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社组织与乡村公民共同体构建

转型中乡村存在着诸如农民个体化、共同体意识弱化及乡愁不在等村庄被撕裂的“碎片化”现实。因而,“统合”就成为乡村建设一个必然论题。从社区经济-社会角度看,合作社兴起与发展为“统”的实现提供了可能:以具有社区基础的合作社为依托,在增加农民经济收益前提下统合村域社会,并在此中实现社会的“利益表达”“利益集结”和村社共同体重建。当前许多村庄实例也都表明,合作社在村庄治理,如滋养社区公共性、恢复村庄价值生产能力和缓解农民焦虑感等方面,不仅可以而且也能有所作为。     

组织公共性与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再造

村庄公共性是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再造的基础。在开放、流动、分化的乡村社会场景中,村庄公共性的再造需要以基层组织为枢纽,整合乡土社会的伦理性、科层制的程序性和群众路线的政治性,并通过组织制度、组织机制、组织载体、组织体系的能动性调适实现村庄的组织化,塑造村庄公共秩序。组织公共性是村庄公共性的适应性形态,它突破了村庄单元的限定,在融合国家制度因素的条件下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可见,村庄公共性并不必然随着乡村社会变迁走向衰落,而是能以富有韧性的形式促进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组织再造。     

转型期中国农村村委会政治合法性论析——以江苏为分析案例

农村村委会合法性现状预示着当前农村政治体系存在着合法性风险.其原因在于:村委会满足农民"利益性"方面的要求能力不足,村委会成员在村庄治理中行为欠规范带来的村民心理上的排斥,村庄共同体意识的缺失导致对村委会动员能力的制约,村庄外环境影响所带来的认知系统的改变.为了将这种合法性危险控制在最小程度,村委会要以农民为主体去构建合法性的逻辑起点,增强自身的绩效推进功能,尊重乡村社会的现有价值认同,推进乡村中介组织的建立,发挥其"安全阀"的作用.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共同体重构

伴随着村庄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农村的村庄治理共同体先后经历了家族治理共同体、单位治理共同体、自治性行政共同体等不同形态,乡村振兴将推动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乡村振兴是一个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协同、项目链接多方资源共用的社会建设工程,势必推动村庄经济社会的开放化、多元化,不仅要求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而且决定了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是一种包容性治理共同体。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的包容性突出表现在：（1）以地方党政为主导,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共治性;（2）以村级组织和村民（社员）为基础,多方力量内外联结的开放性;（3）以利益为导向,全体村民和所有相关者分享收益的共享性。推动村庄治理从封闭、单一的传统“在籍治理”转向开放、包容的新型“在地治理”势在必行。     

村庄治权合法性来源的嬗变进路及其现代构造

权力合法性来源是权力主体提取、控制权力资源的制度化通道,以及权力主体运用权力资源进而产生—定权威的特定支撑系统.村庄治权合法性获得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村庄权力资源配置的途径与方式,村庄治权也因此被赋予一定特质而最终形成相应的结构形态.传统村庄治权合法性的内部生成完全基于乡土社会宗法伦理的惯性运作,乡土惯习是村庄治权合法性的重要内生依据.随着乡村社会的不断转型,国家权威力量“嵌入”村庄治权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日益突显,村庄治权合法性来源呈现新的嬗变进路.     

国际农业合作社的发展、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国际农业合作社在组织形态、事业构成、经营战略以及发展模式等方面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但还是有很多共性的东西值得我们借鉴：各国都明确了农业合作社的法律地位,赋予了重大的职责;都在工作中实践着合作社的普遍原则和基本价值,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各国农业合作社的发展都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也配合了政府的农业和农村工作。深入领会合作社原则的内涵,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对于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模式选择与路径演变的研究——基于组织合法性的视角

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进入与其文化制度差异极大的发展中国家市场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是获取必要的组织合法性资源,并且不同的进入模式能够获取到的组织合法性类型和总量各不相同.以构建一个跨国公司进入模式选择与组织合法性获取之间关系的理论框架为基础,分析改革开放以来跨国公司在华市场进入模式历经了“由出口进入,到合同进入,再到投资进入”的演变路径,并为中国企业成功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了获得组织合法性路径的新思路.     

