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视野下的中西知识论概观

将儒家的知识论解读为一种道德知识论,并且鉴于儒家哲学的主流地位,进而将传统中国哲学的知识论界定为一种道德的知识论,尤其是"‘力行’的知识论",应当说是可以成立的。与此不同,西方知识论传统的导向是求"真",目的都是为了获取真知识。中西知识论之所以有"知道如何"与"知道如是"的形态上的区别,以及目的论取向上的差别,根本的原因在于它们各自的文化背景。从根本上说,文化中的这几个要素——语言文字、数学与逻辑、哲学与思维方式,尤其影响着中国古代知识论的形成。进入现代,不论是张东荪还是金岳霖,他们的知识论的出发点与所借助的思想资源都是属于西方的,尽管不排除其中也暗含着一些中国哲学的东西。他们的思考以及所产生的论著体现了现代中国知识论的一种趋向,这就是对西方知识论的吸收、对话和融合。     

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宗教信仰、道德信念与秩序问题

有学者认为,儒家思想的特质是一种与基督教"外在超越"旨趣不同的"内在超越"。分析起来,这种断定主要是基于基督教对儒家构成的宗教压力与政治压力导致的。传统儒家既不追求宗教意义的超越,也不追求本体论—知识论意义上的超越。与宗教超越重视上帝与人的关系、本体论—知识论重视超验—经验架构相比,儒家思想乃是高度看重人的德性修养与境界提升的伦理体系。在现代处境中,没有必要将儒学的宗教性引为儒家价值辩护的方式。从一个社会—政治共同体必需的人心—社会秩序来看,儒家强调的基于道德信念的相关秩序安排,具有同基督宗教一样的收摄人心、整合社会的作用。     

现代逻辑的理性观及其知识论根源

逻辑与理性之间存在着深层次的、内在的关联.在现代逻辑视域中,理性是精确的、普遍的,通常被视为一种单独的、先验的认知能力.究其实质,现代逻辑理性观突出的是对理性作合理性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在知识论上的根源正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关于知识的理论传统.     

回归生活世界的哲学

西方传统哲学是一种知识论哲学,现代西方哲学要求超越知识论,走向存在论,回归生活世界。原因在于知识论哲学的基础主客二分模式难以解决主客体的统一问题,在近代陷入了自我中心的困境,回到人依寓于世界的生活实践的基础就摆脱了这一难题;知识论哲学以科学为榜样,但科学日益暴露出局限性,因而要求回到科学世界的基础——生活世界,超越科学主义;知识论哲学认为知识高于生活;为了求知而遗忘了人和人的生存,现代哲学认为生活高于知识,知识必须以生活作为根基。通过回归到生活世界,在知识论哲学中感性与理性处于分裂状态的人实现了统一,成为完整的人;在知识论哲学中人与世界的对立也在生活实践中取消了,人与世界是和谐统一的关系。     

从朱熹的格致论出发——论儒家知识论传统的建构

学术界通常认为朱熹理学的出发点在于"理",而事实上,朱熹主要是继承并发挥了二程的格致论,并把格致论当作其理学的出发点.朱熹格致论是知识论的表述,也是一种融合了知识论并以其为基础的伦理学.它发挥了早期儒家"尊德性而道问学"的思想,把伦理学与知识论统一起来,因而是对儒家知识论的建构.     

“科玄论战”与20世纪中国哲学走向

“科玄论战”作为一个富有象征意味的文化事件,昭示着２０世纪中国哲学的基本走向。科学派与玄学派的对峙,在时代性、民族性和人类学本体论等不同维度上,表现为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中学、理性与价值之间的冲突。科学理性所内蕴的走向科学主义的基因,中国文化在特定历史际遇的选择,决定了科学派的生成。科玄两派分别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现代新儒家的兴起提供了思想史背景。科学主义的解读,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面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化和现代新儒家的科学化趋势,显示出理性与价值相整合的取向。它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２１世纪中国哲学所面临的历史使命。理性与价值能否整合及如何整合,将成为新世纪哲学无法回避的课题。     

“德”与“智”的现代转型:现代新儒家思想中的理性主义

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转型过程中对"科学性"与科学精神的重视可溯至西方启蒙运动中理性主义思潮。西方理性主义作为一种形而上的知识哲学在近代中国思想界的本土化发展很大程度取决于中国学术土壤里与之相应的传统思想资源。本文选取现代"新儒家"学术群体中具有西方理性主义特征之思想为主体,旨在探索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中理性主义的形态。尽管受到西方哲学,尤其启蒙时期以来的德国哲学影响,西学东渐的接受范式仅仅为新儒家构建理性主义思想提供了框架。中国传统思想资源里的以道德实践为最后的"德"与"智"——德性与智性——取代了西方狭义理性主义范畴对立于外部经验的内在"理性",成为中国当代理性主义思想的核心概念。现代新儒家注重西方哲学的抽象思维和科学精神,将西方理性主义在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与思维模式中进行重构,以实现传统儒学道德观和知识论的现代转型。     

