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思想的适应性

儒家传统文化究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动力还是阻力,近年在学术界争论较大。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向近现代转型,可说始于戊戍维新的托古改制:之后洋务派又提出“中体西用”;五四后,出现了梁漱溟为早期代表的新儒家;与梁同辈的熊十力提出了“内圣外王”。50年代,现代新儒家的思想阵地主要转移到港     

“返本开新”与“中体西用”——港、台新儒家对洋务派的承接和超越

现代新儒家是五四以后颇有影响的思想派别。在当代港台学术界,一般认为,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钱穆、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是现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其中梁漱溟、熊十力等称为第一代新儒家,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人则称为第二代新儒家。本文试图把洋务派与港台新儒家作一些比较,从而显示他们之间的思想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新儒家略作评价。一“中体西用”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毋庸赘言。但“返本开新”是什么意思呢?牟宗三的追随者王邦雄曾有一个简明的界说:“返本者,返传统儒学之本,对自家文化能自作主宰;开新者,开科学民主之新,使西学中国化而为中国所用。”可见,新儒家通     

也谈“中体西用”——兼与沈其新同志商榷

“中体西用”是在中国近代特定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旨在寻求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出路的文化自救方案,它的影响几乎贯穿整个中国近代甚至延续到当代。假如我们限定在思想史这个范围内谈问题,那么可以说从清末的“洋务派”到三十年代的“东方文化派”,再到当今港台“现代新儒家”,其关于东西方文化     

论儒家“内圣外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儒家"内圣外王"作为一种文化理念,经历了先秦儒学、汉唐经学、宋明儒学、清初实学、近代儒学及现当代新儒学的发展过程。儒家"内圣外王"内含道德修养的理想境界、经世致用的实践精神、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及仁政德治的治国方略等伦理精神意涵。结合时代精神,批判继承和创造性转化儒家"内圣外王"文化理念的合理性因素,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启示意义:引导公民加强道德修养与法律修养,塑造既有道德素质又有法律素质的现代人格模式,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人格健全的主体基础;与实现中国梦结合起来,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修身立德与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论张之洞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

关于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起源于何时,学术界有较大的分歧。张之洞对“中体西用”思想的完整表达,不仅使得“中体西用”这一提法上升为官方意识、成为社会主流思想,也使得这一中西文化结合的模式完成了从洋务派的重在“开新”,到戊戌时期首推“卫道”的转变。虽然维新派也提倡“中体西用”,但其主旨在于中西文化的会通,这与张之洞意在以西学补救中学之缺的保守思路形成巨大反差。可以说,张之洞对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从“中本西末”到“中体西用”

本文认为,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用“中体西用”这一概念来概括中国19世纪60—90年代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不同论点,同时又断言“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实际上,除顽固派之外,当时的洋务派、早期维新思想家和维新思想家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迥然不同,而且不同派别的理论概括也并非一致。在1895年以前,各派别较多使用“中本西末”,尤其是以此为指导思想的洋务派。最早使用“中体西用”这一概念的是早期维新派,不过是在戊戌维新思潮兴起以后,这一概念才被普遍使用。19世纪末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呈现出不同派别的不同发展阶段和趋向。到90年代,两种“中体西用”论并存,但是,洋务派后期代表张之洞主张用西学“补救”中学,而维新派则坚持“会通”中学和西学。     

对“内圣外王”思想现代转化的反思

儒家传统思想能否实现现代转化是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通过研究和反思儒家＂内圣外王＂思想转化的过程,尤其是海外新儒家对＂内圣外王＂思想进行的现代转化,认为价值取向上传统或复古的导向以及对现代性的片面认识是＂内圣外王＂思想没有实现现代转化的原因,并且认为只有通过儒学内在超越和西方现代性的重新思考,＂内圣外王＂的现代转化才有可能。     

