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耶稣会士夏鸣雷与中西历转换表

早期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对中国年代学尤感兴趣,这主要源于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上古编年史问题的分歧,并引发了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争论。在这些争论中,西方学者对中国编年史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其中首要的一步便是设法将中国编年史中的年代记载和西方的儒略历对应起来。19世纪末期法国来华耶稣会士夏鸣雷对中西历相互转换进行出色的研究,他的转换表简单巧妙、通俗易行,是当时汉学研究的得力工具,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耶稣会的性质及其在中国传教的特点。     

康熙帝也要各种“补习”

在皇宫西北的天主教堂，俗称“北堂”。北堂在今北京西城区西什库大街33号。既有南堂，为什么还要建北堂呢？这要从康熙大帝与路易十四及传教士之间的故事说起。康熙一朝来到中国的法国耶稣会士至少有五十位之多，其中以康熙年间来华的白晋、张诚、洪若翰、刘应、李明五人最为重要。     

李明《中国近事报道》对伏尔泰的影响

明末清初,传教士纷纷来华,他们将其在华的所见所闻著书立说,对18世纪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产生了巨大影响。法国耶稣会士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即是这样一本著作。此书对许多欧洲启蒙思想家都产生过影响,其中包括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伏尔泰关于中国礼仪之争的态度、开明君主专制思想及对中国文化的崇拜方面都受到李明此书的影响。     

清初耶稣会士巴多明中西文化科技交流活动述评

清初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以其渊博的学识促进了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对于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以及西方世界对中华文明的认识与了解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长期以来,巴多明在中西文化科技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却未得到应有的认识和重视.本文通过对耶稣会士中国书简等史料的考察,对巴多明在中西文化科技交流方面做出的诸多贡献进行了相关研究.     

清初来华传教士马国贤与中西文化交流

明末清初大批西方耶稣会士来到中国,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使中西双方的认识和沟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对此,国内外学术界已经有诸多论著。可是,对于来华的非耶稣会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现有的研究则明显滞后。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是非耶稣会士,他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通过对他的研究,可以更好地揭示明末清初这场大规模文化交流的全貌。     

中国文化的接受者和传播者

十六─十八世纪来华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其特殊的作用，他们既充当了西方文化的传播者，又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中国文化的接受者．继而他们又成为向欧洲传播中国文化的传播者．他们被称为“近代文明的哥伦布”，因为他们发现了文化意义上的新大陆。来华耶稣会士都是博学之士，他们以异域人的敏锐眼光吸取了中国文化的精华，同时，他们又以文化比较的目光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保守、自封的一面，至今仍能发人深思。     

《况义》的翻译与中西寓言的早期接触

1625年，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和中国天主教徒张赓翻译了《伊索寓言》的第一个中文选译本——《况义》。《况义》的翻译受到正处于创作高峰期的中国寓言的影响，同时，它所传入的西方寓言又为中国文人关注，促生了第一批西方风格的中国寓言作品。     

耶稣会会士邓玉函与中西文化交流

本文论述了耶稣会会士邓玉函于明末清初之际来到中国 ,逐渐背弃原来来华传教的初衷 ,转而帮助崇祯皇帝修历 ,并在中国大力传播天文学及医学知识。与此同时 ,他也把我国的医学知识传回了西方。最后 ,他与中国官吏学者王征共同合作写下了《远西奇器图说录最》 ,把当时欧洲最先进的机械学基础知识传授给了中国人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翻译活动、翻译观与翻译策略刍议

明清之际的200余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翻译高潮,也是第一个科学翻译高潮。遵循适应性传教路线,来华耶稣会士纷纷投入到了＂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译介活动之中。他们以及与其合作的一些中国士大夫虽然未能建立系统的翻译方法和理论,但是开创了＂洋译华述＂的翻译模式,而且还通过大量的翻译实践活动,对翻译观和翻译策略进行了初步探索,其翻译策略尝试了目的论翻译法,至今不失其借鉴意义。本文在全方位总结耶稣会士翻译活动的基础上就他们的翻译活动特点、翻译观和翻译策略及其现代意义进行了述评。     

明清入华耶稣会士科学译介活动新论

本研究以科学译介为主线,以人物活动为中心,以标志性事件而非朝代更迭为界线,对明末清初入华耶稣会士的科学翻译活动进行了全新的分期,提出以1687年为耶稣会士科学译介活动的分水岭这一全新命题,强调了法国耶稣会士在此之后确立的优势地位,并且论述了他们取得的突出成就及其对中西文化科技交流的重要影响。     

晚明基督论概貌

如何对中国人传扬基督论是晚明来华的耶稣会士面临的最困难的神学问题。柯毅霖的《晚明基督论》表明,他们采取了适应中国的方式,全面而正确地宣扬基督论:在利玛窦阶段,耶稣会士小心翼翼地宣扬福音,向基督徒传达了耶稣受难及其救赎的教义;在艾儒略阶段,他们除了全面介绍基督的种种奥秘外,还特别强调十字架上的耶稣及其救赎意义,并对当时中国人有关耶稣的许多疑问作了回应。     

晚明基督论概貌

如何对中国人传扬基督论是晓明来华的耶稣会士面临的最困难的神学问题.柯毅霖的《晚明基督论》表明,他们采取了适应中国的方式,全面而正确地宣扬基督论:在利玛窦阶段,耶稣会士小心翼翼地宣扬福音,向基督徒传达了耶稣受难及其救赎的教义;在艾儒略阶段,他们除了全面介绍基督的种种奥秘外,还特别强调十字架上的耶稣及其救赎意义,并对当时中国人有关耶稣的许多疑问作了回应.     