经济人的“知识骚乱”——经济人假设知识论转向史考察

历史地看,现代经济学策动过两场理性主义运动:一是古典理性主义运动,它根源并隶属于苏格兰启蒙哲学传统;二是新古典理性主义运动,它根源并隶属于法国启蒙哲学传统。这说明,现代经济学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曾经分别隶属于两种不相容的理性哲学传统,也就是说,现代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这一核心假设曾经经历了一次"知识论转向":从原生态经济人的有限理性和有限知识传统转向了新古典经济人的完备理性和完备知识传统。对于这次"知识论转向"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及其理论后果,哈耶克形象而准确地称其为"一场知识骚乱"。揭示经济人的这个"知识转向史",特别是这场"知识骚乱"的性质,是深入解释现代经济学发展演变逻辑的关键一环。     

从后现代视野看新儒家对中国哲学的现代重建

现代新儒家哲学既肯定科学理性的重要性同时又将之收摄于道德人文精神之中的取向,代表了对如何不使科学理性被逾越本分地绝对化的问题作出的中国式的回答。随着西方后现代转向的出现,西方哲学对于人之生命意义的安顿问题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与中国现代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相比,立足于民族本位的现代新儒家哲学更有利于将中国哲学以“哲学”的面貌示人。作为面对相对主义所可能有的两种基本选择之一,现代新儒家哲学的终极关怀价值系统具有借鉴意义,但同时亦存在着以历史的总体性消融人的自主性等内在的问题。     

道德的形上学与本体诠释学比较研究

相承先秦儒学与宋明新儒学的发展,现代新儒家以谋求“儒学之第三期发展”而自任。由于儒学之第三期发展或曰现代新儒学是在儒家传统经过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而陷入“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零落困境之后兴起的,如何既保守儒家传统而又使之与现代社会相衔接就成为儒学之现代复兴所面对的时代课题。如所周知,儒家传统素重道德理性或曰德性精神,而现代社会则以理智理性的发达为其基本特征。因此,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就进而落实为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     

儒学与工具理性培育

儒学对于工具理性的培育是起促进作用还是起阻碍作用,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全盘西化派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而现代新儒家给出的答案却是肯定的。认同工具理性而拒斥科学主义,可以说是现代新儒家的共识。梁漱溟以中西文化比较的方式,指陈传统儒学缺失工具理性的弊端。冯友兰认为中国文化缺失工具理性的问题,并非不可以解决。熊十力重申内圣外王并重模式,希望化解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紧张。牟宗三把工具理性的意涵突出出来,主张由内圣开出新外王,即开出科学和民主来。在如何处理儒学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现代新儒家的看法比全盘西化派深刻得多。儒家文化有重视教育、尊重知识的优良传统,可以为科技创新提供积累知识的必要的文化土壤;儒家自强不息的精神与当代的科技创新也不矛盾。儒学重视价值理性并非排斥工具理性,反倒可以抑制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     

论儒学现代转型的两条基本路向

概括而言,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型表现出了两条基本的路径:第一,突显儒家思想的超越性意义;第二,强调儒家思想切入并导引当代社会人生的现实性功能。前者在强调儒家思想的宗教性上得到了集中体现。这又可区分为在外在形式上力图将儒学改造成为某种制度化的宗教和注重从内在精神上阐发儒家义理的宗教性特质两个方面。后者在现代新儒家力图涵摄科学理性精神以"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理论努力中表现得最为鲜明。儒学的现代转化之所以呈现出上述两条基本的路向,既是由于儒家价值系统确实具有"超越"与"内在"两个向度的基本功能,也代表了儒家立足于自身的思想传统面对现代中国之时代问题的挑激而做出的回应。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学科合法性问题

学科的合法性是指学科形成的学理上的合理性和存在的现实必要性.学理上的合 理性取决于特定的知识类型为基础的知识论以及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知识论并不是认知型的知识论,而是理解型的知识论(包括诠释型和扩展型的知识论). 同样,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方法论也不是面向求知的认知型方法论,而是 寻求意义的理解型方法论和理性分析的教育实践型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存在的现实必要性主要是满足社会精神层面的价值系统重建的需要.     

