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以孝驭官动因及实践探析

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以地缘和血缘紧密结合为特征的政治生态环境之下,孝成为中国古代最原始、最稳定的文化基因之一,既是伦理道德范畴的价值准则,又是社会政治领域的行为规范。胡汉混血的特殊家族背景和登基为帝的庶子身份,又使唐玄宗对其尤为推崇。他亲为《孝经》作注阐释孝理,把“孝治”思想上升为重要的治国原则,以孝驭官。通过对官僚阶层进行孝道规范教育,维护和传递以忠孝节义为核心内容的政治文化,实现和巩固政治秩序的和谐和国家政权的长治久安。     

论唐玄宗与佛教

唐玄宗对佛教的态度,采用了限制和利用的政策,只不过限制和利用的程度,前后期有所区别:由前期的严加限制为主,到后期的择而用之。这既可从他在位期间颁布的诏令中,也可从他礼遇佛教高僧,尤其是密教高僧体现出来。     

"天子之孝"与中国古代政治调节理论——以唐玄宗为中心的考察

从传统中国,"天子之孝"是专为帝王设置的臣子规范.唐玄宗是以帝王身份推崇并实践"天子之孝"的典型.他不仅亲注<孝经>,阐释"天子之孝"的基本内涵,并且身体力行,安定社稷,德治天下.他以"天子之孝"将自己装扮成为中华主流文化和传统道德的继承者,论证了帝位的合法性,增强了"以孝治天下"的说服力和可能性.通观整个帝制时代,作为中国古代的政治调节理论,"天子之孝"是一种普遍的帝王意识,属于统治思想的范畴.它既是对王权的论证,也是对王权的规范,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对王权的制约作用.     

唐玄宗的巡游诗

唐玄宗的巡游诗鲜明体现了盛唐诗歌的风骨之美。本文立足于唐玄宗的情感与思想,对其两组巡游诗进行剖析,从踌躇满志、胸怀天下两个层面论证了唐玄宗诗歌的风骨所在。     

参与唐玄宗宫廷政变的高丽人事迹考

唐玄宗曾经发动过两次宫廷政变 ,并且都取得了成功。为其浴血的勇士中 ,就有出身卑微的高丽人。这些高丽人都因为参与政变而飞黄腾达 ,然而后来其命运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本文对这些参与唐玄宗宫廷政变的高丽人进行考述 ,揭示了中国古代宫廷政治的残酷和个人命运在君主专制体制下的不确定性。     

唐玄宗多事四夷思想初探

多事四夷是唐玄宗的一贯思想,“伐叛怀服”是其思想的核心,“蛮夷戎狄,殊方异类,重译而至者”是其理想境界。与“伐叛”相比,“怀服”观对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更有积极意义。当然,在唐玄宗时期,也不乏多事四夷思想的反对者,韦凑、姚崇和宋等人都或明或暗地反对过唐玄宗的多事四夷思想及其实践。     

唐玄宗“有吞四夷之志”辨

唐代开元、天宝时期,唐玄宗重兵实边,并非源于“有吞四夷之志”,而是被边事形势之所迫;重兵实边,是国家职能之所需,是明君英主之必为;唐玄宗并非“有吞四夷之志”,而是对四夷礼兵并举,志在和服四夷,乃至立盟誓约,分疆而治。唐玄宗的军事战略之失,在于军事力量不能相互制衡,而不在于重兵实边。     

论唐玄宗的“至道”理想

唐玄宗毕生追求"至道"理想.在他看来,"至道"理想就是实现无为而治,就是富而后教、各安其分和理身理国.唐玄宗"至道"理想的提出是对道、释、儒三教合一的发展,是对大唐开国以来治国理念的发展,是我国古代社会治国理论发展的高峰.     

天命再造：唐玄宗的“梦真容”运动

初唐到盛唐的老君圣祖崇拜演变,终致开元二十九年唐玄宗以“梦真容”为由发起一场耗时数年、波及全国的政治信仰运动,通过这场运动,玄宗建立起道教王朝的国家形象。虽然杜光庭、贾善翔、谢守灏等道教内部“史家”对玄宗“梦真容”事件的记述失调,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后世学者对此事的关注,但碑石和诏敕材料的存在足以驱散道教内部记述所布下的迷障。“梦真容”的发起确有历史的偶然性,但却又是李唐与道教之间政教关系演化之路上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的环节。玄宗与牛仙客、李成裕、李林甫、玉真公主、部分地方官员以及道教界的协作,使这样一个原本可能子虚乌有的梦境,转化为拥有实体的社会运动,颇为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上行下效的政治—信仰运作机制。     

再论唐玄宗杨贵妃与安史之乱的关系

传统史家认为安史之乱的起因是唐玄宗从开元后期起沉溺声色, 倦怠国政, 因而任用非人。这一从君主个人行为模式转换进行历史阐释的视角, 虽然受到当代史家的批评,但仍然有进一步分析的价值。玄宗是一位具有丰富情感而又多才多艺的帝王。从开元后期起,由于玄宗的诸兄弟和宠妃武惠妃的相继去世, 使玄宗产生生命短促、及时行乐的观念, 同时随着天下大治, 使他在开元前期无暇顾及的对音乐舞蹈艺术的酷爱重新显露, 而且日益成为其主要兴趣。而此时杨玉环以她的善解人意和音乐舞蹈造诣, 促成了玄宗对她的专宠和爱情。玄宗个人行为和心理模式的转变,最终导致他倦怠政事,以声色自娱,成为安史之乱发生的重要因素。     

