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对于“一个‘这个’”的理解——与朱克玲同志商榷

朱克玲同志的《对于黑格尔“一个‘这个”的理解》一文,对恩格斯的一句名言:“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是如此。”作了探索性的研究,读了颇受启发。该文不同意“一个‘这个’”包含有个性与共性相统一的看法,而认为只是“为了强调典型人物应有鲜明的个性”;又认为“以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所论述的‘这一个’来解释恩格斯这句名言中的‘这个’”,是“不恰当的”。这在我们看来是值得商榷的。下面就几个主要问题,提出我们的看法。一朱文认为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第一章     

古汉语词语诠释散论

<正> 郭锡良等编的《古代汉语》,是一部被广泛采用的教材,从内容到编排,都有许多优点和长处。但在词语诠释方面,却存在不少问题。现仅就其中的五个问题作一些讨论。“焉”可作“之”用《古代汉语》常识部分“代词”一章关于“焉”字有这样的论述:“焉字一般只用在不及物动词之后,这点和‘之’正相反,‘之’的主要作用就是放在及物动词之后作宾语。古代汉语里只有‘知之’‘杀之’,没有‘知焉’‘杀焉’。同一个动词,加‘之’和加‘焉’,意义也不同。”作为常识,这一论述,有悖于语言实际。是的,     

甘肃省农民负担状况调查及评价

减轻农民负担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突破口。本文根据调查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 ,从全省农民负担的整体状况、分地区负担状况及分收入组负担状况三个方面 ,就甘肃省农民负担现状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评价。     

巴金前期小说的浪漫主义

巴金是否曾是一个浪漫主义作家，他的前期（1）小说是否是浪漫主义作品？对这个问题，三十年代就有不少学者评论过。最早提出《灭亡》中的壮大心“是著作者理想出来的”，是俞珍华于1930年4发表的《灭亡》（2）。1934年4月，王淑明在《新生》门’一文中，认为巴金作品，“包含着不少罗漫气氛”。同年7月，王淑明在《萌芽》’‘’一文中，明确指出，巴金在创作《萌芽》之前，其作品“都采取浪漫主义手法”。1935年4月，日本冈崎夫发表《在日本的中国文人·巴金》‘’‘，认为“巴金是在中国革命文学舍弃浪漫主义而开始走新现实主义的路之后，…     

说“消息”变为“音信”意义的时代

王力先生在他的《汉语史稿》562页讲到“消息”一词时说:“‘消’是‘灭’,‘息’是‘生’(文选七发李善注),‘消息’本是等立仂语,等于说‘消长’”。“到了第五、六世纪以后,‘消息’才有‘音信’的意义。”并以南朝梁元帝诗和唐代骆宾王、李白、杜甫的诗句为例。我们认为,“消息”作为“音信”的意义,在公元三世纪初就已经出现了。如东汉末年蔡琰的《悲愤诗》:“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西晋陈寿著的《三国志》中“消息”已经普遍用来表示“音信”的意义,例子很多,我们仅举几例: 《三国志·蜀书·董刘马陈董吕传》:“魏尚书仆射陈群与丞相诸葛亮书,问巴消息。”     

驳杨献珍同志的“是—否,否—是,对立统一”说

王中、郭佩衡同志在《就“合二而一”问题和杨献珍同志商榷》一文中,指出了杨献珍同志宣扬所谓“‘是——否,否——是’,对立统一”的问题。到底“‘是——否,否——是’,对立统一”是什么意思呢? 杨献珍同志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间在给高级党校轮训班讲课时印发的《“是——是,     

关于“意淫”一词的解释

严云受同志在《论贾宝玉性格的矛盾性与时代性》(见《红楼梦学刊》86年2期)一文小说:“由于当叫历史条件的限制,曹雪芹只能借用陈旧的字眼,杜撰了‘意淫’这一词语,来表达当时生活中新出现的事物。‘意’,主观、心灵方面;‘淫’,浸淫,增进,扩展。 ‘意淫’,实即个性发展的意思。”其中把“意”简单理解为“主观、心灵方面”是正确的,而对“淫”这样解释就成问题了。     

斯大林的定义是前进还是后退——和孙冶方同志商榷

读了《经济研究》1979年第八期孙冶方同志的《论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一文,很有启发,但有些说法还不能同意,提出来和孙冶方同志商榷。一、关于斯大林同志的生产关系定义中的“交换”问题。斯大林同志关于生产关系的定义中有没有“交换”?孙冶方同志说:“斯大林定义中没有‘交换’”,“斯大林同志因为一般人都把‘交换’理解为‘商品交换’,他怕引起误解,所以就把‘交换’这一项目取消”。斯大林的定义中     

