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的诞生：论延安文学范式的形成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延安文学范式的形成具有权威的指导性。但延安文学范式并非仅止于文学形式建构,它实际上是中共抗战建国战略的一部分,是应时应地的中共“延安道路”形成的具体策略的体现。延安文学范式的完成,是多元因素的合力。延安根据地树立的模范人物与英雄人物,是延安文学范式中“新人”的现实来源。延安文学范式的形成,是讲话精神与延安社会现实政治的积极互动：一方面“讲话”与整风确立了延安知识分子体制化的制度要求,另一方面这些客观现实倒逼着延安知识分子体制化的过程。延安作家力图实践“工农兵文学”的方向,从模范人物到新人形象,呈现出从制度创造到文学反映的完成过程。延安社会新意识形态的建构也完成了从政治实践到象征生产的过程。     

当代文学观念的流变及其反思——以方方的小说创作为例

作为当代卓有影响的作家,方方的创作历程折射了最近30多年来文学观念及其社会效应的演变:当作家自觉规避意识形态权威及其他话语陈规的制约,其理性精神、怀疑态度赋予作品以批判性和反思性;而当作家以"游戏"心态对待创作,拘泥于主流话语、流行趣味而缺乏自省,便会导致文本叙事间距的丧失,使文学失去穿透现实的力量.     

文艺社团的转型与延安文学制度的建立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解放区文学迅速走向了体制化,并且形成了规范中国文学发展的当代文学制度。作为延安文学制度的基本构成要素之一,解放区文艺社团的转型直接推动了延安文学制度的建立。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前,解放区文艺社团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形态,但主要是以知识分子作家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型"文艺社团为中心,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启蒙意识和批判精神是"知识分子型"文艺社团的基本理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毛泽东的"讲话"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以"乡村剧团"和"文工团"为代表的"工农兵型"文艺社团取代了"知识分子型"文艺社团,成为解放区文艺社团的主体。"工农兵型"文艺社团以"讲话"确立的"工农兵方向"为唯一的社团建构理念,成为解放区后期文学发展中政党意识形态的传播者。作为政党意识形态的载体,解放区后期文艺社团具有特殊的社团组织形式,所有的文艺社团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规范下运行的。因此,解放区后期的文学完全被政党意识形态化了,而作为延安文学体制构成要素的文艺社团的转型过程在本质上是一种政党意识形态化的过程,解放区文学的体制化过程实质上是作为一种文学理论的"讲话"转化为政治实践的过程。     

放逐自我:文学的一种可能方式

本文对于文论史上作家“自我”概念地位的变化提出了自己的认识。现代以来文学变革总的趋势是倡导人的自由和解放,同时,作家在创作中也加强了对于自我的张扬,作家自我意识的确立与文学的进步具有了同一性。但是,这种创作自我扩大的趋势不是直线式的、代表文学进化的唯一可能方式,由于读者意识的觉醒、由于文学生产的体制化和合作要求、以及由于话语表达问题的新的认识,这种对于文学的看法也就发生了变化。“自我”其实是特定历史时期,文学变革过程的一个特殊关注点,当时的倡导确实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然而今天站在纯粹学理的立场看,也应该有比较客观的认识。     

从晚清到五四:中国文学转型的制度阐释

从晚清到五四,中国文学发生了意义和形式的转型。文学转型依赖于文学制度的建立和支撑,如科举的废除与新式教育的创建,大众媒介的兴起与传播方式的改变,从作家、作品到读者的存在方式都发生了大变动,一套新型的文学体制被建立起来。文学体制为五四新文学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性,成为中国文学转型的重要背景和支撑力量。     

1949-1976年中国大陆的文选运作与文学生产

1949年以后的建国初期,不同的文人集团就尝试通过文选运作来清理新文学史,最终在政治意识形态的主导下形成了将左翼文学尤其是解放区文学树立为文学正典的格局.政治意识形态也同时通过文选运作介入文学现场,调控新中国文学的发展,工农兵创作选本和青年创作选本被有组织地大量推出,成为重组文坛的利器.而同一时期由权威作家、学者操持的个人化选本却寥寥无几,满足读者趣味的市场型选本也不多见.显然,政治机制排斥了学术机制和市场机制,主导着这一时期的文选活动,也主导着文学的发展格局.     

