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传播看《了犹未了》主人公的形象

《了犹未了》主人公齐思逸是精英文化形象的代表，该小说旨在通过他在大众文化盛行的背景下传播精英文化。齐思逸在精神上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文化一脉相承，“以天下为己任”；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他以精英文化形象承担着社会教化的使命，发挥着价值范导的功能。在表现手法上，主要以梦境和对话来描写其心理。另外，该书的写作背景和作者的情况也从侧面说明了齐思逸代表着精英文化形象。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基于“接受群体”之成因及导向的探析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着深厚根基，是诸多历史因素合力的必然取向。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与发展，中国社会阶层中的底层民众、学术界知识分子、少数社会精英分子“三股势力”所形成的历史合力逐渐凝聚，推动着中国社会思潮的再次流变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相结合。在底层民众的文化亲和中，在学术界的情感倾向上，在少数社会精英的认知和实践导向上，融合着特殊的时代境遇，最终催生与化育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结果。     

当代文化传播中的内涵缺失与重建

以大众传播为主渠道的当代文化传播 ,由于精英文化的缺失与精英知识分子的缺席 ,存在着内涵缺失的现象 ,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道德价值的迷失 ;文化生态的失衡 ;人文精神的失落 ;科学精神的缺欠。并提出 ,重建当代文化传播中的内涵 ,必须有高校及其高校精英群体的广泛参与和深入合作     

悲哀的蜕变——由阎真的小说《沧浪之水》说开

阎真的小说《沧浪之水》自问世以来,以其反映市场经济情境下知识分子被迫蜕变时艰难的心理挣扎而引起了知识界的强烈反响,知识分子蜕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知识分子的蜕变首先在于其权力、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的下降,这也是近百年来的事,源于自“五四”中国社会第一次历史转型以来的反传统思潮、社会运动。在中国源远流长的几千年文明中,传统精英知识分子“士”的地位远高于普通民众,这从“天地君亲师”、“士农工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即可体现出来。“五四”以来的启蒙先锋吸收了西方的民粹主义思想及其伴生物反智主义思潮,而正是民粹主义思潮和运动使中国知识分子逐渐地、不自觉地失去“士”的高高在上的地位。知识分子蜕变的第二个社会根源,应当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去挖掘。第三个原因应该是价值观念的转换,或者说是西方话语霸权对儒家话语霸权的入侵、置换。知识分子往往是社会的精英和理性思考者。一个社会失去了精英,文化由谁书写?精神由谁传递?理性何在?世俗是一种非理性的理性,是短浅的。如果仅仅追求世俗化的理性,那么一个民族的文化就失去了精神底蕴,最终整个民族失去了自我,失去了文化意义的发展。就连阎真都不自觉地意识到:“那些看清了真相的人实际上是在一种更高的真实中迷失了,他们是这个时代最大的赢家,也是最大的输家。”     

阿诺德：文化精英主义者抑或有机知识分子？

阿诺德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及文化精英主义者，其《多佛海滩》为代表的传世佳作，通过诗歌即“人生批评”的理论奠定了英国文学批评的基础，而且更是葛兰西意义上的“有机知识分子”，毕生致力于改造由心胸狭隘、不具亲和力、不具吸引力的中产阶级所代表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换言之，传播与丰富“世界上的最佳思想与言论”的，并非是作为传统文人的阿诺德，而是作为有机知识分子的阿诺德。     

自由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诉求--论“太平洋派学人”与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

“太平洋派学人”具有地缘性、精英性和政治边缘性特点。他们以知识分子先行者的敏感关注俄国革命,并从学理角度理性分析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实验,鲜明地体现出了其自由主义思想以及基于这种立场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思考。“太平洋派学人”自由、宽松的政论基调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他们的自由主义立场彰显着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尊重,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提供了更为宽阔的发展空间。     

