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蕡的卒年

孙蕡字仲衍,号西庵,广东顺德人。《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第1版第253页)说:他的卒年是公元1389年(明洪武二十二年)。此说不知何据? 孙蕡,《明史》有传,见卷285《文苑传》,他死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898年)的“蓝玉之狱”中。洪武二十二年,蓝玉督修四川城池(见《明史》卷132《蓝玉传》),时“蓝玉之狱”未兴。     

中华点校本《明史·河渠志》释疑六则

一中华点校本《明史》(以下简称《明史》)卷88《河渠志》6第2150页称:永乐九年“浚江阴青陽河道”。查王鸿绪《明史稿》(以下简称《明史稿》)志28《河渠》6,其相应处所记,与之完全相同。可见《明史》此处文字乃因自《明史稿》。但查《明太宗实录》卷118第1页上永乐九年八月甲午     

夏东元及其盛宣怀研究

盛宣怀 ( 184 4 - 1916)这个与中国近代史相始终的人物 ,其是非得失在生前就存有很大的争议。一般的结论是将其划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反动阵营一边 ,视为“大买办官僚”、“洋奴买办”而加以否定。久而久之 ,盛宣怀几乎成了一个盖棺定论、无可争议的人物。夏东元教授为这样一个人立传 ,看似无识 ,实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史识。诚如著名历史学家来新夏教授在对《盛宣怀传》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年初版 )所作书评中说 :写人物传是难事 ,“重新评论久有成说或定论的人物 ,并为之写出一部全传更是难上加难 ,而《盛传》正解决了这样一个难点。”(来…     

《金瓶梅》时空观念的美学贡献

“趁窝和泥”:时间艺术融合空间艺术的因素“趁窝和泥”,是贯穿《金瓶梅》全书的一种重要的叙述描写笔法。张竹坡于《金瓶梅》第十九回回评指出:上文自十四回至此,总是瓶儿文字内穿插他人,如敬济等,皆是趁窝和泥。此回乃是正经写瓶儿归西门氏也,乃先于卷首将花园等项题明盖完,此犹娶瓶儿传内事,却接叙金莲敬济一事,妙绝。《金瓶》文字,其穿插处,篇篇如是。第十四回“花子虚因气丧身,李瓶儿迎奸赴会”至第十九回“草里蛇逻打蒋竹山,李瓶儿情感西门庆”,其“正经”文字,     

宋濂之死

中国史上,以朱元璋杀戮功臣,株连无辜为最甚.在问罪人员中,有皇太子师傅宋濂。《明史·宋濂传》说他是因孙子宋慎被指控是胡唯庸党羽而罗织成罪的,“安置茂州,明年(1381年)卒于(?),年七十二”。《明史》所述,不确。宋濂获罪,并非因宋慎事,朱元璋要杀他的原因     

关于明清“佛山铁厂”的几点质疑

明清佛山冶铁业,向为史学界所关注。然近年一些论者著述,使用材料似不够审慎,兹就其中若干问题略作辨析。一、是“佛山铁厂”还是广州铁厂? 《明史·食货志》载:“正德十四年,广州置铁厂,以盐课提举司领之,禁私贩如盐法。”①这条史料本来十分简明,并无涉及佛山之处。夏湘蓉等同志合著的《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第150页却说:“按《明史·食货志》:‘王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广州置铁厂’,广州铁厂当即为佛山铁厂。”“当即为佛山铁厂”,这个结论下得不妥。《明史·食货志》的     

明代西北屯田始于何时

明代西北屯田始于何时?由于史籍记载不一而说法不同。大致有三说。一是“始于六年”说。《明史》、《罪惟录》和《甘肃通志稿》持此说。《明史·食贷志》云:“(洪武)六年,太仆丞梁埜仙帖木尔言:宁夏境内及四川西南至船     