中国特色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探析

近十年来,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代表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呈现加速态势,成为中国农业经营组织体制创新的一个新亮点。合作社已经成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探索统一经营实现方式的重要载体,完善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方式,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工具和参与农村社会管理机制创新的载体。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出现了如下新动向:领办人主体逐步转向各路社会精英,并带动合作社发展的起点提高;成员身份走向生产者、经营者、投资者多元化,成员构成的异质性进一步增强;合作社扩大经营规模的途径趋势是纵向一体化,从而带动合作社产权股份化、公司化经营趋势突出;合作社之间的联合与合作加速;合作社快速扩张与人才全面短缺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同时,合作社的外部发展环境日趋严峻,除了经济方面的市场竞争压力外,社会环境缺乏市民社会的组织与制度基础的状况没有改变,合作运动的推动者供给不足、合作文化贫乏,农民缺乏自觉精神的问题突出。未来政府的扶持重点应放在大力改善合作社的社会环境方面,引导社会精英与农户向着利益共同体发展。财政扶持合作社的重点应向支持合作社之间的联合与合作转型。     

完善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对策性研究——以河北省为例

有效的组织形式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社会资源。西方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之所以能够取得非常好的经济效益,关键一条在于他们都培育出一批适合各自国情的农村市场中介组织,如美国的产销一体化组织、西欧的合作社、日本的农协等模式。因此说,市场经济要求各市场主体应该有较高的组织化程度。从河北省目前情况看,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的问题依旧令人心情沉重。家庭作为农业的经营主体,市场交易效率低,严重制约着农业的专业化、社会化、商品化和现代化进程。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解决的是工商业领域的产业组织问题;发展各种类型的农村市场中介组织,解…     

秋季村规与中世纪村庄共同体的日常生活

秋季村规是中世纪村庄共同体秋收的重要保障。它不仅在组织秋收工作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它也是村庄共同体的＂法律＂,正是由于它的存在,从而保证了中世纪时期的乡村生活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本文通过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对中世纪的村庄共同体做出解读。     

村庄的大转型

中国的村庄是有实质性意义的农村社会单位;因此,村庄的30年转型集中呈现了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过程、特征与问题。本文把中国农村30年的变迁放在村庄与市场、与国家、与城市社会三大关系转变中加以考察,认为村庄正在经历从农业共同体到城乡社区衔接带之弱质自治社区的大转型;其主要涵义是指:(1)经济共同体转型——基于农业和农民半市场化、半受非市场化保护的政策环境,以及双层经营而农户经营实际上更受政策支持的经营环境,村庄从人民公社体制下的集体大队,转向具有不确定性的社区经济共同体。(2)治理共同体转型——基于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和地方性实践突破,村庄从国家的基层治理单位,转向国家与社会共同治理的单位,乡土性公共领域得到初步生长。(3)村庄作为农民社区的转型——从传统农业社区开始转向城乡社区衔接带的弱质端。而中国村庄是否有前途,既取决于国家、市场、城市对农村的态度,也取决于农村和农民对国家、市场、城市的态度。     

论族阈共同体的秩序追求

关于人类社会的解读,可以从共同体的视角出发。在农业社会,家元共同体是基本的社会整合方式和途径;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产生了现代族阈共同体。族阈共同体在社会治理上所追求的是一种创制秩序,而创制秩序的哲学内涵则是形式统一性的追求和社会的中心—边缘结构。在国际秩序方面,族阈共同体为了实现世界的一体化而孕育了霸权主义。从族阈共同体的视角出发,能够较好地理解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的扩张,特别是能够理解当代世界在文化价值观念的名义下所产生的国家间冲突。     

论农业产业化与农村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一、农业产业化是农村城镇化的直接导因和动力 农业产业化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国农村出现的一种新型的农业经营形式.农业产业化的思路提出之后,理论界就农业产业化的内涵、特征、形式、途径等进行了探讨.虽然各种观点有所差异,但总体上都认为农业产业化的内涵是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以企业为龙头、以基地为依托,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企业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经营的社会化大生产组织形式、经营方式、运行机制和生产方式,是以多元参与者主体共同利益为基础的经济共同体.     

