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与经济理论研究

经济学家由学院经济学家、政府经济学家和公司经济学家三部分组成。学院经济学家所主要从事的经济理论研究大致上可以分成学术问题导向的经济理论研究、现实经济问题导向的经济理论研究和跨学科问题导向的经济理论研究三种类型。学院经济学家的主要使命是经济理论的创新、经济分析工具的创新和经济研究领域的拓展。     

著名经济学家——方显廷

方显廷(1903～1985),浙江宁波人,经济学家,被经济学界誉为"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科领域中行业史研究的开拓者",是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重要领导人之一。早年,方显廷接受上海实业家穆藕初资助,就读于南洋模范中学。1921年,赴美国伊利诺斯州威斯康星大学学习经济学,后转纽约大学。1928年,获     

何谓经济学家？——对丁学良论断的回应

2005年10～12月份，中国的媒体，如《南方周末》和《中国青年报》，曾热烈地谈论中国经济学（家）问题。“家”字之所以用括号括起来，原因在于导火索是“家”，实质是对中国经济学研究现状的担忧和不满。虽然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学（家）的贡献与“两弹一星”升天相比毫不逊色，但大多数人并不买账。香港学者丁学良先生说：“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武汉大学的邹恒甫先生也来帮腔：“国内经济学家大多不入流。”     

经济学中的哲学传统——以经济学家为例的思考

著名的经济学家,大都有自己鲜明的哲学观。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几位经济学家的经济思想中哲学观的分析,可以看出,但凡一支经济学说的领军人物,都在经济学和哲学两大学科之间自由穿梭,并将哲学作为研究经济学的基础。     

社会转型:中国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实验靶场”

社会转型期为开展社会心理学研究提供了契机。当代中国社会心理学研究工作已在理论建构和具体研究两个方面作出了初步的贡献。然而,在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中,一方面面临着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困局,另一方面须应对重理论还是重应用的研究策略选择。本文认为,重视理论建设,强调方法论创新,并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有机结合,当是化解困局,为当代中国社会心理学研究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的一条有效途径。     

“正说”应是中国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

在中国哲学研究中,凡涉及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必然离不开"理解"与"批判"、"继承"与"原创"、"传统"与"现实"等关系问题.笔者所要强调的是:所谓"批判",应是在全面深入理解基础上所作的内在性的批评,而不是毫不相干的外在批评;所谓"原创"和"创新",不应是一味追求标新立异或剑走偏锋,而是在真正全面继承的基础上所作的开拓,是扬弃(既保留又克服);弘扬传统并不意味着脱离现实,而是调动并创造性地转化传统文化资源,以其中的某些因素介入、参与、批判、提升现实,促使传统与现代的互动.     

中国社会转型制度研究的新范式:“互动式”研究

制度研究存在多种范式,以往无论是社会学的"结构决定论"、"理性选择理论",还是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关注的焦点或理论前提都集中在了制度上,而忽视了行动对制度能动的反作用,致使其理论视野"作茧"于制度本身。在针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制度研究中,应当克服以往"单向式"研究的不足,努力融合社会学与经济学制度研究的优长,把宏观研究与微观分析结合起来,既要研究制度对行动的限制,又要研究行动对制度的反作用,从制度与行动的双重关系这一实践逻辑入手,用新的范式——"互动式"研究来代替以往的"单向式"研究,进而明确制度与行动是不可割裂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关系。     

以现代经济学助推中国制度转型——田国强教授访谈

○田老师,您好!您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这么多年来我们国家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的经济社会体制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作为一个时代的见证者,您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下您是如何走上现     

“适当论”作为法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可行性分析

法经济学虽然属于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但是却和法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法学关注的是如何从权利、义务出发体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而法经济学关注的是如何严谨法律制度,让法律实现公平正义。前者关注法律结果,后者虽然也关注结果,但更关注所引用法律的制度设计。虽然学科近似,但各自研究领域内的思维方式大相径庭:法律人多数仅仅是从提供正义的角度来看待法律的作用,而法经济学人是从改变行为的诱因(隐形价格)和政策目标(效率与分配)的手段来看待法律。如果说法律思维是一个价值观,那么法经济学思维就是一把衡量尺子,如果法学思维是"主观的",那么法经济学的量化思维就是"客观的"。但法经济学思维的微观经济学观点缺少一种统领全局的原则性研究范式,"适当论"可以成为这种范式。     

当代中国法学研究"范式"之思考

在今天的中国,国家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法治化的迫切需求不仅使法学成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显学",而且还要求我们的法学为社会变革提供充足而高质量的理论资源.一个国家成熟的法律文化"不仅包括法律制度、法律命令和法律判决等,而且还包括法律学者对法律制度、法律命令和法律判决所做的阐述".①因此,一国法治化的进程应有与其相称的法学研究并直接作为该国法治水平的标志之一.     

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政治哲学研究范式

本文简要清理总结了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现有的几种研究范式,提出了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政治哲学研究范式的必要性及其根据,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面向中国问题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范式的基本思路与框架:判明历史方位、准确捕捉中国问题是基础,深入揭示中国问题的世俗基础是前提,凝练核心理念引领政治生活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使命.     

