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纪行诗思想内涵论略

纪行诗是以诗人平生的羁旅行役经历为主要对象进行创作的,黄庭坚的羁旅行役经历和他政治上的升迁贬谪密切相关。黄庭坚创作了大量内容丰富多彩的纪行诗,诗人对自然山水、民俗风情的热情,对社会现实、人间冷暖的敏感,在他的纪行诗中都有反映。     

宋代纪行诗歌的民俗化倾向

纪行诗歌,顾名思义,即反映路途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的诗歌.风景、历史、民俗、个人情怀等都是纪行诗歌的内容.在宋代,由于诗人地域阅历的扩大和不同民俗的冲击,因而诗人在旅行途中关注当地的民风民俗,促进了纪行诗歌的新发展.     

评李炳赫《中国纪行诗》

李炳赫先生是韩国釜山大学的中文教授,他既是学者、教育家,也是著名的诗人。在1999年韩国召开的国际诗话学术会议上,李炳赫先生送给我他自己创作的《中国纪行诗》一书,以后又陆续寄来新作,共计有30来首。新时期以来,国际文化交流频繁,像日本和韩国常常组成多达几十人的学术交流     

文学地理学视域下的王北疆纪行诗

王珪使辽行程中写下的18首北疆纪行诗,因作者足迹的不断挪移,所以呈现出空间上的地理学特征;又因其抒情感怀以诗为载体,所以具有明显的文学意义。用文学地理学的视角观照王珪这组纪行诗,可以确证其由汴京出发最远至内蒙古赤峰市的使辽线路,并探寻王珪纪行诗作中冬春代序的物候景象和北国“江山”的文学建构,发掘诗作中以使臣情绪、思古幽情、乡愁意绪为代表的情感意蕴。     

唐代御史纪行诗的认识价值

唐代御史台作为朝廷＂纪纲之司＂,职责广泛而重大,唐代御史由于职事活动的需要,经常巡查州县、巡边查访、知南选、出使各国。唐代御史行使其职事活动的过程,也是文学创作的过程。因监军、使边、巡边、带宪职入幕等多种原因,唐代御史出入边塞,＂得江山之助＂,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边塞诗,御史出行成为唐代边塞诗繁荣的推动因素之一。御史文学家在其职使行程中,还描写了特定地域的自然风光、民风民俗,这些诗歌不仅拓展了唐代文学的地理空间,也为唐代山水诗的兴盛带来契机。唐代御史纪行诗,是了解唐代地域文化风貌的宝贵资料,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独特的认识价值。     

北宋交通与梅尧臣的纪行诗

北宋前期,梅尧臣是毫无争议的最重要的诗人,在他现存的30卷近三千首诗里,大约有四、五百首纪行诗。纪行诗虽然包含着各种艺术手法,但从根本上说是叙事性的,正是这种叙事性给宋诗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同时,纪行诗的创作也有赖于政治的统一、交通的发达和文化的交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梅尧臣的这些作品早已超越了纪行诗的范围。     

清代著名金石学家王懿荣四川纪行并首先发现汉代画像

王懿荣是我国著名的甲骨文学家、金石学家,1881年(光绪七年)他赴四川省亲,沿途寻访古迹,收集古董,结交名士,诗文唱和,并留下了许多墨宝,成为学林一段佳话。在他这次寻访到的古物中有汉代的画像石,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画像石,对于研究汉画像石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陶渊明《杂诗》十二首初探

自唐代以来,陶渊明及其作品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等大家对他表示深挚的敬慕并给予很高的评价。此后,研究陶渊明及其作品的文章和片断论述,可说是层出不穷。但是,深入、全面地论述陶渊明的《杂诗》的文章却很少见到。一般的论者只是援引《杂诗》中的一首诗或者其中的几句作为论据,来评价陶渊明。纵观《杂诗》十二首,其内容丰富广泛。或写行役之苦,或讽刺名利之徒,或咏叹壮志未酬,或叹息人生无常,或宣扬及时行乐。这些都是研究陶渊明的重要材料。笔者试欲对《杂诗》十二首作一次综合探讨,并借此求教于专家和读者。     

纪行赋中的道里信息——以沈炯《归魂赋》为例

作为一种纪实性的行旅书写,纪行赋天然地成为历史地理研究材料。赋文既沿空间展开,一篇纪行赋就是一条具体的交通线路,这条线路上不仅有山形水文、州县郡国,还镶嵌着邮传亭驿、桥栈关津、田畴古迹,就连路况险易、城池兴衰等即时状态,亦在在可见。纪行赋又多喜就途经地的本地典故发挥议论,也就是说,它还提供多重时间维度中的地理信息。以上这些特点,使纪行赋与纯粹的“地理类”文献相比,别具一种史料价值。以沈炯《归魂赋》为例,可以看到具体交通线路在复杂历史情境下的使用情况。      

《桃花源记并诗》别解

《桃花源记并诗》体现了陶集的精华,历来对《桃花源记》和《桃花源诗》之间关系的评说莫衷一是。其二者间的关系是解读这部作品的重要依据,根据陶渊明自身诸方面的情况对之分析,可以看到陶渊明有着当时一般文士所欠缺的人文意识,它不仅影响了陶渊明的处世为人,且在陶诗中有着深沉的表现。     