对农民负担问题的深层思考

农民负担问题是当前中国农村一个比较突出并长期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正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一现象进行深层分析,揭示其在内在原因和实质,并就如何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提出我们的观点和构想。一、愈减愈重的农民负担所谓农民负担,是指农民对国家、集体和社会承担的各种税费和义务。它包括税收负担、价格负担和社会负担三个方面。其主要形态表现为现金支付、实物顶抵和活劳动三种。     

论“治统”与“道统”的关系——评冯友兰的“君师分开”论

一、两种对立的观点去年,冯友兰先生在两篇文章中,提出了“君”、“师”分开的说法。最近,他在《关于孔子讨论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一文中又阐述了这个观点。把冯友兰先生的观点归结起来,不外这样两条: (1)“君”、“师”应该分开。冯友兰说:“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君’和‘师’是相提并论的。有所谓‘治统’和‘道统’。‘君’就是封建社会中的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是屬于‘治统’这一方面的;‘师’就是为封建统治阶级制     

太平天国改“六经”为“六韵”考

问题的由来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洪秀全颁发过一份《改定诗韵诏》全文如下:“咨尔史臣,万样更新,《诗韵》一部,足启文明。今特诏左史右史,将朕发出《诗韵》一部,遵朕所改,将其中一切鬼话、怪话、妖话、邪话一概删除净尽,只留真话、正话,抄得好好缴进,候朕披阅刊刻颁行。”由于原书未见,所谓《诗韵》究竟是什么书,就成为一个议论未定的问题。不同的意见当代学人,首先提出这一问题的是罗尔纲先生,他认为,所谓“诗韵”,“是其中既有太平天国所反对的认为‘鬼话、怪话、妖话、邪话’,又有太平天国所要利用作为‘足启文明’的‘真话、正话’的《诗经》。因为太平天国不愿以经典著作许儒书,所以改《诗经》为《诗韵》。”而简又文先生则谓罗氏为“臆断”,认为“如此忖度,毫无根据,不能同意;且‘韵’之与‘经’。字义与内容     

何谓孔子之道?

<正> 何谓孔子之道?《论语》中直接回答这个问题的有这么一条:“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巳矣。’”(《里仁》)孔子本人没有直接说明他的道究竟是什么,而只是指出这道具有“一以贯之”的特点。曾子的回答倒是颇为具体而自信。由于曾子的看法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它曾经得到孔子的认可,所以有人就提出了怀疑,认为曾子之说未必妥当,概括孔子之道的不是忠恕而应是仁,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的意思是:我“仁”的学说贯穿着“中庸”的基本原则。笔者认为,忠恕固然不能概括孔子之道,仁也同样不能。     

“人权”从来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吗?——同肖蔚云等同志商榷

一九七九年第五期《红旗》发表肖蔚云等同志的《马克思主义怎样看“人权”问题》一文,(以下简称肖文)其中有一部分观点是很好的,如强调要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揭露资产阶级“人权”的虚伪性;批判了那种“公然要求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发善心,要求资产阶级政府的首脑来‘关注’所谓中国的‘人权’问题”的反动言论;还着重论述了“怎样看‘人权’问题是关系到正确认识和区分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一个原则问题”等等。     

王安石“三不足”说质疑

<正> 所谓“三不足”说,史学界差不多一致认为是王安石本人提出来的。例如一九七五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点校本《王文公集》的前言,就这么说:“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王安石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一九八五年第一期的《晋阳学刊》,刊登了顾全芳同志的《评王安石变法》一文,也说:“变法期间,相传王安石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所谓的‘三不足’精神,     

王士祯“神韵说”新探

<正> 长期以来,在否定清前期诗人王士祯的“神韵说”诗论的诸说中,最为流行的一种观点是认为“神韵说”“回避和脱离现实生活,以艺术风格上的所谓‘含蓄’,‘冲和’、‘淡远’,反对诗歌反映较强的现实内容,其目的是为清王朝的统治粉饰太平,点缀升平,实际上是一种帮闲文学”(郭绍虞《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倘若如此,对神韵说就不是在     

