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儒学的新变与唐宋转型

唐代儒学在儒家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中唐以后,唐代儒学在春秋学派经学观念以及古文运动的推动下,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具有突破性的进展,形成了新的观念,这些观念为宋代儒家的兴起作了准备。唐代儒学的这些成就,在方法上得益于对传统儒家经典的重新解释;在内容上,则说明了儒家发展过程中,对佛教的排斥和对佛教的吸收一样,都是儒家发展自身的动力所在。     

论“大陆新儒家”的理论瓶颈——以“首届两岸新儒家会讲”反思为中心

儒学理论形态在当代社会的兴起,表明的是儒学对自身理论的反思与自觉。在众多思想形态中,何种儒学思想将引领未来社会思想动向,不仅关切到儒学自身理论形态的自足,更在于思想对社会产生的巨大导向作用。反思"大陆新儒家"的理论瓶颈,是儒学思想完备自在自为的理论诉求。反思表明,"大陆新儒家"以康有为主义的名义来作为儒学复兴的理论价值取向,不但违背了儒学自身的理论价值承诺,同时也悖离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儒学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脉和当代富源

儒学作为一种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积累丰富、且自汉迄清一直居于主导地位的巨大文化体系,其内容无疑是非常复杂的。历史上儒家学派林立,大师辈出。儒学与诸子百家、道教、佛教相互争鸣又相互补充。儒学在社会政治事务、教育师道、经史博古、文章子集之学的各方面发展,渗透到全社会,适应、调节社会发展并指引人们的生活。     

宋代新儒学形成中的佛教助力

纯洁队伍、恢复礼制、完善体系、确定方向,是宋代儒家复兴儒学的四大基本路径,而这四大基本路径的展开,与宋代儒家学者批判佛教密切关联着。宋代儒家学者正是在批判佛教过程中,使儒学的队伍和思想纯洁化、使儒学的礼制逐渐得到重建、使儒学的理论体系得到完善、使儒学的精神方向得到恢复。因此可以说,宋代新儒学的复兴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联,而这种关联主要表现在佛教成为新儒学复兴的特殊助力。     

略论汉中期的儒学与儒士

西汉中期 ,在儒学独尊的同时 ,大批士人转向儒学 ,完成了士人儒家化过程。他们以儒学为基础 ,吸收其他学派的有益成份 ,与儒学相互融合 ,形成了系统的理论和观念 ,并用理论观念指导实践 ,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当代新儒学的西方因素

西学对当代新儒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西方术语成为新儒家研究的当然用语,西方学术思想体系也为新儒家积极吸取,展开中西思想家的比较研究。西学的挑战是推动新儒学研究进展的主要动力,新儒家明确自身在多元文化对话与交流中的平等地位。     

黄宗羲的魂魄说及其与天主教思想之交涉——以《破邪论》与《天主实义》为中心

黄宗羲从其气一元的宇宙本体论和重视经世史学及社会教化的实学立场出发,在批判继承朱熹魂魄说的同时回归先秦儒学原典,批判了民间迷信及佛教、道教的魂魄说,指出人只有一魂一魄,主张人与物因气之差异而理亦相异,以人性与物性根本不同因而不能相互转化批判了轮回说,并对祭祀之感格及灵魂不朽给予了理性解释,维护了儒家传统信仰。利玛窦则基于天主赋魂说与天堂地狱赏罚论,批判了儒家的魂魄说、佛教的地狱轮回说,并给予儒家的祭祀以非宗教的解释。从黄宗羲信奉主宰世界的昊天上帝,认为圣贤灵魂不灭,以及承认儒家祭祀之非宗教世俗意义等方面来看,恰好可作为儒家主流学者对于利玛窦所倡导和推动的适应中国国情的传教策略的批判和反应。     

文化冲突、文化融合与文化演进——以中国历史上的儒佛会通为例

作为两种异质文化,儒佛在道德伦理、人生虚实和因果报应等方面存在着冲突,在长期的论争中,双方不断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佛教在吸收了中国儒家的伦理思想后,逐渐成为中国化的佛教.儒学通过对佛教思想的吸纳,构建了儒学的本体论,为儒家"亲亲"、"仁民"、"爱物"、"等差"的伦理政治找到了形而上的根据.两者的成功结合,启示我们一方面不同文化思潮之间冲突与融合,可以促进人类文化的共同发展;另一方面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有利于本土文化的发展.     

孔子、儒学与中国文化传统

本文从“儒辨”、“儒学的发展与演变”、“孔子、儒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三个方面对“儒”、“儒家”、“儒学”、“儒生”等概念进行了系统界说,对儒学的发展与演变及其坎坷的历史命运进行了具体分析。文章指出,儒学传统不能代表中国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传统是以儒家《易》学为主流的《易》文化传统;同时,还指出了这种文化传统的诸多特色和对中华民族精神形成的决定性影响。文章还论证了孔子对中国《易》文化传统的理论贡献。     

论云冈石窟反映出的儒家“忠恕”思想——以第9、10窟为例

佛学自传入中国以来，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就与儒学这样或那样地妥协、融和，云冈石窟的第9、10窟虽然表现的是佛教内容，但仍闪现出儒家“忠恕”思想的火花。     

