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之体验与生命圆融——孔子“乐”之境界的审美解读

孔子“乐”的体验既不来自于对外在客观真理的认知,也不来自于主观情感的选择,而是来自于生命追求与道（仁）合一后的精神自由。因此,这种“乐”乃是一种“自得之乐”,它超越了外在的富贵、权势、物欲等利害关系的束缚,使自己的生命进入到了一种至善至美的澄明之境。但是,孔子的这种“自得之乐”又不同于庄子追求的个体之“乐”（“逍遥游”）,因为这种“乐”的背后潜藏着对社会人生的深深之“忧”,这种深沉的忧患意识正是孔子美学所独有而老、庄美学所缺乏的,它体现出孔子美学的深刻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所追求的生命圆融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一种忧乐圆融,它蕴藏着真正的人文关怀深度和人道情操的生活内容。     

论孔子的闻道与行道

一谋道与谋贪在《论语·卫灵公篇》里,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孔子提出谋道与谋食对立的见解,提出忧道与忧贫对立的见解,提出学而禄与耕而馁对立的见解。他把谋道、忧道、学而禄放在一个方面,而把谋食、忧贫、耕而馁放在另一个方面,前者是君子所做的事情,后者是小人所做的事情,《论语》全书重点在谈前者的道理,对于后者是不值得谈及的,孔子的阶级性是十分显然的。什么叫做谋道、忧道呢?《论语》一书有很多地方谈及“道”字,它提出:     

陶渊明人格价值再认识

陶渊明的人格价值最突出地表现在 :一、他主张顺应自然 ,反对伪饰 ,力保人的本性不受异化、扭曲。二、他是一个人生的积极实践者 ,立足现实 ,直面生活 ,不唱高调 ,将“谋道”与“谋食”、“忧道”与“忧贫”和谐地统一起来。三 ,他既有达观者的胸襟 ,又有仁爱者的情怀 ,是真正热爱生命、懂得生命的人     

论孔子的生命焦虑与晚年抉择

综观孔子一生,他的自我“角色期待”是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这一角色期待使孔子一生面临理想与现实、目标与手段等多重矛盾和困惑,由此给他带来了不绝如缕的生命焦虑感。晚年以“作《春秋》”为显著标志的整理六经。是他应对政治追求失败带来生命焦虑的反思与抉择,但并未由此使自我的生命焦虑彻底消解。     

“性与天道”——考察孔子人性思想的一个向度

在“性与天道”的意义上,孔子认为,人道本于天道,人道的根源是源于无限的超越性存在———天道,人的生命具有内在的潜能,人可以通过充分发挥自己生命的内在潜能,实现生命的自我超越,提升自己生命的内在本质,人可以在“性与天道”的意义上尽人性、知天命。在孔子那里,性与命、天道与人道是有机统一的,人通过“下学上达”的进学之路尽性、知命而合天,“无言”之教则是“下学上达”的理想境界。     

论孔子“庶、富、教”思想的当代价值

“庶、富、教”思想显示出孔子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判断。他认为,作为完整意义上的人,不仅仅局限于物质生活的满足,更重要的是生命境界的追求,只有实现了对生命价值的自觉意识,才能使个体人生变得完美。就这一点来说,孔子的“庶、富、教”具有现实意义,显示出它的当代价值。     

论孔子的死亡观

孔子由“天”引出“命”,认为生死是命。但孔子把必然性之“命”与道德性之“天”合而为一,使人们对“天”与“命”产生了某种亲和性,使死亡本质上成为勤勉人生的一种安息,而不是令人贡恐惧之事。他认为,“士”“任重而道远”,为仁、道而死,死得其所。死亡现象的存在和死亡意义的重大,使人的生命和生活愈加显得弥足珍贵。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超越生命与马克思主义的不巧观念极为接近。他重生轻死,“     

“思无邪”与“诗”之“体”“用”——再论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春秋时代“诗”之兴盛与“礼坏乐崩”相伴相随。孔子对“诗”进行了哲学变革,“思无邪”与“仁”相互发明,是对道德生命的安顿,此为“诗”之“体”。“雅言”“礼后”“乐正”是孔子诗学的思想展开,此为“诗”之“用”。其中,“修辞立其诚”为“雅言”之确解;“礼后”指向“人而不仁如礼何”;“乐正”即“尽善尽美”、“乐”中涵“仁”。孔子诗学之“体”“用”,是从诗学理路对“仁”的体证与推阐,此即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孔子“仁”的人学意义

孔子“仁”的思想是关于人的思想体系，它兼形上、形下为一身，融伦理、政治、宗教、哲学为一体。“仁”的形而下呈显了人作为道德存在的“应然性”，由此揭示了人由类’向个体转化的实质和意义。“仁”的形而上，拓展了现实社会关系人的生存空间，揭示了人作为生命存在的最高意义。孔子的“仁”具有独特的人学个性。它再现了人的互体性向人的自体性转化，并最终达到人的类本质回归的完整图景。从人的世界走向人学世界，这不仅是孔子“仁”所蕴含的人学核心，而且也应当成为当代入学研究不可忽视的主题。孔子的“仁”寄托了对生命存在——人…     

论中国现代作家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体现了我们民族性格的基本精神。忧忠意识对一个民族正是它对抗并战胜危机,经过悠久的历史而始终山强不息的原因。尽管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不乏“悲土不遇”和“忧生之嗟”的个人忧患,们以强烈的爱国主义为支点的忧患意识却始终是贯穿古代知识分子的一条割不断的小命线。从孔子到屈原、司马迁、杜甫、李白、范仲淹、陆游、黄遵宪、梁启超……多少积极人世的知识分子都有着“中夜五更叹、常为大国忧”的慨叹,“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苦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和“一身报国有万死”的信念。所以,当我们翻开厚厚的中国文学史,无论视其人品还是义品,总沉浸在浓烈的感时忧国的气息中。这种人品和文品在爱国主义上的纽结,成为中国山古代知识分子的精魂,一直为后世所珍视和发扬。中国现代作家承受厂以前知识分子积淀木已十分丰厚的忧患意识的心理负荷,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增添了新的养料。他们的忧患意识,不是个人患得患失的狭隘意识,不是自我哀怜的戚戚之心,而是承担了历史留卜的各种精神重担,承担了人世间的一切苦恼,承担厂时代的各种忧患,表现了以国家、民族、人民之忧为忧的“亦子之心”,人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