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是"与"应该"之间--兼与程仲棠先生商榷

本文对程仲棠先生对"是"与"应该"之间关系的理解,从历史-文化的视野,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休谟对"是"与"应该"关系的理解具有历史-文化内涵,他的理解作为一种批判意识,在本质上反映了现代性方案知识学建构的内在困难.从历史-文化的视野看,不同时代的"是"与"应该"之间的通约模式都是当时历史-文化实情的反映,是那个时代所达到的文明水平的历史表征.因此,对"是"与"应该"关系的哲学理解其实是一种历史-文化批判.程先生的方案一方面忽视了自然事实的社会历史内涵,另一方面,他仍然想建立一套关于"是"与"应该"关系的普遍的逻辑-哲学纲领.     

从神本到人文:"文艺复兴"时期人文精神解读

因科学精神强盛被称为"科学文化"的西方文化中,一定程度被遮蔽的人文精神并未被消解.如果忽视甚至否定这一点就会导致对西方文化解读失误,工业化进程中以"误读"文化模本作为参照,必将陷入文化困境.西方人文精神勃兴于"文艺复兴"时期,在以后的文化演变中,作为一种传统,一种内化的精神特质,不断震荡前进,或强或弱,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表现.理解西方人文精神,不能绕过"文艺复兴"这一特殊历史阶段.本文对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文化中的人文精神进行了历史性梳理与解读.     

"代表先进文化"与"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异同辨析

"代表先进文化"与"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二种提法,在理论和实践的许多方面都存在大的区别.相比之下,说"代表先进文化",就势必在表述和理解上都或多或少的带有静态的和封闭的特点,因此极易抹煞文化本身内在的怀疑批判特质以及由这特质引领和生发的理论创新精神.而说"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则从根本上意味着对任何一种理论此时此地或彼时彼地的相对性及局限性的清醒认识,意味着对理论的强调提倡不背离文化本身的怀疑批判特质.同时,也意味着是以不断推进的实践为基础,意味着更符合认识的自身特点和认识深化的具体过程.这一提法,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已达到了一个真正科学的认知水平,具有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包容了更多的理性成分;表明我们党在经过了八十多年的曲折发展后通过深刻总结经验教训而终于拥有的理论上的自信、自省和成熟.     

"一带一路"与大庆精神跨文化传播

"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提出要建设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五通目标,通过文化软实力项目的投入与建设,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建成命运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有自己民族的文化、宗教、建筑、艺术、历史等,因此",一带一路"的文化建设应该是一种复杂化、差异化、精细化和国别化的传播大战略.中国要清晰、独到地表述中国的核心价值观,需要从具体的代表性文化和精神做起.     

论“科学文化”的深层内涵及其局限

科学共同体所具有的(狭义的)"科学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对此我们可以从多种维度进行阐释,如行为准则、思维方式与哲学观念等;此外,通过与"人文文化"的对照,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理解"科学文化"的含义;而后现代主义者对于科学文化的批判,则给予我们更多的启示与反思.     

多义的"文化寻根"——广谱视域下的"寻根文学"

本文从宽广的视野重新审视了当代文学的"文化寻根"思潮.我们看到,所谓的"寻根文学"根本不只是发生于八十年代短暂的文学思潮,而是持续近二十多年的泛文化寻根思潮,而其中被忽略了的少数族裔文学的文化寻根,尤其值得关注.少数族裔寻根文学与汉族寻根文学在延续的时间、涉及的范围、思想内容、语言特质等方面,都具有相当的差异.但两者则共同表现了二十世纪末叶以来中国文学、文化所面临的社会转型的特定语境与问题.     

论"以中释中"

"以西释中"的诠释范式不仅不能充分凸显中国文化自身的特质,而且包含了贬抑乃至扭曲中国文化的可能性,因而是不合理的,其将西方现代文化看作是人类文化之"共法"的理论前提也是不能成立的。为适应"集中多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智慧以解决地球村所面临之共同困限"的时代要求,中国文化的基本诠释范式应当转向"以中释中"。为此,要在人类文化殊相之一的层面回归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二者均作为人类文化殊相之一而存在,并在人类文化之一般精神的统领下开展平等对话;要切实挺立民族文化精神的主体性;要继续以开放的心态对待西方文化;要凸显"双向互动,层级累进"的方法意识,逐渐推进"以中释中"诠释范式的不断生成。     

杜威"民主共同体"思想渊源探析

"民主共同体"思想是杜威政治哲学思想体系中的核心思想.从逻辑和历史的角度来看,影响杜威"民主共同体"思想形成有四个因素:(1)黑格尔的"统一体"和辩证法思想,(2)基督教中的"天国"思想,(3)社会进化论思想和现代生物心理学,(4)美国传统的政治思想文化.     

