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对法律的启示

法律和宗教一样,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社会规范。宗教对法律的启示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宗教既有现实的一面,又有虚拟的一面,正因为宗教有虚拟的成份,才构成了信仰的基础;法律也应该包含虚拟的成份,不能只停留在现实层面的说教上。二是宗教非常强调程序形式和程序活动,正因为宗教对程序的推崇,才树立了宗教的权威;法律也应该强调程序形式和程序活动,通过强调法律程序来建立法律权威。三是宗教强调一种精神,正因为宗教对精神的景仰,才使得宗教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法律也应该倡导一种精神,唯其如此,共同的法律价值观才能建立,法治才会拥有广泛的民众基础。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释义及其与西方的比较

法律文化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社会意识形态、社会规范、制度和社会心理中有关法的那一部分形成的一个统一的体系。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指从上古传说时代至清末修律为止 ,广泛流传于中华大地的具有高度稳定性和持续性的法律文化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传统法律文化集体本位的总体精神 ,无讼息争的心理倾向 ,德主刑辅的理论学说 ,视法律为工具的价值判断。在客观上 ,传统法律文化又表现为法典编纂和皇帝诏敕及案例并为法之渊源 ,制定法与判例法互用 ,国家法与习惯法并存 ;在司法上 ,重刑轻民 ,程序法不发达。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西方传统法律文化的比较 ,显现出其独有的特色 :1 中国社会宗法家族制度是法产生的基础 ,而西方形成个人本位、法律与伦理相分离的渊源 ;2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伦理色彩浓郁 ,而西方法律文化则是在宗教精神的笼罩下发展起来的 ;3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集体为本位 ,西方以“个人权利本位”为基本理念 ;4 中国古代法等级观念渗透始终 ,而西方法平等观一以贯之 ;5 中国法律文化是混合法 ,并代表了现今法律文化的趋同倾向。     

宗教对法律的启示

法律和宗教一样，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社会规范。宗教对法律的启示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宗教既有现实的一面，又有虚拟的一面，正因为宗教有虚拟的成份，才构成了信仰的基础；法律也应该包含虚拟的成份，不能只停留在现实层面的说教上。二是宗教非常强调程序形式和程序活动，正因为宗教对程序的推崇，才树立了宗教的权威；法律也应该强调程序形式和程序活动，通过强调法律程序来建立法律权威。三是宗教强调一种精神，正因为宗教对精神的景仰，才使得宗教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法律也应该倡导一种精神，唯其如此，共同的法律价值观才能建立，法治才会拥有广泛的民众基础。     

契合·冲突·和谐——西方宗教神性与法律理性辨证互动历史轨迹

法律意味着秩序,宗教意味着信仰。没有法律,人类便无法维系当下的社会;失去信仰,人类则无以面对未来的世界。在所有已知文化当中,都存在着法律价值与宗教价值的相互作用,都存在着宗教神性和法律理性的相互影响。西方宗教神性与法律理性互动先后经历了由契合到冲突再到和谐的历史轨迹:远古时代,西方宗教神性与法律理性往往是混同合一的,法律理性借助于宗教神性得以展开;到了中世纪末期,宗教神性与法律理性不断冲突,法律理性从宗教神性中分离出来;然而两者的长期分野却使西方人陷入了空前的精神危机,迫使两者重新融合,并达到全新和谐,来共同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正义和推动法治进程。西方宗教神性与法律理性辨证互动的历史轨迹为当代中国的法治发展提供了借鉴:中国的法治建设不仅需要进行制度上的建设,而且需要对整个政治文化、法律文化进行重构,只有二者相结合才能取得良好效果。     

宗教与现代西方法律

西方的法律与其宗教传统有着极深的渊源。首先 ,宗教特别是基督教为西方法律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文化心理的基础 ,宗教的信仰对象以及伦理观念 ,使得“自然法”观念在西方有着不容动摇的地位 ,为西方法律的自身完善化提供了前提 ;同时 ,近代的“教会法”对于现代西方法律的理性化、世俗化特征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形式上对现代西方法律体系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西方现代法律虽然有着深厚的宗教之根 ,但已经越来越功利化了。     

伯尔曼式“法律信仰”的实质

伯尔曼的“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一命题近年来在中国法学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对“法律”和“信仰”概念的不同理解。伯尔曼基于对20世纪美国社会现实的分析,认为法律与宗教荣辱与共,法律不仅是一种规范,还体现了人的正义终极的关切。伯尔曼是基于西方现代本体论的视角,提出“法律必须被信仰”这一命题的。     

云南省少数民族宗教的法律保护刍议

本文认为,信仰本民族宗教的少数民族应该和信仰其他宗教的民族一样,在宗教信仰自由方面受到同样的法律保护。同时在法律保护的过程中应注意处理好本民族宗教和邪教、封建迷信,宗教神职人员和本民族知识分子,本民族宗教和宗教文化的关系。     

法律治理的精神维度——也读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

当代中国的法律治理面临着＂忽视移植法律中的价值＂和＂社会契约精神的缺失＂两大精神困境。中国语境下的《法律与宗教》其本质上是从法律治理的精神内核角度来理解的,即针对其所欠缺的对法的目的价值的追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伟大理想＂中国梦＂对法律的指引。法律治理的精神维度源于公民对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之＂自然法＂的法律信仰。     

法家的法治思想及其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

古代法家的法治思想尽管和现代的法治思想有原则区别,但它仍有精华部分值得我们汲取,而且,它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让法律成为一种信仰——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主题之解读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把"法治"视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目的是要让法治成为一种全民信仰,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强大动力。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缺乏的并非行之有效的法律,也并非优秀的法律从业人员;我们真正缺乏的是一种信仰,一种对法律而言真诚的信仰。因此,让法律成为公民的信仰,是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然而,何谓法律信仰?法律如何能被人信仰?法治国家中的公民究竟应当如何信仰法律?这些问题一直是学者们争论不休的。本文围绕这些与法律信仰有关的中心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法律的信仰与信仰的法律:宗教文化与法律文化发展的新视角