卡尔·拉纳先验认识论的形而上学鹄的

卡尔·拉纳先验认识论的基本论题是“上帝启示何以可能”的知识论原理.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之后,在康德先验哲学和海德格尔基础本体论的现代语境中阐述基督教的知识论原理,意味着通过本体论和人类学的基本命题揭示上帝与此在之间的生存论关联,把启示神学规定为对于神圣奥秘的启示和倾听.卡尔·拉纳的先验认识论是对于作为基督教奥秘的启示神学的形而上学奠基.     

守经善道与行权合道:儒家经权思想的伦理意蕴

按照传统学术分类,经在四库中居为首位.尊经、释经、明经、守经是经学时代中华文化的深层心理结构.儒家尊经守经,也力主行权达变,守经行权归根到底在于对"道"的探寻和推崇.守死善道揭示了在价值冲突过程中儒家学者守经的价值理性立场;行权合道不仅体现了儒家学者守经的价值理性立场.还体现了在具体情境中权变的工具理性智慧,尤其值得珍视.紧扣儒家的"经"与"权"思想,突出价值冲突中的道德选择和具体情境中的权变智慧,揭秘儒家经权的真谛,对于当代社会的道德心理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寻求儒家知识论的源头活水──余英时清代思想史新解释平议

寻求儒家知识论的源头活水──余英时清代思想史新解释平议应奇在与西方哲学史和学术史对照之下，人们一般认为中国哲学在知识论上极不发达。然而，在如墨辨那样的先秦学术中，还是存在着发展得相当充分的知识论、逻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因子，有人甚至以为墨辨的逻辑学堪与...     

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学科基础

学科的形成在于特定的知识类型为基础的知识论以及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论并不是认知型的知识论,而是理解型的知识论(包括解释型和扩展型的知识论)。同样,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方法论也不是面向求知的“认知型”的方法论,而是教育实践型方法论,即“理性的学理分析型”的教育方法论。     

论儒家文明的历史地位与现代意义

对儒家文明现代意义的研究,需要廓清对儒家文明的种种误读,理性、科学地甄定儒家文明的历史性地位和在现时代的价值与意义。儒家文明是中国自古以来一以贯之的主流文明,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儒家文明已形成自己独特的文明禀赋和文明优势。20世纪的一百年是儒家文明内生力得到空前爆发的一百年,在这百年激变中,儒家文明丢弃了许多旧的东西,接纳了许多新的东西,但儒家文明长期凝练的文明内核与文明精髓没有丢失,反而在历次救亡图存中得到了历史性的继承与弘扬。儒家文明是表明中国人文化身份的主干文明符号,儒家文明在21世纪将进入新的辉煌发展期。儒家文明是我们文明的骄傲;儒家文明还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儒家文明还将走向未来。对儒家文明的礼敬态度,是中华民族对本民族文化应有的尊重,也是儒家文明应享有的尊严。     

试论现代新儒家的儒学现代化观

国内外广大学人对现代新儒家的界定、发展时期、代表人物及其发生发展的原因等看法不一。现代新儒家儒学现代化观的时代意义与现代价值是它必须首先证明它在现时代的时代价值。现代新儒家儒学现代化观这个问题是现代新儒家这一文化思潮对全盘西化派、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驳论中得到比较细致却又是病态的发挥,但其病态的文化理论体系中又包含了合理的理论和方法论成分。认识现代新儒家与当前学科研究的关系可以在“一元统领下的多元互动”的原则指导下进行。     

儒家伦理的普世价值

儒家伦理是否具有超越一切历史、超越一切地域的普世价值,学界对此在认识上存在尖锐的分歧。本文不涉及有关争论,只是从正面论证儒家伦理何以具有普世价值。本文认为,儒家伦理之所以具有普世价值,是因为儒学是生命的学问。既然儒学是生命的学问,那么就人的类本质而论,人要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就不可能拒斥儒家伦理,因为儒家伦理所关涉的是人所以为人之最基本的伦理准则,一旦背离儒家伦理准则,人就会行同禽兽。本文还认为,作为人之生命价值取向的儒家伦理,具体表现为五常。五常并不是并列的关系,而是体用的关系,仁为体,而义、礼、智、信皆依仁以显用。而要实现以“仁”为核心的儒家伦理的现代意义与价值,儒学必须经由世俗化的途径以实现普世化。基于这一认识,本文最后对现代新儒家主张通过发掘儒学的宗教性以实现儒学的现代意义与价值的观点提出质疑,借以进一步强调儒学世俗化对于实现儒学现代意义与价值的必要性和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