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变易”观念的萌芽与确立

“变易”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最早形成的范畴之一,是中国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图从“和”、“奇”、“神”等关键词的分析入手,描述“变易”观念的萌芽;并通过对《易经》《老子》《易传》三部代表著作的分析,认为《易经》开启了以“变易”来关照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先河,《老子》进一步在理性的层面上扩展了它的内涵,《易传》集其大成,确立了传统的“变易”观念。《老子》的“反”、“道之动”与《易传》的“变通”、“刚柔相摩”的变易模式及变易动力观念,自其诞生以来,一直影响了历代思想家对自然、社会以及思想等演变的看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缺少的最重要的元素之一。     

从《易经》之“易”看“天人合一”的和谐观

《易经》之“易”有简易、变易与不易之三义。《易经》阴阳五行、取象类比的认识方法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整体思维方式,这种天、地、人三才全方位的思维方式体现着“天人合一”的和谐现。     

试论中国传统变易观念萌芽的关键词

语言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思想。先秦时代的关键词＂和＂、＂奇＂、＂神＂正表现了中国传统变易观念的萌芽,＂和＂已经涉及到不同元素相互作用而生新物的思想,＂奇＂贯穿了变易的灵魂,＂神＂更表现了变化无常,不可预测的内涵。在先秦哲学中,＂和＂、＂奇＂、＂神＂正是中国传统变易观念的具体表征。     

论英汉互译文本中翻译变易的三个层面

变易是翻译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由于两种语言系统的差异,译者不得不作语言层面上的变易。语言上的变易有可能对译本的其他三个层面,即语义、风格及语用含义造成影响,这四个层面的变易现象常常会同时体现在一个词或句子上。通过英汉译本中的实例,分析后三个层面上的翻译变易,即语义变易、风格变易和语用变易,指出译者的翻译策略及相应的变易受文化的宏观影响。     

《周易》对苏轼文艺创作观的影响

在《周易》经世致用的创作目的、穷变通久的变易思想、“以虚受人”的感应观念等思想启示下,苏轼主张:一是文艺创作应“有意于济世之用”,不可空口大言;二是文艺创作要想独树一帜、自成一家,必须不断创新求变;三是作家在感受外物、进行文艺创作时,必须保持空明虚静的心态.     

“古今”“中西”之争与中国近现代对历史哲学的关注

“古今”与“中西”之争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从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变易史观的出现,从“变法”与“守旧”的争论到对“孔教”的批判,直至“中体西用”理论的破产,体现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哲学进展的大致轨迹。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历史哲学随之步入近现代化的历程,“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思想观念开始崩溃。     

论刘熙载文学思想的儒道互补

刘熙载是位恪守传统伦理学说的清末学者。然即使是这样一位“粹然儒者”,其文艺美学思想在吸取儒家学说的同时也渗透了道家的变易观念,并在某种程度上将诗艺引向了精微。刘氏之儒道互补的审美意识有力地佐证了“儒道互补是中国古代社会和文学的主流”这一命题。本文主要探讨刘氏文学思想中儒道互补的契机、物化形式及意义,由此探究中国文化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内驱力。     

论先秦哲学的变易观与天人合一思想的主线

从先秦到近代哲学,中国哲学家们无论怎样的唯物或唯心,几乎都探讨了事物运动发展的“变易”问题;都触摸了“天人关系”的范畴,并从亲和自然的东方哲学思维中,找到“天人合一”的答案。这一切,都与先秦哲学的变易观和“天人合一”的思想有关。先秦诸子为中国哲学的辩证法思想和“贵和尚中”的文化模式奠定了先哲基础。     

易学视域下的司马光史学思想

司马光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也是卓有成就的易学家。司马光丰富而深邃的史学思想,是以其易学思想为哲理基础的。他从“变而通之”的易学变通思想出发,肯定只有变通才能促成事物的发展,变通需俟机而变,变通的原则是“守道不守法”;以此关照社会历史,则重视“通古今之变”,肯定历史变易是“自然之理”,历史变易是盛衰之变,历史变易旨在革除弊法,而礼义纪纲之“至极之道”则亘古不变。他从易学天人整体思维出发,肯定易道“始于天地,终于人事”,认为“吉凶有命”,而“命”乃“遇时”,提出“修己以俟命”的主张;以此关照社会历史,则强调“僭失”天人之分必遭“天灾”“人殃”,积极宣扬重人事思想,以不书怪诞迷信作为历史撰述的重要原则,肯定仁、明、武“人君三德”是决定历史“治乱、安危、存亡之道”。他的易学“中正”观赋予“中正”以“化之本原”的本体论、“德之嘉”的道德论与不偏不倚的方法论意义;以此关照社会历史,则肯定人君以秉持“中正”之德而受尊位,“中正”是实现君臣和睦、君民同心“、上下交相爱”的根本方法“,中和”之德是人君修身、治国的“大本”和“达道”。     

《周易》对中国“风水理论”的影响

《周易》对中国“风水”理论有深远影响,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阴阳理论、方位观念、吉凶观念、气论和乐天知命观念等。“风水”理论讲究阴阳平衡、五住相得、趋吉避凶、气感而应和天人合一等思想．我们不能简单地将“风水”与“迷信”划等号,而应该辨证地去看待它。     

康有为的全变思想和创造进化论

在研讨康有为辩证思想的众多论著中,许多哲学家界定他是继承中国传统的变易思想,糅合西方进化论的观念,形成了唯心主义的庸俗进化论社会观,这一论点几乎覆盖了所有中国近代史著的空间.如果我们对康氏的哲学观,辩证观和历史观作一全面综合分析,就不难发现康氏并没有在变易的河边止步,也没有在庸俗进化的山前徘徊,而是突破了变易论的城池,向全变论的层面攀登,涉过庸俗进化论的河流,走近创造进化论的新岸.     

