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中日甲午黄海海战北洋舰队的战斗队形

自从去年四月十三日孙克复、关捷二同志在《光明日报》发表《应该正确评价刘步蟾》一文后,董蔡时同志在去年第一期《江苏师院学报》上写了题为《也论应该正确评价刘步蟾》的文章,表示了不同意见。最近,孙、关二同志又在今年《辽宁大学学报》第一期上撰文《再论应该正确评价刘步蟾——兼答董蔡时同志》,文章说;“刘步蟾是否违反军令,擅改舰队阵形问题,是正确评价刘步蟾的关键。”这个意见是很对     

我对列宁讲的“自由的文学”的理解——与杜书瀛、李中岳二同志商榷

杜书瀛、李中岳二同志的《党性原则与艺术规律——重新学习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文学评论》1981年5期),对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主要精神的阐发,颇有些好的见解,这对于我们全面地领会这一重要文献是很有帮助和启发的。但是,二同志的文章对“自由的文学”的看法,我觉得与列宁讲的原意不大符合。在此我想谈一点自己的粗浅看法,以就教于杜、李二同志和其他同志。     

再谈范蠡的寿终之处

1985年第3期《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刊载了张善长、刘柏扬二同志的《也谈范蠡寿终何处》一文,此文是与拙作《范蠡并非死于石首》(以下称“拙文”)进行商榷的。笔者反复阅读之后,难于赞同张、刘二同志的那些看法,特再撰此文,就范蠡的寿终之处与张善长、刘柏扬二同志进行讨论。     

关于《元杂剧选注》注释的几点浅见

在一九八二年《天津师大学报》第五期上,刊出吴振清、杜淑芬二同志的《对“元杂剧选注”部份注释的浅见》一文,对王季思等同志的《元杂剧选注》中的部分注释,提出了不同看法,我认为是有道理、富于说服力的。兹再举出几则为例,表达一点不成熟的见解,与王季思等同志商榷。     

对《郭沬若与杜甫》一文的几点意见

《宁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三期发表的韩培基、江汗青二同志合写的《郭沫若与杜甫》一文,对郭老的《李白与杜甫》一书进行了多方面的批评。毫无疑问,《李白与杜甫》一书是应当进行批评的,韩、江二同志的许多观点也是正确的。但是我觉得,这篇文章也有不足之处。在这里,我把自己的意见淡出来,与韩、江二同志商榷。     

也谈《汉语成语词典》

甘肃师大中文系编写的《汉语成语词典》(以下简称《成语词典》)出版以来,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关注.《中国语文》今年第三期上,王克仲、梁之抑二同志对这本书的优长和不足之处,发表了十分中肯的意见.本文拟就王、梁二同志文中尚未涉及的地方,补充一点个人意见,以就正于《成语词典》的编者和读者.     

对《居延简册<甘露二年丞相御史律令>考述》的商榷

一九七三年在居延的肩水金关遗址,出土了一组非常珍贵的汉代简册。这组简册包括四个文件,即《甘露二年丞相御史律令》(按简文应称《御史律令》)、《张掖太守移书》、《张掖肩水司马兼都尉事移书》、《肩水候移书》。这组简册发现后,甘肃居延考古队作了报导,初仕宾同志也作了《居延简册<甘露二年丞相御史律令>考述》(以下简称《考述》),从此这组重要简册才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初仕宾同志的《考述》,对《御史律令》及三件移书论述考证都很精辟,解决了简册中很多疑难问题,但也有言犹未尽之处,因此笔     

《蔡蒙考异》质疑

读了王仿生、王嘉勋同志《蔡蒙考异》一文(见《西南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年第三期),觉得颇有值得商榷之处.现将个人浅见略述如次,以就教于二王同志和读者同志们.王仿生、王嘉勋同志对裴骃在《史记·夏本纪》中给“蔡蒙旅平”作注引孔安国说:“蔡、蒙二山名”和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说:“蔡山不知所在也”提出不同看法,他们认为:“司马贞所不知的蔡山实际上就是蒙山,即今四川雅安城郊的周公山.所以蔡蒙不是二山名,实则为一山也.”     

也谈“二巳传道”——为王学钧同志补正

王学钧同志在《“二巳传道”考辨》(以下简称《考辨》中,以详实的材料,考证出李龙川所说“将来天下,二巳传道”的真实含义,是指定黄葆年、蒋文田作他的法定传人。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论断,尤其对研究刘鹗与太谷学派的关系更为重要。我完全同意王学钧同志的分析推论,只是有几点情况,觉得有必要作一些补正。     

李达同志是我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杨献珍同志是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前中央党校校长、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是李达老校长生前的亲密战友之一。他为传扬老战友的光辉业绩、扶掖后辈,热情地为我校宋镜明同志所著《李达传记》一书撰写了《李达同志是我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一文。今年十月二日,是李达同志九十五周年诞辰。为了纪念老校长,在《李达传记》即将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前夕.本刊特将杨老的文章先予发表。     