中国现代文化主体性之重建——张岱年与现代新儒家文化主体性思想之比较

中国现代文化主体性之重建主要围绕文化的独立性与主导性两个基本维度而展开,以张岱年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学派和现代新儒家为此做出重要贡献。二者虽都反对"全盘西化",但现代新儒家表现了比较鲜明的文化决定论倾向;张岱年则主张以物质生产方式为基础而实现社会制度与思想文化的整体变革。现代新儒家表现出融合中西的开放姿态,但刻意回避马克思主义而以"中体西用"作为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基本模式,主张走"儒家资本主义"道路;张岱年立足于中西马文化的良性互动,明确区分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性之"体"与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之"体",主张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创造"形式和内容等方面都具有民族的特点"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儒家“内圣外王”及其现代价值

儒家学说博大精深,但其基本精神可归结为“内圣外王之道”。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内圣外王之道”作为一种人格理想和社会政治理想,是历代封建统治者和士大夫阶层企求的目标,成为历代儒家讨论的中心议题和学术宗旨所在。随着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和中国封建制度的解体,儒家“内圣外王之道”被“五四”以来的反传统主义者视作腐朽的封建意识形态,受到无情批判。然而仍有相当一部分人继续为复兴和发展儒家这一根本精神而努力。它在当今社会里究竟是仅供人观赏的“木乃伊”,还是仍可散发活力的“活的生命”?在我们看来,只有先弄清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具体内涵及其发展线索,才能更好地判定它对当代社会及21世纪有无积极借鉴或指导意义。     

北宋新学、蜀学派融合儒道的“内圣外王”概念

北宋时期是"内圣外王"概念由道家用语向儒家术语演变的重要时期,其中,北宋新儒学天道性命与礼乐刑政并重的整体规划及其概念表达是内圣外王概念受到重视的根本原因。而新学、蜀学派学者以庄补儒,会通儒道,将道家的天道自然与儒家的礼乐刑政相结合,则是其较早使用"内圣外王"概念表达儒家价值理想的直接原因。新学、蜀学派的"内圣外王"概念,既有道家的内涵,也有儒家的因素,是融合儒、道的产物,在内圣外王语义的演变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儒家的“内圣外王”论评析

<正> 近一个时期以来,对于文化重建呼声最响的新儒家学说,坚持认为由于近代西方价值观念的不断侵蚀和磨合,传统文化早已不能维持它的原来面目,主张儒家文化变迁应朝着最合理的方向发展,即实现儒家传统观念与价值的转化,并a自以为找到了能够实现这种转化的依据,即把儒家文化的传统主题“内圣外王”论,给予全新的诠释。他们认为内圣外王涵蕴着儒家精神的真谛,试图通过对儒家人文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的重新取向,把“仁”和“道”的思想精粹从儒家文化中剥离出来,赋予个人价值选择和道德自主的新含义,以期待“老内圣”开出“新外王”。     

牟宗三“良知自我坎陷”说评析

<正> 为了实现“内圣外王”的现代联结,第二代现代新儒家的重镇牟宗三先生提出了“良知自我坎陷”(自我否定)说,且持之甚坚。认为此说是“不悖于往贤”而“有进于往贤”的,是反省到传统儒学“外王之直接形态”之不足而力图达成“外王之间接形态”,是就“如何顺吾之文化生命而转出科学与民主”作出的透彻说明。不少现代新儒家学者,特别是牟宗三的诸弟子,则簇拥备至,认为此说确实达成了传统“内圣”与现代“外王”的理论联结,解决了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然而,透过牟宗三对“良知自我坎陷”说玄妙而繁复的论说,不难看出:它却是力图通过比传统儒学更为内在化的进路来达成“外王之间接形态”的。这就决定了它不仅不可能达成内圣外王的现代联结,而且只能是加剧传统内圣与现代外王的脱节与对立。     

调适、整合与重建:儒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十二种方式

儒家现代化的过程既充满了反抗,也在不断地调适、整合和重建。从儒家现代化的整个历史进程来看,儒家的调适和重建方式主要有:“西学中源”、“中体西用”、以“中学”释“西学”或以“西学”释“中学”、“中西会通”、“接续主义”、“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本位文化”、“中国本位”或“民族本位”、“西体中用”、“合题”、“化西”、“创造性转化”等十二种。在“现代化共识”形成(1919-1935)以前,儒家现代化的总体架构是“体用论”(“中体西用”);尔后是“创化论”(“创造性转化”)。儒家现代化的过程是不断反思自身传统、吸收异域文化并体现“时代精神”的过程。经过重建后的中国现代性文化,将是一种接续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整合异域现代文化精华、体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语境的新架构。     