中国传统孝道内在矛盾辨析

中国传统孝道对不同行孝主体、不同行孝情境的不同要求,使孝道规范自身存在许多内在矛盾。这些矛盾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保身全体与舍生取义的矛盾,权利与义务的矛盾,孝顺父母与家无二尊的矛盾,血缘优先与夫妻亲爱的矛盾。     

论宋朝孝文化发展的特征

宋朝承袭了汉以来“以孝治天下”政策,大力推动孝文化的发展。宋朝孝文化的发展表现出两大明显特征:一是完成了“移孝于忠”的历史进程,确立了“孝”重于“忠”;二是将孝道纳入理学之中,将孝理学化。     

身历家国巨变的诸葛靓考论——兼及诸葛靓式的孝道

诸葛靓之父诸葛诞因司马氏征其入洛阳而在扬州举事,并派长史带其小儿子诸葛靓等往东吴请救兵。后诸葛诞败亡,而诸葛靓留在东吴为官。他曾任右将军,在吴亡前已经升为大司马。诸葛靓本人在德、才方面应有过人之处。孙皓即位后不久,诸葛靓参与平定施但之乱,后来还曾与丁奉一起率军北伐。西晋灭吴之役中,孙皓派张悌、诸葛靓等率军渡江,欲以主动进攻改变被动局面,但此役孙吴军队大败。吴亡后,诸葛靓先藏于其姊琅邪王妃家中,后回到故乡,并始终拒绝出仕。他与嵇绍二人在仕隐问题上的抉择与在忠孝问题上的抉择是相联系的：或以仕显忠,或以隐明孝。诸葛靓并不能说是孝而非忠者,他出仕于东吴期间对该政权是忠诚的,而他对西晋政权并无效忠义务。     

君权、皇族与中晚唐政治

唐代君权与皇族地位的关系演变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高祖、太宗朝,君主通过提高皇族地位来巩固政权、加强君权;高宗至玄宗朝,君权与皇族地位之间出现裂痕,皇族地位的提高会影响、甚至威胁君权。为了加强君权,君主采取措施限制皇族的发展,导致皇族地位的降低。中唐时期,君主为保证自身权力继续削弱皇族,加强了对皇族、尤其是储君的监控。讽刺的是,君主倚重身边的宦官实现对朝政的控制,最终却导致权力的失控。主要表现为:储位之争发生了重大变化,储君废立由君主家事逐渐变为禁中事;君权由扩张转向衰微,皇族也更加衰落,对中晚唐政局产生了深刻影响。     

唐太宗德治思想及践行

唐太宗登基后倾力实践儒家“为政以德”的政治理想,创建了“贞观之治”,被后世誉为治世明君。唐太宗的德治思想主要包括:君者政源、主明臣直、己正则天下正等内容。唐太宗德治践行活动的特点是:心存百姓,沥心勤政,从谏如流,改过不吝,克己省身,公正无偏,勤学明理,戒奢从简。唐太宗的德治思想及其践行活动能为今天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和以德治国方略的实践提供借鉴。     

家庭代际伦理和谐与传统孝道的继承和创新

伦理与道德都是历史范畴。在传统家庭中,家庭代际伦理是家庭伦理的核心,维护这种伦理核心的家庭道德规范便是孝道。传统家庭代际伦理和谐与传统孝道建构的"以孝治天下"的国家和社会的治理模式有其合理性和历史价值。在当代中国改革发展与社会转型中,传统家庭代际伦理和谐与孝道面临有悖"善事父母"的突出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继承和创新传统孝道。     

《孔雀东南飞》焦仲卿形象再论--兼及对明代中后期情欲思潮的影响

焦仲卿形象历来饱受争议。孝情之间,焦仲卿出于人伦之孝最初忍情就孝并非为孝弃情,其于两难间以死殉情既避免了不孝罪名,也由此说明,所谓懦弱表象的背后实蕴含着一颗坚韧果敢的心。表象误读证明焦仲卿人格真实,具有典型形象的性格特征。其爱情悲剧与明代中后期情欲思潮的崛起遥相呼应,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弘扬孝道文化，构建和谐家庭、和谐社会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趋势下,精神文明的建设也要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在内容上不断地充实,在形式上不断地更新和创新。构建和谐社会,需要一个和谐的家庭来做基础,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孝道文化的弘扬是建设和谐家庭的基本保障。面对家庭美德建设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要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孝道文化,建设和谐家庭,进而构建和谐社会 .     

儒学和基督教"孝"伦理观之比较

"孝"在儒学主导下的传统中国伦理实践中具有基础地位与核心意义,而对西方社会及其伦理生活同样具有深刻影响的基督教对"孝"观念问题也存在着种种教导与论述.从发生逻辑、内在结构、价值取向诸方面考察,前者主要体现为一种自然之孝、身份之孝、人本之孝,后者则基本上属于一种启示之孝、契约之孝、神本之孝.立足于全球化视野,如何能够在努力卸载两种"孝"观念政治性、宗教性等意识形态方面之历史负担的基础上,充分而自觉地实现二者之间的相互沟通、补充和修正,从而为建构全球普遍伦理提供某种契机与资源,应当是一更有意义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