中国近代社会人的价值取向与文学的价值走向论略

时代、社会、尤其是知识精英群体人的价值取向影响制约着文学的价值走向,而文学的价值走向反过来亦给予时代、社会这样或那样的影响。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人的价值取向的流变由“屈已以就群”而“屈群以利已”而个人本位主义的“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文学的价值走向也因此而形成了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流变过程。     

永远失败,永远不甘于失败——后新时期知识分子题材小说阅读札记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把知识分子比作“变压器”,指出,在两种文明发生碰撞交融之时,知识分子承担着双重任务:一方面是学习先进的文明并把其精华传播到全社会中去;另一方面是慎重地用全新的眼光“重构”固有文明,使之获得新生而延续下去。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正是在这种敏锐地承受、自觉地重构中,直面现实;在现实的困境中徘徊、在徘徊中追寻,追寻中自觉不自觉地挥洒着自身的文化精神。当代知识分子的文化精神在近期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中投映得自如而淋漓;它承继和发展了“五四”新文学以来,特别是新时期十年文学中知识分子题材的创作,并形成了其特殊之处。     

新精英形象及其对青年的影响

精英具有两层含义 :一是指在要解决的时代主要问题中起重要作用的人物 ,新精英是由于时代问题的新而产生的角色的新 ;二是指知识分子 ,新精英是指当代知识分子地位作用的新。新精英具有高知识性、高市场性、高增值性 ,是“知识就是财富”的代言人 ,是“我创造我存在”的价值观的体现者。分析新精英形象可以了解当代青年的社会作用、价值取向 ,可以认识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观念变更     

民间文艺赋能乡村建设：基于百年乡建学术史的反思

在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中,知识人和革命者很早就意识到乡村建设的意义。在1919年兴起的“到民间去”运动中,乡村文化对于革命的作用引起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和知识分子较广泛的关注,此后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治”讨论中,歌谣、鼓词等所蕴含的“革命”与“激进”内涵进一步被发现,革命者和知识人希冀通过对民间文艺的改造传播新思想、启蒙农村。延安时期,由政治精英推动的乡村文艺运动改变了之前知识分子与乡村隔离的状态,充分发挥了民间文艺在乡村建设中的政治、社会功能。新中国初期的乡村文化建设重点在于如何重塑民间文艺,让其形成新的“地方讲述”及文化共识。改革开放后,伴随民俗旅游的兴起,民间文艺在乡村建设中发挥了“舞台”的作用。21世纪初在非遗语境中,民间文艺走向发展主体,尤其是在艺术乡建中引发了诸多讨论。文章在对不同时期乡建中民间文艺所发挥的功能与价值梳理的基础上,归纳与总结其经验与存在的问题,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一定的镜鉴。     

中国社会知识分子阶层的分析

知识分子是创造、阐发、传播、运用精神文化成果,从事精神生产、创新并具有社会主导价值示范作用的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推动了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发展变化。知识分子阶层经济地位如何,直接关系到我国知识经济的发展水平和进度。社会经济关系的新变化给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观念带来了深刻影响。     

精英文化在大众文化时代的生存策略

大众文化以其通俗性、娱乐性和趣味性迎合了消费主义时代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并迅速成长为当代社会的强势文化。精英文化在大众文化时代的生存策略是目前中国文化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知识分子是精英文化的创造者和阐释者,维护精英文化生命力是义不容辞的使命;传媒化是精英文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必然选择;而大众传承则是精英文化在民间的生存基础     

文学的知识分子属性

知识分子是灵魂的守望者。他们始终关注人的存在性质,关注人类社会的价值走向,始终在探寻各种精神的可能性与道德的可能性。文学在任何时候都承担着认识世界、解释世界和传达价值观的责任。而这种责任通常都是知识分子为自己设计的人生标杆。文学自古以来就是属于知识分子的。文学是一种精神世俗化的过程,是一种价值普及化的过程,也是一种精英文化大众化的过程。     

传统与现代的两难选择:中国现代知识者的窘困——巴金小说中的多余人形象解读

20世纪初的中国,是时代转型的时期.传统文化意识与西方现代思潮深深影响着社会的精英层--知识分子.他们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彷徨,表现出勇敢与怯懦、进取与守旧的二重性格.这种二重性在巴金小说人物身上表现十分突出,这些形象构成了巴金创作中重要的人物系列--中国式的多余人.这些中国式多余人形象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和思想内蕴,对于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反思社会转型时期新旧思潮对知识界的影响及反思自身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范例.     

