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清政府辖制新疆的法律——《钦定回疆则例》

《回疆则例》是清朝统一新疆后为有效辖制回疆地区而制定颁行的一部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宗教、司法管辖诸方面的重要的民族法规。作为清朝少数民族法制建设的主要成果之一和少数民族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回疆则例》以“因俗以治”为立法原则,在体例、内容、性质方面具有突出的特点,在清朝统治新疆前期为边疆稳定、国家统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试析先秦儒家对礼的合法性基础的重构

孔子从本质论出发，把仁作为礼的合法性基础，认为仁是人的本质，礼是仁的表象，试图解决礼的自觉性问题，突出礼的道德属性。孟子从生成论出发，把心作为礼的合法性基础，认为礼是心的扩充，试图解决礼的知行问题，突出礼的主动性。荀子从目的论出发，把善作为礼的合法性基础，礼既是实现善的手段，也是最高的善，他试图解决礼的权威性和强制性问题，突出礼是一种等级原则。     

清代民族法制概说

清代是我国封建时代的最后一个朝代。清代的民族法制 ,在以前历代民族法制的基础上已臻于完备。清代除总的制定了蒙古、西藏和新疆地区民族法规 (《理藩院则例》)外 ,又先后分别制定了青海 (《西宁青海番夷成例》)、西藏 (《藏内善后章程》等 )、新疆 (《回疆则例》)和西南“苗疆”(《苗汉杂居章程》等 )地区民族法规。这些民族法规既有其“统一性 ,又有其不同之处 ,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法规各有其特点。清代的民族法规 ,对于加强边疆地区的统治 ,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的和平安定 ,保证国家的统一和多民族大家庭的巩固 ,都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大清律》与清朝礼制

清朝第一部刑律《大清律》及其附例 ,直承《唐律》《宋刑统》与《明律》,应为同一体系。《大清律》以及为适应清朝政治需要而增附的条例 ,都可以证明 :清朝刑法源于礼制并维护礼制。礼制仍然是决讼办案的依据     

中国农业社会习俗型政府信任关系探微

在中国农业社会儒教礼制的文化架构中,政府信任关系表现为一种习俗型的信任关系,它以血缘共同体为原生点,与作为“情感一伦常”社会关系模式同构的,在学术表述中,是以“礼”来加以概括的。因而,习俗型信任关系也是被作为“礼”和受到礼俗规范的。习俗型信任关系也是统治权力合法性的来源,反过来作用于中国农业社会统治体系,发挥着维护统治秩序的功能。     

时间·秩序·政治：节俗行事与归义军政权

节日是生活中的特殊时日，节俗行事则是文化、信仰、政治、经济乃至军事等多元因素的集中展示。敦煌文献中有关节俗及其行事的记载，是近距离观察晚唐五代敦煌社会与政治的一个独特窗口。归义军政权通过对各类节日及其行事的掌控、主导和管理，进一步明确了社会等级，维护了伦理制度，强化了权力秩序，并“再确认”了归义军政权的合法性与权威性；这不仅是归义军有效统治的重要途径和手段，维护了敦煌地区社会稳定，还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影响深远。     

试论清代回疆的法律控制与伯克管理?

伯克制度是清朝政府统一回疆前该地区旧有的行政制度,自清朝政府对回疆实施统治之后,便对该项制度进行改革,将其纳入清朝地方职官体系,并在当地确立了驻扎大臣与伯克相结合的管理模式。回疆各地的驻扎大臣一般不对当地民众进行直接管理,而是通过伯克施行对民政事务的间接控制。伯克通常在本地驻扎大臣的监管下行使其职责,成为清朝政府与回疆民间社会之间互动的中介。因此,清朝政府十分重视通过法律的手段对伯克进行管理,以明确伯克权责、规范伯克行为、打击伯克犯罪。这种惩防并举的做法对清朝政府在回疆建立稳固、有效的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     

基于礼的视角论中国传统政治的合法性

合法性问题是一个政治体系存在、持续、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政治统治和大规模的社会管理形态,都有意或无意在寻求合法性上做出了努力。从合法性的视角,对礼与中国古代政治合法性问题进行探讨。分析认为：君主通过制礼论证自己的合法性,礼成为君主贯彻自己意志的隐喻系统和合法性建构的关键。     

试析先秦儒家对礼的合法性基础的重构

孔子从本质论出发,把仁作为礼的合法性基础,认为仁是人的本质,礼是仁的表象,试图解决礼的自觉性问题,突出礼的道德属性。孟子从生成论出发,把心作为礼的合法性基础,认为礼是心的扩充,试图解决礼的知行问题,突出礼的主动性。荀子从目的论出发,把善作为礼的合法性基础,礼既是实现善的手段,也是最高的善,他试图解决礼的权威性和强制性问题,突出礼是一种等级原则。     

礼·名分·合法性——中国传统政治研究的新维度

对于最高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在先秦时期已引起了儒家巨擎的关注。本文对儒家思想中的名分之礼与王权的合法性问题进行探讨，认为礼通过对名分观念的讲求，从符号到意义全面指引人的内心与行为，激发民众对最高权力支配地位这一既成现实的内心认可，从而奠定统治的合法性基础。     