学术动态

今年四月,我校中文科副教授王骧同志,出席了江苏、浙江、上海二省一市在杭州召开的《〈白蛇传〉》学术讨论会,发表了论文《白蛇传故事三议》,译文《中国人信仰中的蛇》(与我校青年教师方柯合译)及资料《日本的〈白蛇传〉》.今年五月,王骧同志出席了中国民间文     

李达同志是我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杨献珍同志是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前中央党校校长、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是李达老校长生前的亲密战友之一。他为传扬老战友的光辉业绩、扶掖后辈,热情地为我校宋镜明同志所著《李达传记》一书撰写了《李达同志是我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一文。今年十月二日,是李达同志九十五周年诞辰。为了纪念老校长,在《李达传记》即将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前夕,本刊特将杨老的文章先予发表。     

屈原不是少数民族

<正> 一九八一年《吉首大学学报》(文科版)第一期发表了龙海清、龙文玉二同志的《屈原族别初探》(以下简称《初探》)一文。同年《贵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第二期发表了蓝瑜、肖先治二同志的《屈原族别考辨》(以下简称《考辨》)一文。两篇论文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考证屈原的族别属于苗族或苗、黎族。《初探》首先考证屈原老家秭归是苗区;其次从血统上,认为屈原“本属苗姓”,是苗族血统成员;最后,作者从语言、文化、风俗、民族心理特征等方面论证屈原具有     

邯郸起义前后的日日夜夜

今年2月19日,我们敬爱的邓小平同志不幸与世长辞。噩耗传来,泪水长流,悲痛不已。随着《平汉战役前夕》、《上党战役》等电视剧的播出,我仿佛又回到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回到邯郸起义前后的日日夜夜。 邯郸起义是刘伯承、邓小平决策的伟大胜利,正如小平同志在《对二野历史的回顾》一文中所说:“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如果硬斗硬,我们伤亡     

人的自然本性、社会性和阶级性——与胡绳生、袁杏珠同志商榷

《辽宁大学学报》一九七九年第二期发表了王磊同志的《人性和阶级性的对立统一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一文,接着在第六期上发表了胡绳生、袁杏珠二同志合写的与王磊同志商榷的文章《也谈人性和阶级性》(以下简称《也谈人性》),读后令人振奋。人性问题,本是一个跨学科的课题,它同时是哲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法学、美学、文学等学科的研究对象。可是,近十几年,人们除了一味地把人性斥之为地主资产阶级的东西之外,再也无事可做。人们不得不象躲避瘟疫一样来躲开它,即使愿意思考问题的人们,也只能把自己的想法深深地埋在心底。正因为如此,所以重新提出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很有意义的。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弄清问题的目的,这里我打算把自己对胡、袁二同志的《也谈人性》一文的不同看法提出来,就教于学术界和读者。因为《也谈人性》一文是与王磊同志商榷的,所以我也将对王磊同志的某些观点作简单地评述。     

隆武入粤说质疑——与朱纪敦同志商榷

《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年第一辑发表了朱纪敦同志《隆武遇害考辨》(以下简称《考辨》)一文,文章认为南明隆武帝朱聿键在隆武二年清军攻闽时并未遇害,在汀州被俘后押至福州杀害的是假隆武,真隆武潜逃至粤东平远,以五指山为据点,继续抗清。该杂志总第九辑又发表朱纪敦同志《再辨隆武入粤》(以下简称《再辨》)一文,进一步论证隆武入粤抗清。细读二文,觉得所论甚难令人信服。     

《老子》哲学的唯心主义本质——与胡曲园、李定生同志商榷

读了胡曲园、李定生二位同志《〈老子〉不是唯心论》、《〈老子〉唯物论》两篇文章(见《复旦学报》1980年第4期),我很受启发,同时也存在着一些疑问。     

“天人相分”论质疑——与施昌东、富恩同志商榷

《哲学研究》一九七八年第二期发表的施昌东、富恩两同志写的《论荀况的朴素辩证法宇宙观》一文,读后很受启发,但对其中关于“荀况的‘天人相分’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有些不同的看法,特提出来与作者商榷。施、富二同志为了论证“荀况的‘天人相分’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对春秋战国时期哲学     

老舍幽默风格的发展轨迹——兼与刘诚言同志商榷

本文以老舍的长篇小说为基础,探索老舍幽默风格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并对刘诚言同志的《老舍幽默创作发展的线索》一文的某些观点,提出异议。本文认为:老舍幽默风格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初步形成——趋于成熟——臻于完美。各个阶段的代表作分别是:《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离婚》;《正红旗下》。     

我校《学报》编辑部举行授奖大会

元月十七日下午二时,我部在校招待所楼四层会议室举行1983年度《学报》优秀论文授奖大会。出席会议的有杨频副校长、梁鸿飞副校长、各系处领导同志和授奖作者八十余人。会议由《学报》主编刘波教授主持,编辑部副主任兼文科主编方绪源同志汇报了优秀论文的评审经过和学报工作。梁副校长宣读了授奖名单,杨副校长作了重要讲话。他首先代表校领导对授奖作者表示热烈祝贺!同时,充分肯定了《学报》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