就业和基础设施的作用之后,这种影响在通常的统计水平不再显著。认为农村冲突的福利影响可以通过调控这些因素加以控制,农地冲突对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非农地冲突显著降低了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即使在控制职业、家庭特征和民生工程的影响之后仍然如此,表明非农地冲突对农民工福利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政府在清欠农民工工资中的角色冲突与归位

政府角色是将政府人格化来定位其功能和作用。本文结合时下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社会热点,分析了政府在清欠农民工工资中的现有角色、角色间的冲突、产生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清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上,政府角色应定位于四个方面:社会诚信的倡导者、民工维权的服务者、法律法规的执行者和农民工会的领导者。     

上海外来女工的压力、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

本研究旨在探索移民压力与社会支持对上海外来女工的心理健康的影响,238名女工接受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经济与就业压力、人际冲突是外来女工心理健康的风险因素,而工具性支持和自尊支持是保护性因素.论文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和服务建议.     

西方社会冲突理论：当前我国农民工与市民利益冲突研究的一个视角

近年来,随着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农民工与市民的利益冲突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西方关于社会冲突的研究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已经比较成熟,而且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成为社会学中占据统治地位的理论之一。本文借鉴西方社会冲突理论,对农民工与市民利益冲突产生的原因和导致冲突持续、升级的因素进行剖析,并提出一些相应的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冲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以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以问卷调查分析的方式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冲突和社会支持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考察了社会支持对农民工幸福感的调节作用。通过层次回归以及调节效度检验发现：（1）工作-家庭冲突中WIF时间冲突、FIW压力冲突以及WIF行为冲突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影响;（2）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影响;（3）通过回归分析也证明了社会支持可以调节工作-家庭冲突三维度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指出通过企业帮助、政府支持及农民工自身调解可以缓解工作-家庭冲突矛盾。     

养老保障满意度对农民工社会冲突意识的影响

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 以下简称CSS(2015)]的数据验证了养老保障满意度对农民工社会冲突意识的影响。结果表明, 养老保障满意度对农民工的社会冲突意识具有显著性影响, 农民工对养老保障满意度越高, 社会冲突意识越低。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收入公平感, 社会地位公平感, 城乡待遇公平感, 幸福感和政府信任度的中介效应显著。养老保障满意度可以显著提升农民工的收入公平感, 社会地位公平感, 城乡待遇公平感, 幸福感和政府信任度, 而农民工的收入公平感, 社会地位公平感, 城乡待遇公平感, 幸福感和政府信任度的提升可以显著降低农民工的社会冲突意识。     

近代苏南打工妹研究的几个问题

近代苏南,打工妹人数之多,非打工仔所能企及,显示出近代社会变迁中农民工大流动的“苏南特色”;苏南打工妹不仅工作时间长,而且劳动强度大,由于苏南以轻纺工业为龙头,女工占绝对多数,做厂女工工作时间、劳动强度恰恰反映出苏南农民工的工作状态;“惠工”设施虽然具有管理学意义上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打工妹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条件,但打工妹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惠——收入的增加以及生活质量的提高。     

工厂农民工集体行动的价值、风险及化解机制

工厂农民工集体行动在提升农民工集体认同感和组织化,推动劳动法律法规改革和完善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一些个别过激的集体行动也给劳资关系的和谐稳定带来了冲击。工厂农民工集体行动存在着由经济领域的劳资关系冲突转变为政治领域的官民冲突,激化社会群体对立,削弱党执政基础,危及和谐社会建设的风险。风险源综合治理和风险演化机制切断则是化解农民工集体行动风险的主要机制。     

宿舍劳动体制与男性工人：一项对富士康工厂的研究

基于对富士康工厂宿舍的分析,探讨了男性工人在宿舍劳动体制下的日常生活体验和抗争方式。首先,从空间管理制度、工作时间制度和工资制度三个层面呈现了富士康准军事化宿舍劳动体制的特点,并探讨了宿舍劳动体制与男性工人之间的冲突和张力。其次,呈现了男性工人在宿舍中的日常抵抗和集体抗争,指出男工的抗争呈现出暴力化和激烈化的趋势。男工的抗争挑战了准军事化的宿舍劳动体制,构建了叛逆的、斗争性的男性形象。通过对富士康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宿舍劳动体制与本地社会的父权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     

农民工社会保障立法困境探析

通过立法途径维护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益具有诸多困难,包括农民社会保障立法在法理上的矛盾、在立法层次上的冲突以及在法律适用上的混乱。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益缺失是农民工生存困境的冰山一角,改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状况,应从维护农民工的基本权益开始。     

“民工荒”现象及其原因分析

近年来,在农民工已成为产业工人重要组成部分的新形势下,"民工荒"的出现是转移浪潮中的逆流,已波及全国农民工主要流入地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呈现女工、技工严重短缺的结构型失衡,其经济社会影响十分巨大,全面暴露了农民工进城务工环境的严重恶化,凸显现行的收入分配、劳动保障、户籍管理、就业选择、教育培训等制度,已经成为阻碍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实质性因素。     

农民工的阶层认同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06CGSS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阶层认同差异,借助多元回归模型对农民工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自己的教育程度、务工地区、月工资收入、基本医疗保障状况、社会群体冲突感以及对未来三年生活的预期对农民工的阶层认同有显著的影响。要进一步提升农民工对自身阶层地位的评价,就必须在注意提高农民工自身教育程度与工资收入、扩大社会保障体系覆盖范围的同时,降低其社会冲突感并提升其生活预期。     

农民工法治观念代际差异现状分析——基于对山西籍农民工的调查

通过"法治认知"、"法治情感"、"法治意志"三个维度的对比分析,新、老两代农民工在对法的运行过程、法的信服程度和对法律至上权威性的评价方面趋于一致;新生代农民工在对法律条文、法定权利义务和法的作用的认知上,在对法律知识的需求、获取、运用特别是维权的途径和方式上,以及在法与其他规范冲突时和明知不合法时的行为选择上普遍优于老一代农民工,但仍有不少新生代农民工在"尊法"、"守法"和"用法"意识上同样呈现出老一代农民工所具有的"实用性"、"功利性"和"非自觉性"等特点。上述代际差异特征应当在推进城乡法治建设和法治社会建设的过程中予以充分考虑并采取针对性措施。     

农民工的公平感及社会心理后果

基于2014年“城乡居民社会调查”数据,从微观与宏观层次分析了农民工的公平感,并从实证角度检验了其影响因素及社会心理后果。分析发现:农民工的宏观公平感要高于微观公平感;两类公平感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微观公平感主要由相对收入决定,与老家居民或城市居民的比较优势均能提升其公平感,而宏观公平感有赖于日常生活体验,感知社会距离越大公平感越低。以冲突感为指标考察农民工公平感对社会心理的影响,发现微观和宏观公平感均会有效缓解社会冲突感,但影响力不同,并且宏观公平感在微观公平感与社会冲突感的影响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农民工的公平感与社会冲突感之间有密切联系,公平感的下降往往会带来社会怨恨和冲突的增强,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引起群体性事件,因此,应高度重视农民工的公平感及社会心理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