马克思"现实的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从马克思"现实的人"的角度来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为其构建提供思想力量和实践启示,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可回避的现实课题.作为人类历史新方位的共同体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以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深入反思和揭示人在世俗领域的"非真实性"与共同体中的"非现实性".通过人与人互为目的 与手段的社会共同体、协作型经济共同体、多元文化共存的文明共同体和人与自然共生的生态共同体的构建,创造和累积现实的人的解放的真实条件,为开辟通达真正共同体的现实道路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传统哲学的政治依附性与"中国哲学"的特质

"中国哲学"作为西语东来以后对中国本土思想文化的表达,离不开本土思想文化在历史中的意义.中国本土思想文化创生、传承的承担者--"士"人阶层的经济地位、社会身份、价值取向等所形成的"依附性"生存方式,对其所可能采取的思想文化态度产生重要的影响; "科举""文庙"制度的施行,强化、稳定了"士"人阶层在社会角色中的"政治依附性"特征. "士"人阶层依附性的生存方式以及科举与文庙制度的规制作用,使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作为哲学)以"内圣外王"的治世之道为轴心,体现为以如何治世为学术宗的的政治依附性特质. "中国哲学"作为思想文化的这种本土化特质提示我们:"中国哲学"既不能简单化为几对范畴合逻辑的排列组合,也不能以西方哲学的问题模式套用在中国传统思想的资料上. "中国哲学"应该走到中国人的生活里,回到中国思想文化的历史中,以本土的现代意叉从中国思想文化历史的"旧魂"中,才可能引出属于中国的哲学"新魂".     

当前我国社会中道德的血缘特质

当前我国社会中道德的血缘特质是指人们往往把血缘关系特别是家庭血缘关系作为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出发点。当前道德的血缘特质与传统道德的血缘特征具有很大的差异:不同的理论表现形态、内容以及经济基础。当前道德的血缘特质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家庭是经济利益共同体、宗教共同体、情感共同体以及责、权、利共同体,另一方面是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有深刻而复杂的经济、社会制度以及文化观念的原因。道德的血缘特质既有加强家庭伦理的积极一面,也存在着不利于真正的道德构建的狭隘性和局限性。     

"杨近墨远"与"为父绝君":古儒的国-家观及其演变

孟子"辟杨墨"在先秦思想史上很著名,也是理解儒家定位的一个重要坐标.但是<孟子>文本中的"杨近墨远"倾向却引起后世的许多歧见.笔者将此事置于"周秦之变"的社会背景中,参考各家解说,认为这场思想冲突的实质是当时社会变迁所涉及的最根本性的问题即权利问题.孟子辟杨墨,并非是要在杨、墨之间搞折中.对"拔一毛"之权属谁的问题,古儒的主张是个人及"天下"皆非本,即在权利问题上既反对个人主义也反对大共同体主义.这与郭店儒书中所谓"为父绝君"的说法一样,体现了古儒的小共同体本位政治观.把这种观念褒为"天下主义"、或者贬为"特殊主义"都是不对的.应该说孟、杨、墨都提出了一套普世性的伦理规则,就此而言他们都有所谓"天下主义"情结,但是三种规则彼此冲突.而古儒的小共同体主义与杨朱个人主义的距离相对较近,与墨翟及后来的法家两种大共同体主义的距离更远.理解这一点对认识中国传统后来的发展及当代的转型都有重要意义.     

论文化识别——一种界定“少数人”的进路

文化识别是个体基于自身既定文化和文化群体所形成的一种身份归属。与民族识别不同,它更多地体现出对于不同文化平等价值的尊重和个体选择的宽容。文化识别作为一种界定少数人的进路,产生了"多数人"和"少数人"的概念。少数人是指缘于文化差异而在国家共同体中实际居于"天然劣势"地位,其既定文化在共同体的公共领域未能得到充分反映的那些群体及其成员。基于文化识别中文化的不可公度性和平等性,少数人因肯定自身既定文化而产生的"额外文化诉求"应得到理解和尊重。如此,须在统一的公民权利之外另寻途径来满足少数人的这种诉求。     

"太湖时代"的吴文化特质及社会功能

吴文化即吴地文化,也称"太湖文化",从一万年前诞生至今,一直是吴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撑力和凝聚力之源.在以"知识经济"和"人地和谐"为主要内涵的太湖时代,吴文化具有"融合"、"创新"、"务实"和"崇文"等精神特质,成为长三角地区"以人为本"人文精神的最重要营养源.随着历史发展,吴文化的价值增值对于太湖流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促进作用.     