梁漱溟论儒佛异同与会通

面对中国文化的危机,梁漱溟超越文化上的夷夏之争和伦理矛盾的冲突,在广义的文化比较层面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梁漱溟认为,儒佛二学只是手段、途径、步骤的不同而已,二者本质上都是在解决人世间所面对的许多困惑与苦难,儒、佛对生命意义关怀的一致性,使其同为人类自己向内用功进修提高的一种学问。梁漱溟把大乘佛学的佛性说与儒家的仁心相沟通,在一定意义上,使佛家的“无我为本”与儒家的“有本不穷”会通了起来,这为其后的现代新儒家探讨心性开辟了重要的理路。由于梁漱溟思想上亦儒亦佛的二重性,儒家在相当程度上被佛化了。他的文化哲学带有浓厚的宗教气息。尽管如此,构成梁漱溟思想理论主体的仍是儒学。     

简论儒、释、道的义利观

以儒学为骨干 ,以佛教、道教为其两个分支而构成的我国传统文化 ,不仅有其各自的义利观 ,而且也有其在各自义利观指导下的实践活动。儒家重义轻利、佛家轻利重义、道家兼而有之。科学分析并认识总结儒、释、道的义利观 ,取其精华 ,弃其糟粕 ,实为学术及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一项光荣任务     

在调和与融通之间：唐宋变迁视野下的三教互动

直至中唐以前,佛教与道教虽曾各倡调和之论,历朝君主也有调和之举,但都是对三者关系的外在安顿,儒佛道之间真正融通并未措手。大约中唐前后,佛教完成了中国化进程,道教尽展本土宗教的全部特色。儒学也自觉危机,遂由韩愈肇其始,而由宋代理学家最终毕其功,融汇佛道的合理精髓,再构宋学的思想体系,最终夺回三教关系的话语主权。在此过程中,佛道两家进一步将儒学价值观自觉纳入教义,主动向儒家靠拢。而宋代君主作为最高统治者,尽管个人在崇道好佛上各有轩轾,却始终以调和三教为基本国策,但仍有值得抉发的历史细节,勾划出统治者从三教调和的外在安顿向三教融通的格局砥定的政策走向。这些变化与互动,构成了思想领域中唐宋变革的一大主题。     

云栖袾宏的儒佛观

在明末"三教合一"思潮的背景下,云栖袾宏的儒佛观独具特色。首先,在彰显儒佛本旨的基础上,主张儒佛配合、儒佛相资为用。其次,为纠儒佛会通中"儒佛混滥"之弊,从概念、义理上严辨儒佛界限。再次,针对阳明后学狂禅之弊,以"止恶行善"之实行补救之。最后,强调以儒家伦常为本,作为净土修行之根基。袾宏的"儒佛配合"论,是在明末时代背景下的必然选择,同时也为明末佛教的发展开拓了新的空间。     

多元宗教视野下的口头说唱——以甘肃武威“凉州贤孝”为例

甘肃武威凉州的民间口头说唱艺术＂凉州贤孝＂,以宣扬孝道为主题,儒释道兼收并蓄,形成了以孝为核心的三教融合。     

东晋的玄学新义及其对玄言诗的影响

永嘉南渡之后,玄学在东晋时期产生了新的变化。反映在学术思想上,主要是玄释合流带给玄学原有概念的变化,以及对逍遥论的新解等方面,由此也揭示了东晋时期,玄学开始让位于佛学的趋势;反映在文学发展上,最大的变化就是出现了所谓的佛理玄言诗。士人通过玄言诗这种形式,阐述佛理,其中僧人支遁是杰出的一位。他的佛理玄言诗,不仅宣扬佛理,而且在许多方面出现了诸如山水诗的一些描写特征,对后来谢灵运山水诗革新诗风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论黄庭坚融通儒释的修养理论

作为临济宗黄龙派门人的黄庭坚,其颇具探索、践行禅学修养的自觉意识,其禅学修养路径是通过反观自身以明了自身本有之真如自性,然后通过对此真如自性的护持,最后达到随缘任运之精神境界。这与他身为儒者对儒家修养功夫的阐发具有内在的对应关系。而黄氏有关儒释修养论的探索与阐发,亦对思想界的儒释整合做出了重要贡献。     

北宋蜀学三教融合的思想倾向

北宋蜀学三教融合的思想倾向通过龙昌期、章詧（chá）、三苏、张商英等人融合各家,兼用佛老,重视儒学的治学实践体现出来,反映了北宋巴蜀地方文化的重要特色。为蜀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多元的思想环境和文化背景。     

论中国山水画与儒道释思想的关系

中国山水画在其发展过程中与儒道释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山水画家学道参禅的比比皆是,有的本身就是和尚或道士,在他们的绘画创作中或多或少地要受到儒道释思想的影响。儒道释思想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山水画家的审美情趣、创作思想、创作实践、创作风格和创作方法。     

泰山儒释道文化的互动与变迁——以泰山神信仰为例

泰山神信仰既被纳入了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封建王朝官方正祀,独具强烈的政治色彩,又是中国道教文化、佛教文化和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宗教特点和民俗特色,反映了泰山儒释道文化互动交融的变迁过程。其中,儒家文化是泰山文化的主脉,对整个泰山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主导作用,使泰山文化更具理性高度、人文关怀和象征意义 道教文化、佛教文化以及两者世俗化背景下伴随的民间信仰文化,是泰山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使泰山文化更贴近民众,带有出世的超然与神秘,为泰山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基于宗教神圣性的传播手段和受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