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管子》侈靡消费观理论的独特见解与涵义

《管子》的侈靡消费观理论非常独特,它根据俭、侈两种消费对发展生产部有利弊的关系,提出了把俭,侈两种消费有机结合,辨证统一地灵活运用的消费方式。又阐明了奢侈消费在特定条件下对生产的刺激和促进作用。从其理论内涵看,它既认识到了消费与货币、消费与商品的关系以及消费与生产的关系,又认识到了消费对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刺激与促进作用,还认识到了消费调节市场、市场反映消费的功能。     

略论《管子》中的宏观管理思想(下)

(六)“俭刚伤事、侈则伤货”的消费论 为了实现“富国安民”的目标,必然要涉及产品的消费问题,即“俭”与“侈”的关系问题。在这方面,《管子》作者提出了一种独特的消费理论,即从所谓“俭则伤事,侈则伤货”(《乘马》)的观点出发,既主张节俭,又提倡侈靡。 所谓“俭则伤事,侈则伤货”,按照一般的解释,就是说节俭会使生产停滞和流通不     

论韩愈的经济思想

中唐时代，地租赋税、对外贸易、食盐专卖、钱重物轻等重大经济政策积弊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百姓的生活。为了解决这些积弊，韩愈提出减轻赋税，职业分工；开放沿海市场，促进中外经济交流；食盐官营私粜；提高币值，改变钱重物轻状况的主张，充分表现了韩愈轻赋、开放、利国、便民的经济思想。不但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对后世、乃至今天也有借鉴作用     

俭德——“两型社会”的德性基础

抑奢崇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倡导俭能养德、俭能养廉、俭能富国裕民;随着社会和历史的发展,俭德的内涵也随之日趋深化,新型节俭观应该是"俭而有度,合理消费",立足于经济与伦理的双重纬度,着眼于生产和消费的互动关系,强调个人与社会的辩证统一,它表现为人们理性的生活态度和适度的消费观念,要求人们的消费行为以个人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平均水平为比照,充分合理地利用资源,适当节制个人的生活欲望.富有鲜明时代性和现实紧迫性的俭德是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强大精神动力和道德支撑.     

清末时期"奢俭"观的学理透视

清末时论主要从肯定论、否定论、综合论三方面诠释传统“黜奢崇俭”的“奢俭”观。肯定论着眼于严峻的社会现实,力图从中抽绎出积极价值,引导社会舆论潮流,围绕国本、官德、风俗等三方面展开,以消弭尚“奢”给社会国家带来的消极作用。比较而言,否定论则立足于中国社会发展趋势,指斥其具有妨碍思想进步、落后于时代、阻遏经济发展等负面影响。而综合论则认识到中西均有“奢俭”观;“奢”“俭”为一对相对的概念,相比较而存在;强调理性对待“俭”“奢”,倾向于“奢俭”并重,因时而异,以利政治、社会、经济、思想等发展。     

宋代赋税结构初探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农业是社会的主要经济部门。宋以前的历代封建王朝尽管有关市之征,山泽之禁,盐铁之榷,但是,一般来说,这些赋税在整个国家赋税收入中不占主要地位。国家赋税无论是征发劳役还是征收实物和货币,都主要取自农业和农业劳动者。所以,历代封建统治者都认为国之大事,食货为先。“农,食货之本也。”故杜佑作《通典》,首食货而先田制;马端临作《通考》,田赋为第一。然而,到了宋代,农业虽仍是社会最主要的经济部门,其赋税来源的组成结构却发生了变化:在国家赋税收入中占主要地位的田赋税,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原在国家赋税中无足轻重的商税、专卖税、矿税等则逐渐升居主要地位。本文仅就宋代赋税来源与结构,以及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作些初步的探讨。     

宋元赋税制度之比较

封建赋税,包括税和役两部分。战国时期赋税“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三项。只有粟米之征是土地税,是以经济为内容的税敛,其余两项则是按人或户征军需物料及直接服役的人头税。这是由奴隶社会的人身占有前进为人身控制初期的剥削内容,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大进步。此后的中国封建赋税就是在此基础上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变化,自战国到明、清,最突出的是随社会的前进,生产关系的变化,所征赋税以经济为内容的比重逐渐增加,人头税相应减少,最后在封建社会临终的清朝前期,以“摊丁入亩”的形式将人头税全部摊入地亩,按亩课征。宋、元的赋税制度就是这个总变化中的一部分,明显体现着这个时期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及其新的特点。     

从傅玄、亚当·斯密赋税原则看中西古典经济思想的契合

中西方古典经济思想虽齐头并进、渊源有自,但两者存在着诸多契合之处。以税收思想为例,西晋思想家傅玄所提出的至平、有常、赋民所出、积俭趣公等四原则,与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奠基者亚当·斯密所揭示的平等、确实、便利、经济四原则有异曲同工之妙。傅玄与亚当·斯密赋税原则都是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加以总结概括而形成,他们思想的契合并非偶然的特例,中国古代思想家还在善因论、轻重论、农本论等诸多方面与西方古典经济思想家存在相同或相近的认识。中国古代丰富的经济思想资源应成为当下正在努力构建的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渊源之一。     

宋代城市税制再议

宋代城市地税与农田税虽就税目性质而言有其一致性,但城市地价之远超乎农田,是专制国家必须为之做出相应制度调整的根本原因;城市中的市场地块由于其地价尤高,官府也就对其敷之以特别的税额。相比而言,屋税如同农田两税,在宋代城郭赋税体系中,居主体性地位。与此同时,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经济关系越来越复杂,国家从城市征税赋役之所依据的税产,出现了一种从地产物业走向综合家业评估的趋势,并形成了清晰分辨"田亩"家业"与"营运"三类性质略异税产的概念。城市税制演变的种种迹象,表明赵宋政府常能随着社会经济格局的变化而调整其赋税制度,其向社会攫取税役的能力相当突出,体现着两宋时期不同寻常的历史活力。     