国有工业组织权威变迁及其对劳企关系的影响

企业内部的组织权威既是保证企业管理效率的重要因素,也是对企业员工的激励和约束产生深刻影响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国有工业组织权威结构从从国家主导的“神圣型权威”向企业支配的“效率型权威”转变;企业管理者与普通员工的权威关系从“身份报酬型权威”向“行为报酬型权威”转变;普通员工对企业管理者的权威认同从“价值合理性权威”向“工具合理性权威”转变.国家自上而下强制推行的市场化改革导致的国家与企业关系的变革,以及国有企业自主创新的制度实践,成为国有企业组织权威变迁的合法性制度基础.同时,国有工业组织权威变迁对建构和谐的劳企关系产生了明显影响和挑战.     

文化分层中的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

民间文学是与作家文学并行的一门独特的语言艺术.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成为人们现实生活中所需求的不同的文学样式.本文拟用文化分层的方法研究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以及两者的关系,即将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放入文化的四层次说(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和心态文化层)中的心态文化层进行理解,进一步将两者分别归入心态文化层中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两个层次进行分析,以期更好地确认民间文学自身及其与作家文学的关系.     

台湾的大河小说和原住民文学

格局庞大的三部曲式的“大河小说” ,只要是通过家族的兴亡表现出国家民族的命运 ,具有浓厚的历史意识 ,那么“外省作家”表现大陆历史沧桑的作品也应计算在内。“大河小说”今后要得到蓬勃发展 ,就必须改变只重视写台湾史而忽视写两岸三地历史即整个中华民族历史的偏见。原住民文学大量的是指以汉文为书写工具刻画民族本性、表现其受压迫受欺凌的沉重叫喊的作品。原住民生活已由过去被汉族作家所书写发展到以原住民自己作为“书写的主体”。这种转变解构了汉人中心论及充满意识形态偏见的文学史叙述。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权威主义

20世纪中国文学中权威主义占有很大比重,无论是出于“新民”目的的开明专制,还是思想启蒙的个体至上,抑或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它们都不同程度上延续了权威主义思想。虽然在某一特定时期,权威主义凭借其强力、意志、革命的话语力量促进了文学社会功能的实现,但权威主义有悖文学创作的自由精神,不仅阻碍了文学本体的归位,而且也偏离了启蒙主义的精神内核。     

延安文学转折的逻辑起点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理论和政策上指明了延安作家实行文学转折的意义与措施,而作家如何摆脱知识分子的身份特点,完成向革命者即工农兵化的转变是文学转折的逻辑起点,作家的工农兵化过程直接影响到他们创作转变的实际进程。丁玲与艾青是延安文学转折中有代表性的两个作家。     

建国三十年朝鲜和韩国文学译介研究

通过对1950-1978年的朝鲜(韩国)文学翻译的考察,可以发现这个阶段中国的一切文学翻译活动都是围绕“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时代主题展开的,而且冷战意识形态赋予了文学翻译以深厚的政治色彩,作品的艺术性退居衡量文学价值标准的次席,政治思想性成为第一标准.受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文学对韩国文学基本上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     

新世纪文学生产机制批判——关于“作家学院化生存”的思考

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作家进入高校,担任教职,选择"学院化生存"的方式。作家"学院化生存"既是新世纪之交文学场的裂变和学术场的膨胀的结果,也体现了一批有良知的人文知识分子试图拯救颓败的文学生态、拯救人文教育的努力。但是,进入高校的作家似乎并没有改变高度体制化的高校坚硬的现实,相反有被高校同化的危险。作家选择学院化生存至少面临三重困境和难题:第一重困境是如何解决好文学的"下生活"与"上生活"的问题;第二重困境是如何解决好知识生产逻辑和文学创作逻辑自洽的问题;第三重困境是如何解决好学院政治对文学自主性的伤害问题。     