《明史纪事本末·太祖平滇》校点拾零

读中华书局点校本《明史纪事本末》卷12《太祖平滇》,觉得在点校方面间有疑问之处,今录之如下: 一、把匝刺瓦尔密挈妻子与左丞达的驴儿俱入普宁州忽纳砦(第167页) 按:“达的驴儿”是两个人,这里把他们当作一个人,误。他们指的是左丞达的、右丞驴儿(见《明史》卷124《把匝瓦尔密传》)。《洪武实录》卷140:“把匝刺瓦尔密挈妻子与左丞达的及驴儿俱入普宁州忽纳砦。”疑《明史纪事本末》于此处脱一“及”字。     

催生“能本家”阶层

1996年,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欢呼一个社会阶层的崛起(参见拙作《苦土行吟》,1996年2月4日《河北广电报》)。这个“新阶层”,就是20年来在中国改革开放中作出巨大贡献的民营企业家。但三年来,这个阶层中的一些人倒下了,是金钱把他们击倒的,他们倒在了“温柔乡”里。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兴起和部分人的沦落,就像一次“农民起义”:“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张学良与明史研究

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将军被蒋介石幽禁后,便潜心于明史的研究.这已被国人所共知.但张学良为何要研究明史?有何心得体会?国人却绝少知道.《人文杂志》1988年第3期发表了宋文演题为《张学良与明史研究》的文章,对此略有披露.张学良在1982年接受台湾《联合报》记者时说:我研究明史的动机,是由于中国一直被外国欺凌,想从中找出原因.”为此,早在西安事变之前,他已对明史有所留意.“据东北军一些将领回忆,张学良将军在西安事变前夕就认真研究过明末历史;他认为抗战前夕国内形势。有点象明末.”一直到1947年6月他被     

袁崇焕籍贯考辨

(一) 《明史·袁祟焕传》载:“袁崇焕,字元素,东莞人。”中华书局标点本《明史·袁崇焕传》的《校勘记》注云: “袁崇焕字元素东莞人。东莞,《怀宗实录》卷三崇祯三年八月癸亥条、《国榷》卷九一页五五四四、《明进士题名碑录》万历已末科都作‘藤县’。疑作‘藤县’是。”据广西《平南县志》载,袁崇焕为平南人。由上,袁崇焕籍贯的说法有三:其一为广东东莞县,其二为广西藤县,其三为广西平南县。袁崇焕在明季为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崇祯三年(1630),袁崇焕因后金反间、阉党诬陷、崇祯昏庸,含冤被磔死。在北京广渠门内广东旧义园有袁     

郑和使日问题初探

<正> 郑和下西洋这一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盛事,多年来即已成为国内外史坛上重要的研究课题,并已取得了显著成绩。然而,郑和是否到过日本?似未引起应有的注意。本文试作初步探讨,借以取得批评和指正。凡是读过《明史·郑和传》的,都会从中知悉:(一)明成祖遣使郑和出海的目的,是“疑惠帝亡海外,欲纵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二)郑和出海的范围,限于“通使西洋”;(三)郑和出使西洋始自永乐三年六月,终迄宣德五年六月,凡计“历事三朝,先后七奉使”,是“为明初盛事云”(《明史》卷三百四)。然而,对照《明史·     

“哭庙”辨

金圣叹因哭庙案被杀头籍没,这是众所周知的史实。但哭庙案之“哭庙”应作何解?《金圣叹小传》作者说:“闻是狱之兴,为知吴县事山西任某(指任维初)以非刑予征课税,生员薛尔张等因民忿,鸣钟击鼓,入文庙哭泣,诸生不期而至者百余人。”(《清朝野史大观》第五册)近人也说:“初四日,诸生百余人,哭于文庙,皆欲声逐任令。”(《国史旧闻》第三分册《金圣叹》)今人再说:“于是初四那天,金圣叹等百余人先到孔庙鸣钟击鼓,并对着孔子的牌位放声痛哭。”(《民主与法制》1983年第三期《金圣叹之冤》)     