作者在台刊《宗教哲学》第５卷第１期上发表文章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法律曾将宗教作为自己唯一的信仰,因而形成了宗教法律文化。随着国家生活的世俗化,法律终于确立了自己独立的信仰：法律。但此时的法律仍在其范围内留下了宗教的生存空间,因而形成了法律宗教文化。中西方这两种文化的发展具有不同的特点。比较这种异同并使法律与宗教处于一定的空间中,是现代化进程中国家生活的永恒主题。作者最后指出,宗教（不论其以何种名义出现）不应成为法律的信仰,但法律必须保护宗教;宗教不能拥有宗教法,但国家必须拥有宗教信仰自由法。简言…     

浅析宗教与刑法文化的形成

刑法文化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宗教便是其中之一。宗教的仪式化赋予法律的权威,帮助树立对于法律的信仰。宗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法律施加不同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塑造出东西方独特的宗教性刑法文化。     

中国语境下“法律信仰”命题合理性质疑——兼论确立法“权威性工具”地位的可行性

建立“法律信仰”作为很多学者为实现中国法治的愿景已有多年,对“法律信仰”这一命题的驳斥虽非学界主流却也从未间断。法律信仰的逻辑前提是价值。在中国语境下,社会主义信仰的唯一性否定了“法律信仰”命题的合理性;“礼治”以及“法即刑”等传统文化的影响致使民众形成的对法律的疏离心理,也令法律信仰的建构缺乏社会基础。为此,惟有通过价值重建和维护法律的合法性,确立法律作为社会规范的权威性工具地位来实现中国民众的法律信任和法律尊崇。     

从道德信仰到法律信仰——中国法治化过程中的民族心态转换

崇尚德治与浓厚的道德信仰意识是中国传统的民族心态 ,然而这种心态对走向法治化却是一种障碍。面对西方的规定和中国的传统 ,从文化的视角来考察 ,认为要走法治化的道路 ,中国民族的心态必须从道德信仰转向法律信仰 ,必须使法律信仰成为民族首要的最高的信仰     

法律信仰理论争鸣与中国法律史学教研旨趣转捩

美国理论法学家伯尔曼曾断言西方人正经历着一场整体危机,并认为这场危机的触发原因及最为明显的表现形式是法律信仰的缺失.该论点引发了中国学界对法律信仰理论争鸣的滥觞.由于法律史学的研究主旨总伴随时代主题的变更而推演,故此,学界对法律信仰问题的普遍关注势必引起法律史学研究主旨的再次更迭——即从单纯的辨章学术与考镜源流兼及培育公民法律信仰转变.其间,从所习见的法文化传统中发掘法律的权威性、维护公平正义的特质以及厘定传统论点的误区等,均为提升公民法律信仰的有效手段,亦为当下时局对法律史学研究提出的时代要求.     

论法律文化传播与中国刑法的发展

法律文化传播是各国了解及借鉴世界先进法律文化的前提,而政治、经济交往、法律移植及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是法律文化传播的主要途径.近百年来,学习、吸收西方法律文化,使中国刑法从传统走向现代,从人治走向法治.法律文化传播大大缩短了中国刑法的现代化进程,加强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刑法之间的互相交流与融合,促进了中国刑法的国际化发展趋势.     

法律信仰的中国土壤——法律信仰的基础性分析

“有法不依”、“司法不公”、“舍法求法”等现象的存在,使法律信仰问题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且矛头直指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然而,对中国古典法律思想的剖析说明,“法律信仰危机”的存在,并非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过错,恰恰相反,我们应当做的正是真正进入中国古典法律思想,从中寻找到使之进入当代法律生活的有效路径,为它本身赢得存活和再创造的机会,并最终使其成为当代法律信仰的“本土资源”。     

法治国家与法律信仰的培植

从法律意识角度出发 ,法律信仰是法治建设的观念基础 ,有着重要意义 ,但中国的传统没有法律信仰并阻碍着中国现实的法治化的进程 ,法律信仰的形成也就意味着理想法治状态的实现 ,因而法律信仰的培植是必须的 ;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以促进其生成。     

伯尔曼法律思想述评

伯尔曼认为,法律不仅是一种公正地制定和适用规则的事业,而且也包括投票选举、发布命令、任命官吏和宣布判决等立法、司法、行政的管理方式与分配权利和义务、解决冲突和创造合作渠道的过程;法律不仅属于上层建筑,也属于物质基础;法律不仅是统治阶段意志的体现和实行阶级统治的工具,也是民间需要的反映和防止统治阶级专断的武器.法律的发展不是单纯渐变式的演进,而是演进与革命交替进行,西方法律传统正是在11-12世纪的教皇革命中逐渐形成的.西方法律与宗教关系十分密切,基督教和世俗宗教极大地影响着法律,法律也与宗教始终有着相通相同的地方.伯尔曼的这些思想,有的极富洞见,有的颇有启发性,有的则显然失当.但不管怎样,它们都为我们展示了西方学者的一种法律观,值得认真借鉴、汲取和深思.     

从道德信仰到法律信仰中国法治化过程中的民族心态转换

崇尚德治与浓厚的道德信仰意识是中国传统的民族心态，然而这种心态对走向法治化却是一种障碍，面对西方的规定和中国的传统，从文化的视角来考察，认为要走法治化的道路，中国民族的心态必须从道德信仰转向法律信仰，必须使法律信仰成为民族首要的最高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