论胡适“五·四”后思想上的退化及根源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爆发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运动，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掀起了变革浪潮。“五·四”前夕，中国社会各阶层涌现出一个个投身变革的代表人物。特别在知识界，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已任”，围绕着“启蒙”与“救亡”的主题，传播民主主义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改造社会的艰巨性与复杂性，加上知识分子自身的特点，致使知识分子在这条改良社会的道路上，走向分歧，其中有的顺应历史潮流，严格剖析自己，敢于抛弃旧我，紧跟时代步伐，成为了革命的旗手，如鲁迅；而有的却背负旧意识…     

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社会学术讨论会综述

知识分子作为思想启蒙的承载者，对近现代中国的政治变迁、经济发展、文化重建和社会转型，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巨大推动作用。2007年底在武汉举行的“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社会”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从“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政治”、“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文化与教育”、“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野”等方面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社会转型期乡村精英流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研究

传统文化遗产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剧烈冲击下面临着保护、传承与发展的巨大危机,在传统乡土社会基本结构瓦解的情境下,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是新时期的重要任务。虽然国家、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高度重视,但非物质文化遗产仍然面临消失的巨大危机,其制度上的原因在于文化精英名录制度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存在着诸多现实问题。乡土社会的文化精英作为非物质文化传承的主要群体长期被忽略,这成为文化遗产保护的隐忧。只有不断恢复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健全非物质文化保护制度的若干配套设施,在内生动力层面培育乡村本土的文化精英,围绕文化精英不断提高乡村向心力,修复其在乡土社会传播文化、引领价值的功能,重塑民间文化精英再生机制,方能真正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推向可持续发展的传承之路。     

知识分子与和谐社会建设

目前,我国处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时期,社会各方面的关系都处在分化和整合之中,有着“价值中立”特质的知识分子,在统筹协调社会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维护公平正义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同时,知识分子作为知识、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在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传播先进文化、为社会大众的心理健康提供指导等方面也都有重大作用.因此,需要社会完善知识分子政策,知识分子也要自觉承担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     

从人名符号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人名是个人的代表物,是一个很有意蕴的文化符号。它或隐或显地透露出人名所有者的文化心理内涵,因此,可以作为审视人的内心世界的一个窗口。这里,我们试图窥视近代知识分子人名的文化内涵,揭示出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知识分子是一个拥有智慧的社会优异阶层,其界说似未获得学术上的共识。本文中使用的“知识分子”,兼具传统“儒者”、“士绅”、“留学生”和“自由职业人士”(作家、艺术家、新闻工作者等)的多种特色。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心和文化载体的双重角色,以自己的文化反思,参与了这一时代的文化建构工程,从而实现了人生价值,但其心路历程却是艰难复杂的。     

近代中国对人权观念的认知与解读

马振超在《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上撰文指出,对于西方来讲,人权不仅仅是少数思想家的呼吁和呐喊,也是一般公众的基本信仰和价值理想。人权观念与其整个思想传统,尤其是宗教文化有着天然的联系,它不只是一种工具理性行为,而且具有价值合理性。但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西方人权观念的接纳和介绍是一种“工具理性行为”,人权观念是为达成一种合理目的———救国图存和富强———的工具和手段加以使用的。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社会内部已孕育着危机,但并未做好转入近代社会的准备。在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前,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