中国转型期经济改革理论的发展

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发展,是与改革实践的互动,与政治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是一个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逐步突破和不断扬弃的过程。作为改革对象的经济体制的概念,蕴含着丰富的实践智慧,反映出中国改革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渐进的道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和市场经济论的先后提出,经过了长期曲折的探索和斗争,为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奠定了理论基础。围绕改革战略的研究形成了中国改革理论的不同流派,其中比较激进的和试图寻找单一改革主线或突破口的各种思路,都未能被实践所接受,转化成为政策的是以稳健务实风格见长的理论和对策选择。相对于其他方面的改革,所有制改革是滞后的,但是,中国经济学家对所有制改革的理论探索并没有因此而滞后,这方面已经取得的许多重要突破为所有制和国有产权制度改革提供了必要的准备。只有所有制和产权制度的改革,才能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起稳定、健康、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础。经济改革理论和转型经济学不同,前者是以指导和应用于改革实践为目的的规范性理论,后者则是要对改革和制度变迁过程做出科学解释的实证性理论。从改革理论到转型经济学的发展,预示着经济学理论在中国发展的趋势:实证性的纯理论研究与应用性的对策研究的分工和分化、理论经济学的国际化和理论基础的     

当代中国法律本质理论的研究范式

法律本质理论反映着法律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交往本质的理论反映,是社会变迁的理论表现。当代中国法律本质理论是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在前苏联的影响和自我探索的过程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与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变迁相适应,当代中国法律本质理论的演进经历了接受与建构、质疑与超越、深化与发展三个阶段。     

基于文化心理特征的经济学本土化研究——从经济学学说史中的本土化现象谈起

经济学研究的是具体社会关系下人的理性行为以及人类行为造成的经济现象,由于不同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下的人类行为机理存在很大的差异,从而会产生了不同的社会现象;因此,经济学具有强烈的本土性,其理论的构建和发展必须建立在本土行为机理的契合性基础之上。事实上,经济学本土化在经济学学说史中是非常突出的现象,英国和法国长期以来就因为文化传统的差异而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学风格,德国经济学也因文化和经济环境的原因而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历史学派。显然,现代主流经济学植根于西方社会的文化和心理,其理论假设和分析框架都是基于西方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因此,中国经济学的范式构建就需要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与中国人的行为机理契合。     

中国经济理论改革30年:回顾与展望

本文通过对1978—2008年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历程回顾发现,中国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呈现阶段性变迁。而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既是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引进、研究及应用的必然结果,也是创建中国自己的经济理论的必然需要。中国的经济实践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原动力,而国际学术资源的共享、学术研究的频繁交流又为吸收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搭建了良好的平台,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经济理论必将获得更好更快的发展。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心目中的东方法律样式

近代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有着较为丰富的东方社会与法律文化思想。他们的东方社会与法律观是其经济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 ,并且是其经济观点的有力论证 ,进而对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与法国、德国的思想界关于东方问题的看法有所不同 ,近代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东方社会与法律思想有两个明显的特点 :其一 ,他们对东方社会与法律文化的看法 ,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孟德斯鸠的东方专制主义学说模式的影响。① 而孟德斯鸠关于东方的分析又同英国人在东方 (主要是印度 )的殖民活动彼此印证 ,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被视为西方人促进东方社会变革的重要途径。其二 ,近代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第一次试图把“东方专制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来分析。② 他们在考察财富的形成与分配的社会经济条件时 ,通常把东方专制主义的经济制度作为与欧洲经济制度截然不同的一种经济现象来进行比较研究。因此 ,他们关于东方专制主义以及对整个东方问题的思考 ,都被置于一种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在这里 ,我们着重叙述A·斯密、R·琼斯和J·S·穆勒的东方社会与法律文化思想     

邓小平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学的变革

“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讨论,表明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已无法为现实提供理论支持,同时也使中国经济学面临如何研究、怎样拓展的问题。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为主题,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要表现形式的邓小平经济理论,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它不仅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否定,而且也为构建中国经济学提供了新的经济学范式。邓小平经济理论对建构中国经济学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既表现在这一理论在经济领域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重大论断和基本观点,也表现在它为我国经济学变革提供了以求实创新为灵魂,以生产力理论和标准为主线的哲学思维方式。它所表现出的特有的思维方式,对我们理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如何构建中国经济学这两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也具有极大的理论启示。     

“李约瑟难题”与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1954年,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中首次提出著名的“李约瑟难题”。由于历史的机缘,王亚南与李约瑟相逢,并从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的角度对“李约瑟难题”的关键性环节进行科学的理性的思考。他以经济结构作为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的切入点,以比较的观点、系统的观点、发展的观点考察中国的专制官僚政治形态,对官僚专制政治的独裁性、封建地主经济的支配地位、中国传统思想儒家学说的独占性以及它们之间内在的联系展开全面的分析和批判。他指出,以地主经济为物质基础的中国官僚政治,抑制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中国社会长期停滞在封建阶段,未能及时向新的生产方式转化。王亚南不少开先河的论述和深邃的洞见,可为李约瑟的总结工作提供极有价值的参照,他对“李约瑟难题”所作的理论贡献,将同他的业绩一样永载史册!     

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滕维藻

滕维藻(1917-2008),江苏省阜宁人,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20世纪40年代初,滕维藻毕业于浙江大学农业经济系,后考入南开大学商科研究所经济学部,1944年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1946年,受聘南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