谈分析与综合——与李泽厚同志商榷

看到李泽厚同志发表在《文史哲》一九七八年第一期上的文章——《康德认识论的提出》,使我很受教益。但是我对文章中所提出的关于分析与综合的一些论点有不同看法,现在提出来就教于李泽厚同志。李泽厚同志在文章的“‘综合’是吃掉对象、改造对象”一节中,提出了“‘综合’比‘分析’更为重要更为根本”和“综合作为认识基础”的论点。我认为这是没有根据的。关于分析与综合两种方法在认识论中的意义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主     

关于墨家对矛盾律排中律表述问题

1985年沈有鼎先生在一次讲《墨经》的课程中指出:“‘攸,不可两不可也’,在‘不可’中间加‘两’字,‘不两可’是矛盾律,‘不两不可’是排中律.”并且认为:“《墨经》拿不常用的‘攸’用为逻辑术语,是说一对矛盾判断,过去把‘攸’完全改为‘彼’是没有脑子的.”沈先生还让我们把有的“彼”字改为“攸”.除了把“彼”改为“攸”,我们持相反意见外,其余我们认为沈先生的见解都是正确的.我们认为把“彼”都改为“攸”不一定合适的理由如下:一则张惠言据说校经,作“彼”.二则“攸”一般放在动词前面,组成名词性词组,相当于“所”,如“君子有攸往”(《周易·坤卦》).或者放在主语与动词或形容词之间,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就”,如“风雨攸除”(《诗经小雅·斯干》).或者作处所讲,如“为韩结相攸”(《诗经·大雅·韩奕》).也就是说,“攸”字多用于动词前面或放在主谓之间,不如“彼”灵活,指代性更广泛.还有更主要的一点是,“攸”的古汉语涵义“所”、“就”、“处所”与辩似乎没有什么必然联系,而“彼”有“相对”的涵义,它可作指示代词,指代“那”与“此”相对,如“息壤在彼”(《战国策·秦策二》),又可指代“别人”、“对方”与“己”、“我”相对,如“知己知彼”(《孙子兵法,谋攻》),而辩不能一人去辩,     

敦煌变文三议

<正> 对于敦煌变文的艺术价值,历来众口一辞、交相赞誉。但是,在有关变文研究的一些问题上,人们的认识很不一致。本文拟就几个问题质疑并直陈浅见,以期得到指教。一、煞费推敲的“俗讲”多少年来,在“俗讲”这一名目上人们化费心血不少,然歧义甚众,误讹亦多。如: 1.“‘俗讲’则多佛经故事,加以演染而成。‘变文’即为‘俗讲’之话本,故其文中,多系事实。”(周绍良《敦煌变文汇录·叙》) 2.“到隋唐时代,封建帝王一再提倡佛教,寺院里的讲经更加盛行,并逐渐转向通俗化,出现了‘俗讲’这种形式。佛僧们……把佛理经义加以通俗的演绎,利用佛经散韵合体和民间的说唱形式进行演唱,这种俗讲的底本也是变文。”(张锡厚《敦煌文学》) 3.“变文最初是寺院里以通俗语言解说佛经故事的一种‘俗讲’……”(《中国古     

儒、道学派同源说

<正> 已故的蒙文通先生曾在《周秦学术流派的试探》一文中,把先秦文化分为三种类型,而“仁义”是分水岭:“我才深信孟子说的‘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原来不是偶然举出的几部书。晚周文化本有三个不同的系统。”“大概三晋人说历史人物都是功利主义者,而齐鲁人看历史人物多是圣贤,楚同人看历史人物都非常神圣。”“所以儒墨尽管不同,但对历史人物的看法却完全相同,他们都大讲‘仁义’也相同。从这里初步看出,‘仁义’是这三方面很明显的分界线。东方人都谈‘仁义’,北方人就反对‘仁义’,说‘仁义’‘迂远而阔于事情’。迂是大的意思,认为这是大而无当的。南方人也反对‘仁’,把‘仁义’看得很渺小,不如道德崇高。”     

《文心雕龙》“总论”辨析——和牟世金同志商榷

一 牟世金同志在其《〈文心雕龙〉的总论及其理论体系》,(《中国社会科学》一九八一年二期)一文中说,《文心雕龙》的总论,提出了“两个最基本的主张:‘原道’、‘宗经’。”以前有人曾指出:“《文心雕龙》基本观点是‘宗经”。或者说:“归根到底,只是‘宗经’一义”。我觉得,这后一种提法,是比较确切的。牟世金同志的“两个最基本的主张”的看法,和他对“原道“、“宗经”的不正确理解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