明清之际中医在西方的传播

西方人对中医的了解,早在元代中西交往的过程中已经开始,但是对中医的深入研究则是明后期耶稣会士来华之后的事情。传教士在16世纪东来以后,一直将科技作为其在中国站稳脚跟的重要手段,而医学尤为先导。雍正朝禁教后,传教士感到在华行医传教难以进行,便转而研究中医中药。     

利玛窦论

利玛窦论康志杰利玛窦（ＭａｔｔｅｏＲｉｃｃｉ），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号西泰、西江、大酉域山人，有时亦称泰西，与其友好的士大夫按中国的礼仪尊称为利子或利先生。１５８２年，利玛窦受耶稣会派遣，抵澳门，次年进入中国内陆，从而揭开了中国基督教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     

论耶稣会士早期西学传入策略

明末耶稣会在中国的活动可以分为几个阶段,论文将主要关注耶稣会士1583－1594年间刚进入中国时西学传入策略的探索.首先将传入的内容区分开来,将注意力转回到他们真正的目的,而后具体分析在这10年间耶稣会士在中国所遭遇的困境,并针对这些困境制定的相应策略,当时中国人对这些策略的回应,以及耶稣会士对这些策略的再认识.进而从中分析当时中国士人在接受明末耶稣会士所传入的科学与宗教时的态度,以及他们明显区别对待科学与宗教的原因.     

儒学与天主教会通过程中的儒家经典译介

明清以降,天主教耶稣会士大量来华,他们为顺利生存和传教而会通儒学,不断靠拢、比附、融会、贯通和吸收儒家思想,在“西风东渐”传播天主教义和西方科学的同时,开辟了“东学西传”尤其是译介儒家经典的工作,为传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耶稣会士对儒家经典的译介可以界定为三个阶段:“学习期”的主要目的是把儒经作为语言材料来学习中文;“化用期”的主要目的是借助儒家思想来抨击欧洲黑暗社会;“研究期”主要属于宗教哲学的学术探讨.先秦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的译介历程曲折而成果丰硕,激起了欧洲思想界的波澜,促进了西方尊重理性与自由的启蒙运动.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对开封犹太人古教古经的追寻

1605年,开封犹太人艾田前往北京拜会利玛窦,利玛窦随后派遣使者到开封实地调查.之后至开封进行考察的耶稣会士还有艾儒略和龙华民,他们坚信能够归化开封犹太人.真正实施归化开封犹太人夙愿的人,是后来首位来豫开教的意大利教士毕方济;延续其事业的人,主要是葡萄牙教士费乐德、奥地利教士恩理格;真正完成对犹太人古教古经系统考察、撰写出最有价值著述的人,是清初葡萄牙教士骆保禄、法国教士孟正气和宋君荣.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关于中国开封犹太人古教古经的追寻,是为其在华传教活动寻找提高权威性的重要依据.可以说,耶稣会士早期在河南的地方性传教活动,是与寻找开封的犹太历史追忆相呼应的.     

西学东渐与明末清初实学教育思潮的变革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来华揭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其对此间实学教育思潮有如下影响：一是出现注重数学教育的倾向；二是注重中西会通、然后超胜西学的趋向；三是注重实践验证和科学实验的思想。虽然这些变化在当时历史背景下不能起到全局性和根本性的影响，但是却代表了儒家思想对西学挑战的应时，与儒家教育的新变化，以及明清教育探索中富于生机的、具有前瞻性的一支力量。     

莱布尼茨、朱熹与有机论哲学——对李约瑟相关思想的分析与回应

面对西方主流学界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偏执,李约瑟毅然提出,朱熹理学通过来华耶稣会士的传播而激发了莱布尼茨独特的有机论哲学,进而影响到以马克思、怀特海为代表的现代有机论世界观。尽管这一设想存在一些问题(如对莱布尼茨思想的理解和历史考证等),但李约瑟深刻地洞察到中国古典自然观与西方现代有机论哲学之间存在着令人惊讶的契合,这无疑对我们反思中国古代自然观的理论价值和现代意义具有重大启发。     

从法国安菲特利特号船远航中国看17—18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

在法国于17-18世纪掀起的"中国热"过程中,以希腊海洋女神命名的法国船舶安菲特利特号(L'Amphitrite,海神号)两次远航中国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资料匮缺,国内学者对于该船远航中国的动机、过程与结果的研究甚少.安菲特利特号或海神号船肯定是现在所知的第一艘在中国海岸停泊过的法国大船.这当然并不是说法国直到那时为止从未曾在中国采取过重大商业、宗教和文化活动.自从耶稣会的教祖方济各·沙勿略于1522年死于广东上川岛,巴黎外方传教会于1660年创建和路易十四于1685年派遣6名"国王的数学家"耶稣会士赴华(其中有5位于1687年莅华),于1688年创建了法国北京传教区以来,法国便在华开展了大量的文化和宗教活动.安菲特利特号船两航中国,既是法国长期在华活动的结果和形成的一次高潮,又为法国后来在华活动开辟了道路,特别是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