文学再现的“神学观念”与解构

文学作为作家思想观念和审美意识的表达,其创作过程表现出特有的意识形态倾向。"文学模仿说"和"文学表现论"预设文学作为一种神性职业的存在,体现出潜在的神秘主义色彩,其意识形态表现为一种神学观念。20世纪后,随着对文学的本质、功能等问题认识的加深,西方批评理论对文学的神学观念进行了批判。"文学生产论"将文学艺术活动看作一种生产实践形态,从文学与革命政治、意识形态等视角阐释文学构成,要求将文学作为生产的本性还给文学,实现文学对意识形态的生产。解构主义批评对支配着传统文化价值理念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予以反叛。它们都将批判的锋芒指向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的价值观念,动摇了文学意识形态的根基,体现出试图超越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的努力。     

后苏联的文学生产:俄罗斯帝国情怀下的文化产业

苏联是文学大国——作家队伍庞大,有许多著名的文学杂志和出版社,文学作品发行量动辄几十万和百万,文学作品对社会的召唤力难以想象……苏联解体了,苏联时代的文学存在方式也就终结了。但是,这不意味着文学在后苏联俄国就消亡了,相反,文学队伍仍然庞大(只不过少有职业作家)、出现了一批新的著名的文学杂志和出版社、产生了种类比过去多得多的文学奖项、文学产品的生产量比苏联时代是有增无减、文学生产的产值并不小、有若干作家的社会贡献力是政治家难以企及的,等等。人们担忧文学在后苏联俄国会消亡的现象没有发生。之所以如此,关键原因之一是:文学在后苏联俄国不再是官方意识形态,却自动融入了重建俄罗斯帝国的大潮中;因为废除了苏联时代新闻报刊审查制度,因而更多的人有机会投入文学活动,且主流的文学生产者是满怀俄罗斯帝国情怀的;决定文学产品命运的,不是官方意识形态,而是文化市场,但文学作为文化产业得到社会和各方面人士的关注,却不仅仅由于它具有市场效应,更因为它诉说了复兴俄罗斯帝国的国民认同。     

重读《红岩》:从个人记忆到国家文学

所谓中国当代国家文学,是我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特殊性的一个基本认识。在我们看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已经形成自己的鲜明特色。这种特色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许多方面都有表现,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已经不再是历史上的那种自发、自由的文学,而是一种高度统一的体制化文学,     

清末民初的文论体制化——以课程和教材为中心

文论体制化作为晚清民初以来民族国家文化教育建设的一环,主要是用国家权力和知识教育的形式,将文化分化的、以西方文教为样板的现代文学反思话语固化起来的过程。文论体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学科建制、课程设置和相关的教材著译。从清末民初"文学概论"课程和教材的发展看,其文论体制化的过程充满新旧文化的碰撞,可以透视其间文化建制的结构性和主体性的意涵,理解长期以来对"文学概论"学问和教学的偏见。     

《文学的基本原理》举要

绪论第一节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一、文学是通过作家头脑对社会生活的能动的反映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作家创作出来的。作家创作的目的是为了表达一定的思想、感情。这种思想、感情就是人的意识。就存在与意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两大领域来讲,文学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它是人类认识生活和反映生活的一种形式,是客观现实在作家头     

五四作家知识结构塑造力解析

五四作家作为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五四作家赋予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无穷的魅力。这与五四作家自身的知识结构密切相关。而五四作家知识结构的塑造与形成则受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家庭背景、教育背景等诸多力量的影响与制约。而这种影响与制约,直接或间接地,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学理论、文学生产方式等诸多方面都有着重要意义。     

“十七年”文学中知识分子精神式微探析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人物众多,但总体上刻画并不成功,真正具有知识分子精神的形象很少。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建国后"一体化"的政治语境和知识分子改造政策有关。在确立无产阶级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地位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中,作家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完全以政治标准代替文学标准,知识分子形象成为一个政治符号,而不是有血有肉的"人学"的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