五四·新儒家·现代文化建构

“五四”和新儒家代表了以西学消化中学和以中学消化西学的两种文化模式。这两种文化模式长短互见、功能互补。“五四”凸显了传统文化的缺陷,却泯灭了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潜能;新儒家肯定了传统文化的价值,却有意无意地为传统文化的不足辩护。“五四”开辟了一条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的长河,造就了中国文化范式的革命,新儒家开启了一条人文主义、非理性主义的大流,以扬中国文化之所长。在现代文化的建构中,既要充分发掘传统文化自我转换或转型的潜能,重铸民族灵魂,又要引进西方文化的结构和格局,促使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蜕变,也许这就是建构现代文化的必由之路。     

近代中国民权思想演进的历史考察——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辨析

文化既存在差异性,也存在共通性。文化的差异性正是文化的互补性所在,它决定了文化的融合模式是一种有差异的融合;而文化的共通性则确立了不同文明的认同支点,使文明融合由求异而趋同。近代中国民权思想就是冲突与融合辩证关系的统一体,它既是民族利益剧烈冲突的产物,也是中西文化融合的结晶。它从“内中外西”——“不中不西亦中亦西”——“中西一体”的演进轨迹,明显昭示了中西方化融合的走向和重大成果。这一过程与亨廷顿“文明冲突”的理论恰恰相反,说明历史进步的主流是文明的融合而非文明的冲突     

“体”“用”沉思录——“西体中用”商兑之二

"西体中用"是李泽厚先生全力探讨并着力阐述的新课题.我曾从历史——哲学的角度与之商榷,认为无论是对"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的否定,还是从历史和现实、理论与实际的角度去探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西体中用"都很难使人信服其作用.李泽厚在谈这个问题时,一再强调我们对"西体中用"的理解和解释.理解和解释讲的是一种态度.而"西体中用"能否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可行性道路,并不取决于我们对它的态度,而要由它自身体系结构是否符合历史、现状、实际来证明."西体中用"和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是否可融汇于一,进一步说"西体中用"能否自圆其说,始终未得到圆满解决.     

儒家文化的现代化教学研究

儒家现代化的过程既充满了反抗，也在不断地调适、整合和重建。儒家现代化的总体架构是“体用论”（“中体西用”）；儒家现代化的过程是不断反思自身传统、吸收异域文化、并体现“时代精神”的过程。经过重建后的中国现代性文化将是接续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整合异域现代文化精华的、体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语境的新融构。     

事功精神的新开展

近百年来，围绕着中华民族如何走向近代、现代的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出现了“中体西用”、“全盘西化”、“西体中用”以及现代新儒家的“返本开新”等主张，经过长期的历史实践证明，前三种主张基本上是行不通的，而现代新儒家的则过于重视宋明新儒家的心胜哲学，有严重的脱离现实的倾向，尤其是海外的现代新儒家，他们更多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主张人应当以心性自保，对于中国的现实，实践意义相对有限，但其“返本开新”的主张却能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对于传统文化能否现代化这一问题，不宜长期停留在理论争辩的阶段，诉诸经验…     

从“新民”到“四有新人”之塑造看儒学在中国文化重构中的作用

儒学在中国文化重构中表现出超越时代、开放吸纳、不断走向未来的潜能及斩不断的强大生命力。文化重构实质是人格或人的价值观念重构 ,文化变革的关键在于调整和改变人格 ,即塑造“新民”或“新人”。儒家“新民”思想表明 ,儒学将随中国文化的变革而发生转化 ;近代梁启超“新民说”对儒家“新民”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毛泽东“新人”观中的儒家思想成分 ;邓小平“四有新人”观与儒家文化的自然联系 ,都表明儒学在中国文化重构中具有重要地位 ,也表明儒学具有与现代文化相融合并发生转换和走向现代化的特性。     

“中体西用”再论

"中体西用"作为中国近代社会向西方学习的一种模式和原则,它的提出迈出了中国文化创新的重要一步.但"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的清末许多改革活动,都无法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相对于主张民权、民主,实行议会民主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来说,"中体西用"论已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