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澄清”之思

随着我国思想解放和哲学改革的深入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之哲学基本问题的几十年的牢固地位已经开始动摇 ,日渐增多的论者对这一问题持否定的态度 ,于是在这一问题上就形成了两种观点 ,即“维持”说和“变易”说。“维持”说坚持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是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 ,“变易”说则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只是哲学发展一定时期(比如哲学认识论时期 )的基本问题。“维持”说中似又可分作两种观点 :一种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无论在任何哲学中、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哲学基本问题 ,这可称之为强的“维持”说 ;另一种认为一般地可以说思维与存在的…     

“辱旗即辱国”：北京政府时期“敬旗爱国”的宣传与国民对辱旗的反应

国家象征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符号资源。国旗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象征，具有培育国民国家观念、塑造国家认同、增强国家凝聚力等功用。北京政府时期以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为国旗，政府和社会各界积极构建五色国旗的国家象征意义，论述国旗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宣传“敬旗爱国”，欲使国民认同国旗来认同国家。五四运动以后，随着“敬旗爱国”观念的宣传，国家观念的普及，中国民族主义的持续高涨，“辱旗即辱国”也被更多中国人所认同，五色国旗成为时人表达爱国和国家认同的重要政治符号。北京政府时期“敬旗爱国”的广泛传播和“辱旗即辱国”观念的强化，是时人以国家象征塑造国家认同的体现，也是国家象征作为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基本素材的体现。     

赫拉克利特“火”的现代解读

从赫拉克利特美学思想中“火”的观念来审视希腊文明中的人文精神，“火”的观念是主体理性思考的产物，它意味着人类生存发展回归到人的主体性和完整性上；从马克思“关学和历史的”角度看“火”是审美创造意识的体现，“火”反映了赫拉克利特对人的生存目标和生存状况的审美创造思考。     

关于企业群体思维方式的探讨

一、企业群体思维方式的形成机制“企业群体思维方式”这个概念。是一个复合概念,由“企业”、“群体”、“思维方式”组合而成。所谓思维方式,是指在一定的思维内容上,体现某种思维过程的方法的样式、格式或模式。它通常反映某种观念、意志以及情绪在个体或群体中的存在情况。例如,“法不责众”、“枪打出头鸟”、“债多不愁”等观念常常是通过一些具体的消极的思想方式来体现的。群体思维方式是指在某一群体内流行的某种主导性思维方式。换言之,一种思维方式起主导作用的人员范围称作一个群体。群体的概念与“派系”的概念有联系又有区别。其联系是两者都需要在某一方面有共同的语言,但“派系”的形成需要用共同的利害关系来维持,     

有情无情:佛道渗透中的沉沦与超越

明清主情思潮中屡屡言及的“情至”与“情了”并举乃至贯通的现象,是受到佛道观念中所蕴含的无情和纵情的两种对立思想深刻影响的结果。这一点,在袁宏道的身上得到了鲜明体现。而“导欲增悲”、“空结情色”等观念的出现,则表明佛禅藉顺应欲望以求解脱的思路成为明清之际解决情理矛盾的最后方式。     

殷周之际天命观的转变与《周易》哲学思想的形成

卜筮是古人主要的决疑手段。殷周时代,卜筮的占问对象是至上神"帝"或"天"。这时的卜筮是一种探知至上神旨意和命令的活动,体现着殷人和周人的天命信仰思想。殷周之际,天命思想发生了一次大的转折,周人针对殷人"有命在天"的观念,提出了"惟命不于常"、"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思想。《周易》正是这种天命思想转变的直接成果,其中包含着变易思想和重德意识,开始出现了哲学思想的萌芽。     

“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

“亲亲相隐”的观念是儒家亲情伦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古代至民国时期在量刑时予以减免的根据。此观念和法律规定在西方亦有体现。“亲亲相隐”体现的是人的天然本性,“大义灭亲”维护的则是法律的正义。国内学术界就此问题曾展开过针锋相对的论战：一说“亲亲相隐”虽然有违现行法律,但它符合和顺应人性的正当发展,现行法律应做适当修改;一说“亲亲相隐”是滋生腐败的“温床”。情与法历来就是困扰着人类的问题,但我们不仅在学理上更应该在实践中去寻找一条两者相融的道路。     

“兵刑合一”：中国古代“大一统”观念的国家主义表达

国家统一与繁荣富强是中华民族的最高价值准则。国家统一既需要理念、精神与文化的滋养作为基础,也需要通过制度、法律和军事力量来予以维护。中国古代注重通过法律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秩序,在必要时依据法律动用国家军事力量以“兵刑合一”的方式维护统一、稳定秩序。在中国古代的“大一统”观念下,“兵刑合一”既体现为法律上的制度规制,也体现为政治上的军事强制,以其秩序功能联结起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政治诉求与法律实践,实现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之间的互动。儒家文化和“大一统”观念的文教功能与制度维系功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实现了“大一统”观念的制度化、法律化,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奠定了“历史中国”的文化基础,丰富了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内涵及其表达。     

论"无为"观念的辅助性内涵

“无为”观念长期受到误解。“无为”观念与欧美的辅助性原则有着内在的契合性,应当重新理解。辅助性原则对于促进地方法制的学理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无为”观念也蕴含着丰富的辅助性内涵,同样体现了在地治理原理、上级干预原理与分域治理原理等具体内涵。对它的现代阐释,可以促进地方法制学理的发展,促进地方法治的制度化、规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