简论清代外藩蒙古的法律适用问题——以嘉庆年贾德保辜案为例

清嘉庆年间在外藩蒙古科布多城发生了“贾德保辜”一案,其法律上争论之处在于“到底是适用蒙古律还是大清律”,清政府最后适用了《蒙古律例》,说明法律适用从属人主义转向属地主义,同时,保辜等内地法律也在蒙古地区得到适用。这些变化是清政府在外藩蒙古地区统治渐趋稳固的表现。     

《大明集礼》撰刊与行用考述

《大明集礼》成书于明初，直至嘉靖年间才得以重刊。这与其本身已经颁赐有司，永为仪式并不矛盾；秘而不刊，更不代表《大明集礼》在嘉靖朝以前行用不力或未曾行用。通过一些细微的史料可以证明，嘉靖朝以前的《大明集礼》，并非置诸高阁的典籍，而是与其他颁降礼书一样发挥备查、备考的功能。《大明集礼》作为两朝《大明会典》撰修的重要参稽材料，为《大明会典》大经大法效力的确立提供了支撑。在形式、体例上与历代核心礼典一脉相承的《大明集礼》，作为明人心目中“美矣善矣”的一代典章和万世法程，是明人用以匡饬天下，乃至对周边藩属国实现“礼”的外交统治、精神同化的重要依据和手段。     

清代回疆司法监察制度述略

清朝在统一回疆后,在因地制宜、因俗施治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有别于内地的司法监察制度。该制度在运行初期,对于防止司法腐败,维护当地司法秩序的正常进行,无疑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清王朝统治的日趋腐败,回疆独特的司法监察制度最终淹没于历史洪流之中。     

清代回疆立法--《钦定回疆则例》探析

1759年清代统一新疆后,为加强对这个多民族地区的统辖,针对回疆特有的民族、宗教与文化制定了单行法规--<钦定回疆则例>.作为清代少数民族立法的重要成果,<钦定回疆则例>在维护国家的统一,促进新疆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晚清英美对《大清律例》的认识与研究

西方社会关注《大清律例》始自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小斯当东更是将之于1810年翻译成英文。随后在近百年中,英美人士对《大清律例》的认识和研究不断深化,这不但促进了英美人士了解中国法律制度,而且也为其攫取在华利益提供了方便。与西方在华利益和西方社会思潮变化相一致,英美人士在不同时期对《大清律例》的关注点不同,其认识和评价也是各异。     

政治合法性对政治稳定的影响

政治合法性问题是人们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政治合法性的实质是统治与认同、自愿服从的关系，是政治稳定形成和存在的基础和条件。在出现合法性危机的时候，各国为了重塑合法性，进而实现政治稳定，要通过实现绩效统治、规范政治制度、形成共同的政治文化、实现政治权力合法性、建立法律合法性、采取协商机制等途径来实现。     

浅析“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礼与刑是西周奴隶主贵族维护其统治职能的权柄。而“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出自《礼记·曲礼上》)则是贯穿在西周礼与刑中的最根本的原则。礼如同牧师,从道义教化的侧面去调整奴隶主贵族以分封、世袭、等级为内容的统治阶级内部的各科关系;刑如同刽子手,从暴力刑罚的角度去维护奴隶主阶级对广大奴隶和平民的剥削和奴役,它们成为统治阶级强化其统治的两把利剑。这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最基本的含义。但是,历史的辩证法告诉我们,礼并非不适用于庶人,刑也绝不会放纵犯了罪的贵族士大夫。所以,我认为,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全面把握“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内涵,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西周礼与刑的实质。一谈及礼,就要涉及到宗法制度。它们相伴产生于原始社会。宗法制度源于父系氏族社会以血缘为基础的族属系统。那时,调整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不是国家强制力,而是具有很高权威的原始习俗。由这种原始习俗衍生而来的礼,则是用来调整和维持族属系统中尊     

试论政治权力及其监督

政治权力是一种社会公共力量 ,又是一种以暴力为核心的物质力量 ,它具有普遍性、排它性、单向性和至上性的特点 ,对全社会成员普遍适用 ,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但是 ,当它凌驾于社会之上而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时 ,就会产生腐败。因此 ,只有对它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 ,才能保证它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 ,从而达到维护统治秩序、整合社会运行机制的目的     

儒家的"礼"与西夏《天盛律令》

儒家“礼治”思想是西夏制定王朝法典的主导思想,“礼”和“律”的紧密结合是《天盛律令》的显著特征,说明中原文化对西夏政治经济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尊君、孝亲、崇官是西夏《天盛律令》礼教法律观的核心,旨在维护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同时《律令》又极力保护统治阶级的物质利益。《天盛律令》是西夏王朝封建化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本文主要从法学原理与立法技术的角度探讨《天盛律令》的上述特征。     

朱元璋曾热衷于法律宣传

从明朝开始,在国家的基本法典《大明律》里,就专门设立了“讲读律令”的条文;在《大清律例》中,亦有同样的条文.此外,明太祖还颁行了《大诰》和《教民榜文》等,供人学习和了解.再者,读书人不仅要读《大明律》《大诰》以及《教民榜文》等,而且科举考试也会考到相关法律.最后,在民间社会的乡饮酒礼上,还要宣讲皇帝的“六条”圣谕(语录)和相关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