"革命",非"革命家"--论林语堂的知识分子立场

林语堂与"革命"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他所坚守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以及他对中国社会、文化转型期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理解.林语堂从"语丝"时期激进的社会批判转化为"论语"时期社会批评和文化建设并重,其态度的变化标志着评判知识分子价值体系的重建,他在原有的道德-政治尺度之外,又增加了文化的尺度,社会角色也由单一变为双重.在这双重角色中,林语堂更看重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创造功能.     

“礼法共同体”的行动逻辑——基于农村新集体化视阈下的村庄图景

"礼法共同体"是相对于"村落共同体"、"村社共同体"的不同提法,农村"新集体化"成为了构建"礼法共同体"的重要基础。"新集体化"较"传统集体化",即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乡镇企业有着迥然不同的特质,体现为村级集体经济所引导的村庄整体嬗变。在此冲击下,蕴含于共同体生活世界中的"礼"开始逐渐淡去其光晕,而作为系统世界中"法"的元素开始扎根于其中,与"礼"进行着交互与糅合。由此,"礼"与"法"共存于共同体内部,成为了引导村民行动的两股不同约束力量,呈现于村庄的经济场域、社会场域、经济场域之中。     

"齐物"与"两行"--章太炎文化学说的内在底蕴及其现代意义

清末民初,国学大师章太炎通过对庄学与佛学(唯识宗)义理的汲引,构建了其独特的"齐物"--"两行,,学说.这一学说拒斥了当时在思想界占主流地位的"进化论"学说,揭示了文化价值的平等性与相对性特质,带有浓厚的多元主义与相对主义的色彩.章氏认为存在于不同"空间"的文化存在形态均有其存在的内在合理性,在价值上无可区分轩轾;文化在"时间"上的传递则是恒处于矛盾统一体中的事物及其对立面同时俱演,文化作为"时间"的存在也均有其存在的内在合理性.主张对于存在于不同"空间"的文化存在形态应按照其"惯习"去自然地发展,从而形成一个"十日并出、万物皆照"的世界多极文化存在格局.对于文化的变革,章氏主张应在本民族文化传统所给定的条件下进行,反对"尽革旧俗、一意维新"的激进主义的文化变革模式,对于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化,章氏则主张"现代性"应从本民族文化"传统"中开出,反对以"欧化"为取向.章氏这一富有前瞻性的独特思想意旨,暗合于现代世界的思想潮流,充满了现代的精神.     

论叶嘉莹"感发"说对《人间词话》"境界"说的接受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境界说,以其深刻而丰富的意蕴,不断吸引着学者去探究,而叶嘉莹无疑是其中成绩卓越者之一.叶氏从"境界"一词的源头去考察,先总结出其一般涵义;然后,她又从词这一特殊文体出发,在王氏所谓词"要眇宜修"之特质的基础上,提出了她所独创的"感发作用之本质",即"感发"是"要眇宜修"之审美特质得以发生、"境界"得以形成的动力所在,是联结"要眇宜修"与"境界"之间的桥梁,从而使王氏境界说在理论上更臻于严密.     

"文化惰性"与防"左"的重要性

"左"倾文化惰性的根深蒂固,主要是由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特殊的发展国情决定的.传统社会主义"文化惰性"中呈现出的"左"倾特质主要表现形式为教条主义、封建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是社会主义文化健康发展之大敌.它产生在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里,整合在社会主义文化体内,体现了正统与革命色彩,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对文化发展的禁锢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基于马克思自然观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阐释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理念.厘清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关系内涵对于生态文明建设至关重要.马克思自然观经历了三个发展过程,其中所蕴含的深刻理论有助于深度挖掘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关系的内涵:一是自然的先在性与人类的单向依赖性;二是人与自然在生态世界中的辩证统一关系;三是人与自然必须是作为一种整体才能得以实现生态解放.从内涵出发进而推演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践要求,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关键的实践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