明代的时代转移与风俗变迁

历史进程在任何时候都在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然在这些变化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几个非常重要的时段,此即所谓的时代转移。若将视野转至整个明代,其间同样存在着内在转移的变迁脉络。正德年间堪称明代时代转移的关键时期,明代风俗在正德前后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景象。正德以前,纤俭、稚质、安卑、守成是当时社会风俗的最大特质;正德以后,风尚颓靡,生活侈美,出现了一股追求艳丽、慕尚新异的风潮。     

论中国古代赋税思想的特点

中国古代赋税思想在整个历史文化遗产中，特别是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发展史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一个时代的赋税思想往往是那个时代的经济思想的核心部分，并且与一定历史时代的政治、哲学、法律、伦理、道德、宗教、文艺等观点密切联系着。本文所讨论的中国古代赋税思想是指周代至清末三千余年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地主阶级的赋税思想。我们知道中国历史的发展有它的特殊性，这就是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阶段。在长达三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其政权的基本形式是中央集权专制主义。这对中国的经济、法律、哲学、伦理、道德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形成…     

《管子》富民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管子》富民思想在生产、分配和消费等环节都提出了许多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张,以农、工、商诸业并举、贫富有度、俭侈兼顾的生产、分配和消费方式,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民众利益要求的。由于《管子》富民思想是在管仲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形成的,具有极强的务实性,对中国传统社会有着深远影响。在当前我们致力于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道路上,也能带来诸多有益的启示。     

唐代政府减轻农民负担的努力及绩效分析

唐代是为解决农民负担而进行重大变革的时代,主要体现在国家对赋税征收体系上进行的调整,把传统的征税内容以“税人”开始向“税资”、“税地”过渡,充分体现了税收制度的进步。新的税收制度使农民缴纳的赋税量与其家庭经济能力相适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民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制度的深层原因,唐及其后的历代王朝减轻农民负担的努力大都以加重农民负担而结束。     

先秦赋税伦理思想的本质内涵及其批判

究竟国家最高赋税权力应该由君主一个人独掌还是由全体公民共同执掌,这是赋税伦理研究必须直面的根本与核心问题。先秦赋税伦理思想的共同特征是：主张国家最高赋税权力应该全部由君主一个人独掌。其差别仅仅在于君主是应该遵循赋税道德独掌,实行王道赋税;还是应该不遵循赋税道德,不受任何约束地独掌赋税最高权力。先秦赋税伦理是一种极为片面...     

商代赋税制度刍议

赋税是国家用强制手段使公民交纳的维持国家机器正常运行的费用。马克思曾指出:“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赋税的产生和发展是与国家的产生和发展密不可分的。原始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大家共同劳功,共同消费,没有阶级,没有国家,也就没有赋税。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私人占有的出现,开始出现了阶级。奴隶主阶级为了维持对广大奴隶的统治,建立了奴隶制的国家机器。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赋税也就开始出现了。正如恩格斯所说:“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     

谭嗣同消费思想的近代性及其现实意义

谭嗣同的消费思想一反中国传统“黜奢崇俭”的主流消费观,旗帜鲜明的主张“崇奢黜俭”,并将奢俭的范畴由消费领域引向生产领域,阐明崇奢黜俭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重要作用,其用意即在为近代新式工商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定建构新的理论。这一思想是近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具有强烈的近代性。其论证有破有立,大胆而新异,反映了作为维新志士的谭嗣同整体思想的锋锐与光芒。研究和探讨谭嗣同的消费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社会经济的健康顺利地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三归”与“反坫”

《史记·管晏列传》云:“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三归”,据《论语·八佾》云:“管氏有归,富事不摄,焉得俭。”那么“三归”何谓?据注释家云:一娶三国之女;二三处家室;三地名即采邑名;四藏帛币的府库;五市租之常例;六台名。上面诸解释都有一定根据,但也都有一定局限。据《太平御览》卷827资产部7云:     

历史上藏族社会的经济法律论纲

历史上藏族社会经济法律的内容十分丰富。从习惯法的角度看 ,主要包括自然与生态保护习惯法和经济责任习惯法 ;藏区成文法的视野展现的是吐蕃时期的农牧管理法、度量衡法、赋税差役法和元明清时期藏族地方政权的《十五法》、《十六法》、《十三法》中的经济法律规范 ;元明清三代中央政权在藏区的经济立法涉及到了籍户法、置驿法、茶马互市法、赋税法、差役法、货币法以及限制对外贸易的法律。这些多元化和多层次性特点民族法律文化包涵着巨大的法理学价值     

由所有权形态看中英中古赋税基本理论的差异

中英中古早期历史发展所形成的私有制基础和土地所有制的现实条件导致了“低度私有”的所有权形态。而同为“低度私有”,对中国和英国赋税基本理论却造成了不同影响。在英国,在“低度私有”的形态下,土地所有权因多层分割而变得模糊不清,从而使土地税的征收难以实施;相反,国民对动产以及人们习惯区分于动产的工商之入的所有却清晰而且牢固,不存在土地关系中的分层与阻隔,所以征收是可能的。在中国,基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古老理论,征收土地税和人头税不仅具有可能性,而且具有必然性。这样,中英中古赋税基本理论依据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将它们设定为不同历史阶段赋税征收的主要项目也就顺理成章了。     

元代宫廷服饰制度形成的经济因素

元代宫廷服饰制度的形成除了有政治推动力以外,还需具备一定的物质经济条件。元代官手工业、商业、朝贡贸易等的发展,科差岁课赋税制度的推行,为元代宫廷服饰制度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