日本农协的作用、问题及借鉴

日本农协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形式之一,但在日本国内流行着"农业在衰弱、农协在繁荣"的说法.农协最根本的作用在于解决了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当前面临着市场竞争力衰退、合作社民主原则流于形式等问题.农协的经验为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从身份到股份: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的共同体困境

中国农村集体产权正在经历向股份化方向的改革,这与过往模糊产权的制度安排有很大不同,对明确个人的财产权给予了合法性依据,也希望通过市场化激发集体经济活力,但却忽视了其中福利权的重要性。在改革的过渡阶段,我们观察到集体经济的责任目标从过去为村民提供社区福利转变成减少公共支出、维护股民利益,导致社区出现公共服务空白的治理难题。通过提出“集体产权改革—村庄共同体变化—福利权困境”的解释框架,认为村庄在改革过程中从原社会共同体里分化出新经济共同体,两者目标不一致导致福利权缺失。中国集体产权的历史发展反映了凸显个体化扩张的经济权(私有产权)与注重社群化发展的福利权(公共产权)之间内在张力的“共同体困境”。最后,本文认为,若想摆脱这种“共同体困境”,应该在集体产权改革过程中尽量避免形成成员分化,从而保持集体成员利益的高度统一,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论当代文学史写作中的“知识共同体”与“文学谱系学”

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存在着一个以本质主义为理论依据,以文学谱系学为方法论的"知识共同体"。其成员通过对文学史史料的"组织"与"分配",从纷繁芜杂的文学现象中构筑起一个相对自足和稳定的文学谱系,并以评论、专著和教材的形式重构了我们关于当代文学的基本知识。然而,这个知识共同体却因其对当代文学学科合法性的现代性焦虑,在建构文学史神话的同时也陷入了一种本质主义的历史迷思。     

协同组合——日本型合作社的语源溯源与发展类型分析

合作社,在英语中称作Co—operatives,在日语中则称作“协同组合”。“协同”语源出自中国的《后汉书》,“组合”一词则属于日本人对汉字文化的丰富和发展。日本的合作社组织,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概念。狭义的,就是“协同组合”;广义的,还包括“组合”、“金库”在内。概括、整理其语源可见,日本的合作社可归纳为农业协同组合、消费生活协同组合、水产业协同组合、中小企业协同组合、森林组合、信用金库与劳动金库七大种类;按照业务性质区分,又可以分为三大类型：流通组合（流通合作社）,加工组合（加工合作社）和生产组合（生产合作社）。日本的农协形式多种多样,依据出资形式、事业内容及组织形式不同又可作不同类型的划分。     

信任、规范与网络: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社会资本测量——以江西S县隆信渔业合作社为例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一种俱乐部型的组织,能为其社员提供个人无法享用的排他性公共物品,与此同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运作又深深嵌入当地的社会资本中.合作社既是一个开展交易活动的组织,也是一个互惠性互助性的利益共同体,尽管作为乡土社会内生的社会资本,道德规范和村庄舆论对于合作社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然而正式规范的有效实施要求合作社必须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管理规范,特别是中国社会关系取向在长期演变中形成了一种“熟人信任”,这种以亲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特殊信任”是中国农民走向合作的行动逻辑,它促使个体农民在面临市场挑战时能够发起合作行为并建立和发展合作经济组织.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体思想

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眼中,共同体是包容一切异质身份的人的开放体,是平等生命共创的民主场所,是倡导团结的大家庭。不过,他们指出:诸多偏见阻碍着共同体的发展,偶然性影响着人们对共同体的信心,文化战争与文化隔阂为共同体设置了多重障碍。但是他们更看到希望,如个体的多种需求构成了共同体最持久的合法性,团结观念为共同体增添了保障,而共同的战争记忆提升了人们对共同体的关注。     

公共价值共创视角下区域共同体的运行机制与建构方略

共同体作为一种理想的网络模式,在主体上呈现出多元化和异质性特征,在结构上实现了多个网络及其功能的耦合。该模式能够通过协同网络节点间的关系,以更加融合高效且低成本低风险的方式解决协作障碍,破解碎片化治理困境。基于公共价值理论与共同体理论的契合性,可构建区域共同体公共价值共创分析框架,从公共价值识别、合法性与支持以及运作能力三个维度探讨区域共同体公共价值的生成机制。沿循这一分析框架和运行机制可以提炼出区域共同体的建构方略：共同体内部各类主体通过规范性嵌入达成价值共识,通过关系性嵌入获得合法性与支持,通过结构性嵌入提升运作能力,最终融入共同体的公共价值共创机制,实现公共价值的协同共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