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的社会秩序供给

政府存在的意义首先在于社会秩序的供给 ,这是根源于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需要。人类发明出政府的直接目的也恰恰是在政府身上寄托了社会秩序供给的期望。当然 ,社会自身存在着一定的内生的“自然秩序” ,特别是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契约关系是这种秩序的代表形态。但是 ,实践证明 ,社会中的自然秩序也必须得到政府社会秩序供给的支持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政府的社会秩序供给大致有三条途径 ,即专制集权型的、法律制度化的和伦理道德化的。单纯的专制集权型的和法律制度化的社会秩序都是虚假的秩序 ,只有在法律制度基础上以政府自身充分道德化为前提的社会秩序供给才是健全和完善的。所以 ,在现代社会 ,提出政府自身的道德化是一个历史性的课题 ,是时代的要求。     

道德化的政府与良好的社会秩序

提供良好的社会秩序是政府存在的基本价值。因为 ,人类发明出政府的直接目的就在于让它提供社会秩序 ,在政府身上 ,寄托了人们关于社会秩序供给的期望。当然 ,社会自身存在着一定的内生的“自然秩序” ,特别是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契约关系是这种秩序的代表形态。但是 ,实践证明 ,社会中的自然秩序也必须得到政府社会秩序供给的支持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政府的社会秩序供给大致有三条途径 ,即专制集权型的、法律制度化的和伦理道德化的。单纯的专制集权型的和法律制度化的社会秩序都是虚假的秩序 ,只有在法律制度基础上以政府自身充分道德化为前提的社会秩序供给才是健全和完善的     

我国权力道德建设路径选择简述

文明选择了权力。但权力从产生之日起就对社会秩序具有双重效应。作为可以强制他人服从的力量 ,使它在为社会公众服务 ,成为社会生活有效工具的同时 ,也可能会成为执掌者的特权 ,成为与社会公众相对立、为少数人服务的工具 ,这就要求权力的行使和运作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 ,符合其运行的情境性。权力道德就是规则之一。所谓权力道德 ,是权力运作和行使过程中所产生的道德意识、道德规范以及道德行为实践的总和。它既表现了社会提出的、权力主体在运用权力控制和影响权力客体过程中应遵从的道德规范、道德戒律 ;又反映着权力主体在权力行使过程…     

论公共权力的强制力

公共权力是社会权力集中化的代表。强制力是指在不顾及施加对象是否情愿的情况下强迫对方服从一定意志的力量。强制所导致的服从是一种被迫的服从。改变强力需要更大的强力。任何社会都必须对冲突进行调节，使冲突不以将会毁掉整个社会的暴力方式进行。公共权力对强制力的垄断既是人类社会文明进化的结果，又是实现社会有效控制的必要条件。强制力的效用是有限的。行使强制力的合理性是有条件的。通过一定的制度和程序保证公共权力使用惩罚权力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尺度。     

以法促德——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结合点之一

法律和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以法促德的必要性在于,道德建设需要法律的引导和支撑;以法促德的可能性在于,法律规范包含着相应的伦理精神,法律的强制力可以用来推行和维护一定的道德规范。针对我国当前道德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应采取加强立法与执法等措施促进道德建设,实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     

德法并举:政治哲学层面的释义

道德、法律均可为维持社会秩序的手段。考察历史上存在过或正在运行的政治模式 ,它们要么推崇道德 ,要么倚重法律 ,往往忽视二者的有机融合。从政治哲学层面探讨道德、法律二者的逻辑关联 ,法律实际内蕴对道德的追求 ,而道德则呼唤制度化的规定 ,因此二者不可偏废 ,应在现实中共进。     

法治社会中的宗教秩序研究

宗教不但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而且也是一种秩序形态,是型塑其他社会秩序形态的基础。由于宗教、道德、法律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由此形成不同的社会秩序类型,但因为宗教秩序的特殊价值,在法治国家的建设中,宗教及其秩序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变化了的只是其存在的形式。     

试论公务员的道德问题及其规避

一 道德是指一系列用来评价人们行为正确与否的原则.道德及道德活动在对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谐、有序和合理方面所具有的功能在某些方面是法律所不能代替的,而且现代社会的一种趋向表明,对法律的道德性的追求应该成为人类法治历程中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     

法律是低层次的道德吗?——兼论法治文明中的法律和道德

社会生活中一直有所谓“法律是低层次道德”的观点。这种观点不仅逻辑前提虚构,而且在中国还与传统“法刑观”和“德主刑辅”论有着内在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法治建设产生了消极影响。法治文明中的法律是基本的道德。所谓基本道德就是能够也需要转化为法律的道德。基本道德是社会生活有序化和规范化的基础,也是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不可忽缺的道德。基本道德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基本道德的维护通常不能仅以道德的手段,而且主要以法律的手段,故出现了基本道德向法律的转化。同时,基本道德也是非基本道德得以存在的前提和依据,尊重基本道德是非基本道德的前提。非基本道德不得违背基本道德,更不能破坏基本道德。这是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     

关于道德制度化的社会学探讨

道德研究的重点已转入到如何使道德建设走上一个新台阶。从社会学社会控制角度研究道德制度化问题为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作为非制度化控制手段之一的道德制度化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具体到道德制度化控制机制，控制的辐射点，控制的实施、监控等环节需要制度化跟进。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