张宇初哲学思想研究

一、张宇初身世及其著述 张宇初,字子璿,别号耆山。明初道教思想家。其祖先张道陵于汉末创立天师道。此后,“天师”称号一姓相传。至张宇初已传至第四十三代。张宇初于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嗣教。《明史·方伎传》中记载其“建文时坐不法,夺印诰,成祖即位复之。” 张宇初在张氏后裔中是很富有才华的一位。他一生中做了大量的道教文献整理和撰写道教经书的工作。永乐四年(公元1406     

李成梁卒年考

李成梁是明季镇辽名将,辽宁铁岭人,曾封宁远伯,《明史》不但有传,《功臣世表》亦列有专项。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名将,有关其卒年的记载,谈迁《国榷》、谷应泰《明史记事本末补遗》中的《辽左兵端》、《明史功臣世表》、《续文献通考》,均取万历三十四年说。据《明史李成梁传》云万历二十九年李成梁复镇辽东时“年已七十有六”(卷238),则李成梁卒于万历三十四年如准确无误,其卒岁应为八十一岁。然《明史李成梁传》和作为《明史》蓝本的王     

明末农民战争中的王左挂、王子顺实为一人

<正> 王左挂、王子顺是明末农民起义中引人注目的两个名字。这两个名字是两个人吗?对此,笔者最初并未怀疑。《明史》卷三百零九《李自成传》说:“(崇祯)三年,王左挂、王子顺、苗美等战屡败,乞降。”这里将王左挂和王子顺,明明白白地写作两个人。对明末农民起义研究极深的李文治先生,在其专著《晚明民变》中,也将王左挂和王子顺列为两人。与《明史》说法相同的文献资料,象《绥寇纪略》、《平寇志》、《明通鉴》、《怀陵流寇始终录》等书都是如此。但是,《国榷》与此不同。该书卷九十一崇祯三年六月记事在“王子顺”之下注解说:“一名王之爵”。同卷崇祯三年正月记事在“王子顺”之下又注解     

“廷杖”考

“廷杖”,就是皇帝在殿廷、朝堂之上杖责臣下。“廷杖”究竟始于何时?明代朱国祯云:“廷杖始于唐玄宗时。”“又起于隋。文帝本纪称殿庭挞人,此其徵也。” (《涌幢小品》卷12廷杖条)《明史》在卷95《刑法志》中又云:“廷杖之刑,亦自(明)太祖(朱元璋)矣。”张善诚同志在他的《评忠君道德》(载《哲学研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阅读札记

罗君惕先生有言:“欲为文者必先读史,欲明史者必先通经,欲通经者必先治小学,欲治小学者必先读《说文》。”(《辞书研究》一九八二年五期七六页)但是,要读懂《说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有了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以下简称《说文注》),问题就好办得多了。因此,我们可以接着罗先生的话往下说:“欲晓《说文》者,必先读《说文注》！”     

《诗经》赋、比、兴本义辨——与张震泽同志商榷

关于《诗经》的赋、比、兴本义问题,张震泽同志近中撰《〈诗经〉赋、比、兴本义新探》(下边简称《新探》)一文(《文学遗产》1983年3期),对此三者的“传统说法”提出否定。文章的要点是:一,自汉至宋如郑众、孔颖达、朱熹等人,乃至当今理论界,大都视赋、比、兴为写作方法(或表现方法)的观点,是一种后起的新义,不符合《周礼》、《诗序》之原义,故用以解释《诗经》,就必然处处难通、治丝益棼。二,《周礼·大师》所云之赋、比、兴,乃春秋公卿赋(指朗读方式)诗言志之“用”法,应以郑玄之注解(“赋之言铺,直     

明初未用“八股取士”考

“八股取士”是“专取‘四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的科举取士制度。(张廷玉《明史·选举志二》,下未注明者均同。) 论明清史之学者,往往称此始于明初,(《明史》称此为“太祖和刘基所定。”)私见以为是不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