论丁芒新诗的诗思意识

在丁芒的诗思意识里,他所秉持的诗人个性情感必须与人民的利益、情感相一致的观念明显带有＂群我＂的、集体的、民族性的和阶级性的特征。在新诗体型的认识上,他主张新旧体诗的互相融合,创制出＂短小、集中、格律化＂的新诗体式,藉此表现＂人＂的生命体验、时代风云与民族心声。丁芒从20世纪40年代初——90年代末的新诗创作历程,诗思路径呈现出这样的流变过程：个我人生——社会人生——群体人生——个我人生。其诗境的创造主要表现三大类：抒写个我生命体验;反映现实苦难;讴歌战斗豪情与光明的未来。     

口语人诗的艰难之旅——对现代诗歌语言特征的一种考察

口语因其与思想启蒙之间的密切关系,被胡适整合进现代诗歌语言的建构之中。但作为宣传工具的口语与作为诗歌载体的语言之间毕竟存在距离。如何把口语更好地转化为诗歌语言就成为众多现代诗人不懈努力的目标和方向。     

独特视角观照下的丁鹤年诗歌——评导夫《丁鹤年诗歌研究》

在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导夫新著<丁鹤年诗歌研究>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元末明初回族诗人丁鹤年研究的专门著作,有其独特的学术价值.著者对丁鹤年诗歌有着透彻的理解,其独特的审视目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历史的坐标系中确定诗人及其诗歌的位置;二是在美学和艺术的领域确定诗歌的价值.     

从时空架构角度谈《西游补》之结构

从《西游补》的时空架构入手,考察了董说对传统时空架构模式的突破,就其一变传统模式中时空的有序均衡,而具有的时空的跳跃性与空间的不均衡性进行了探讨,揭示了其既丰富传统论点＂环形结构＂的内涵,又提出了又具有＂对称结构＂的特点,展现了董说的《西游补》在中国古典小说中结构的别具一格。     

从选本到教材：《唐宋诗醇》的经典化之旅

《唐宋诗醇》是由乾隆皇帝授意、梁诗正等人编定的一部唐宋六大家诗选。此书贯彻了乾隆以忠孝论诗的诗学观念,在清代诗选中占有一席之地,其影响力一直持续到民国。之所以如此,与其较强的实用性有很大关系。《唐宋诗醇》在科举考试中充当着诗题“考试大纲”的角色,日益成为书院教育中必备的“通行教材”。上至翰林、下至普通学诗者,通常将其作为应付科举考试和研习诗学的重要参考,其经典性地位是其他诗选无法比拟的。可以说自成书时起,《唐宋诗醇》就开始了经典化之旅,这是由官方追求命题的合法性和大众追求应考的实用性等因素共同促成的。     

《西游记》中的儒家仁爱精神解析

儒家思想长期占据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形态,同时,尽管《西游记》也深受佛学思想的强烈影响和渗透,但仍无法完全背离本土文化的思想渊源而彻底倒向佛学。就小说中仁爱思想的表述来说,作为佛学仁者化身的唐僧遭到贬抑,而具有先秦儒家仁者精神的孙悟空却得到赞美,这成为先秦儒家思想精神存在于小说中的佐证。     

《西游证道书》评点文字探考（上）

对《西游证道书》的评点文字进行了探考,认为其中固然有宣扬道教金丹大道的内容,但亦揭露和批判了社会的种种弊端与不平,揭示《西游记》的哲理性内涵,赞美《西游记》的奇幻特色、诙谐幽默的艺术笔法和情节结构的感人魅力,可供借鉴之处良多。从丰富的典籍和不同的角度对其评点者进行论证,认为《西游证道书》的评点者既非如清人所言为汪象旭,亦非如当今学者所言为黄周星,而是黄周星和汪象旭共同评点。     

《西游证道书》评点文字探考（下）

对《西游证道书》的评点文字进行了探考,认为其中固然有宣扬道教金丹大道的内容,但亦揭露和批判了社会的种种弊端与不平,揭示《西游记》的哲理性内涵,赞美《西游记》的奇幻特色、诙谐幽默的艺术笔法和情节结构的感人魅力,可供借鉴之处良多。从丰富的典籍和不同的角度对其评点者进行论证,认为《西游证道书》的评点者既非如清人所言为汪象旭,亦非如当今学者所言为黄周星,而是黄周星和汪象旭共同评点。     

《西游记》《南游记》与顺昌民间大圣信仰

阐述了“大圣信仰”产生的生态环境及其与《西游记》的关系,结合阂北山区“猴神崇拜”和顺昌大量的“通天大圣”碑刻遗存,认为大约于元末至明中叶,顺昌就形成了“大圣崇拜”。杨景贤《西游记》杂剧和早于百回本《西游记》的余象斗《南游记》中分别描绘了“通天大圣”、“齐天大圣”与华光的关系,说明顺昌“大圣文化”遗存是《西游记》成书过程中元杂剧、平话阶段的实物佐证。在此基础上,对大圣文化与顺昌文化产业提出了思考。     

《西游记》现存版本系统叙录

现存明清《西游记》版本共14种。明代7种,可分为3个系统：（一）繁本系统,包括世本和李评本;（二）简本系统,包括朱本和杨本;（三）删本系统,包括杨闽斋本、唐僧本和闽斋堂本。清代7种,亦可分为3个系统：（一）删本系统,包括证道本、真诠本、原旨本、正旨本、含评本;（二）繁本系统,即新说本;（三）抄本系统,即《西游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