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生态的权力结构与文学经典的生成

文学经典的"文化权力"问题首先起于比较文学,涉及种族、地域、性别、殖民、古今等诸多领域."文化权力"给出了考察文学、文学经典、文学史等问题全新的角度,以之观照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众多与经典相关的文学史事件、文学现象,就会产生很多文化研究的特别意义.     

比较文学视野与世界文学史重构

在对20世纪以来中国世界文学史教材编写的演进轨迹历时性分析的基础之上,在国内"重读经典与重构世界文学史"呼声日益高涨的背景下,全球化语境中的世界文学史重构应从有利于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层面出发,编写者应该突破文化交流和文化研究中的"视域限制",从西方思维与东方思维的互相契合来研究世界文学,在整合的时话性文明中提升对世界文学普遍性的认识.这种"对话性对话"最终置世界文学史编写在比较文学视野和整体性思维的立场下,进而又推进世界文学史编写的深度.     

论文学史家的特殊素质

文学史观由文学和历史两种观念构成 ,在撰史的过程中首先应强调文学史家运用自身所具有的特殊素质来观照和把握文学史现象 ,以文学的观念来贯穿史的观念。这种特殊素质主要包括 :强烈的主体精神 ,文学现象完全属于人的存在 ,背后具有主体的一切属性 ,文学史研究就是在体悟、直觉、反思中完成对创作主体和研究主体相关联的文学事实的认识的 ;收敛与发散两种思维模式兼具 ,缺少其中任何一种 ,文学史家的主体思维都是不健全的 ;树立文学史研究的独立品格和个性标识等三个方面     

论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的去史化倾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近来出现一种去史化倾向,表现为唯文本化、去知识化、趋消费化等。其原因主要是"纯文学"观念的影响、应用能力培养导向的驱动、教学课时不足、大中学教学目标层次不清的局限等。对此,我们应该保持警醒与反思。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应当把文学还给文学史,确立大文学史教学观念,扩充文学史料,重返文学历史现场,改变割裂知识、能力的教学局面,综合推进文本审美与文学史审察有机结合的课内外教学。在教学中,无论是对作家、文本的审美选择与打捞,还是对其价值与意义做出判断与诠释,都应该有文学史的意识贯穿始终。     

探源析流 守正出新--关于高教版《中国文学史》的体认

袁行霈主编之《中国文学史》是 2 0世纪的最后一部文学史 ,具有知识性、创新性和前瞻性 ,既立足于文学本位 ,也关注文学史的其他层面 ;既能够深入文学史的实际 ,进行整体的把握 ,总结规律性的东西 ,也十分注意从广阔的文化学的角度考察文学 ;既具有准确介绍基本知识和立足于学术前沿的双重性 ,很好地体现了知识性、前沿性和规范性的特色 ,也在体例上有不少亮点。该书是 2 0世纪文学史研究的新成果的体现 ,其知识性与规范性、总结性与前瞻性 ,足以担当得起“面向 2 1世纪”之重任。     

论中国文学史观的发展变迁——二十世纪上半叶文学史观探寻

文学史观是文学史的核心内容,它决定文学史著述的著史态度和体系建构,决定对文学史目标的任务的阐述,决定对文学史发展原因、规律的探寻。本文以２０世纪上半叶出现的《中国文学史》著述作为考察对象,根据中国文学史学科发展的实际,将建国前五十年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时期,并依次对各个时期中中国文学史观的发展变迁进行描述,力图清晰地勾勒出这一流变过程的运行轨迹,探讨文学史家们在中国文学史观方面的优长和不足,着眼于２１世纪文学史观的发展与建构,力求做出客观的总结和公正的评判     

文学史的书写与流动的文学经典--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问题的若干思考

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运动是建立在意欲打破单纯以政治需要来评价文学作品的思想基础上的,以文学性、审美性作为文学作品入选文学史的标准.但文学史的书写能否真正做到拒绝政治,这引起了学术界新的质疑,而文学价值评判标准的变化也使得文学经典成为流动变化的.     

文学的历史与历史的文学——中西方文学史研究之比较

本文认为文学史研究是对文学研究的超越,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在此认识的基础上,作者在文中勾划了中西方文学史研究发展的脉络,并从中提出了值得思考的问题;从文学史观和方法论上归纳总结出中西方文学史研究中的两点相同与相异之处,并从社会革命、政治思想、民族意识、思维方式等方面探求了造成异同的原因:展望了当今文学史研究所面临的形势和走向。     

文学史视域中汪曾祺小说的三次重要重写

汪曾祺对中国现代短篇小说文体方面的贡献和剖析传统文化心理的创作追求,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具有重要意义.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对《复仇》《庙与僧》和《异秉》的重写象征着他小说创作的三次转型.这三次转型应和着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三次大变化.从“重写”角度进行文本细读和对比研究,纠正了当前研究中对汪曾祺的一些误解,一定程度上还原了汪曾祺被遮蔽的意义与价值.     

三十年代中国"新"文学史写作刍论

中国文学史的"新"与"旧",大致以文学观念作为区分.中国"旧"文学史以叙述经、史、子、集为主要内容,持雅文学观念,贬抑小说、戏曲等俗文学.中国"新"文学史则以纯文学为主要内容,同时重视小说、戏曲等俗文学的价值与地位.三十年代中国"新"文学史的产生与西方现代文学思潮的输入有密切的关系,同时也与新的文学文献的发现紧密相关."新"文学史的写作在三十年代形成一个高潮,并产生了诸多代表著作,这些中国"新"文学史著作对文学史走向现代化奠定了良好基础,同时这些"新"文学史著作的写作也存在一些问题.     

论中国文体的演变

"文体"包括体裁、语体和风格三个层面。中国古代文体类别繁多,因为文学尚未自觉,故文学文体和应用文体混为一谈。随着文学观念的逐渐明晰化,文学文体的语体特征得到强化,形成"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现象。古代中国文体划分的主要依据是文本的功用。近现代文学体裁的划分主要是借鉴欧洲的观点。从文学史的发展来看,文体总是处于不断地分化和融合的过程中,因此,文体学的研究也应在分门别类的同时注意综合归纳。文体划分应以文本的"大语境"为标准。     

试析中国区域文学史的现状及意义——兼谈北京区域文学史

20世纪80年代以后,内地出版了大量的文学史著作。其中,地方性的文学史,包括区域和地域文学史,占有相当的比重。对于这类著作,目前学界在总体上评价不高,主要存在视角和观念缺乏新意,以及低水平重复等问题。但是,作为一个不可缺少的长线课题,区域文学史毕竟是区域研究中的一个专门领域,也是"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系统工程中的一个学术增长点。因此,为了提高区域文学史的研究水平,有必要对区域文学史的现状加以考察,并充分认识其独立的价值和意义。本文也试图为情况较为特殊的北京区域文学史、特别是当代部分提供一种思路。     

挣不脱的“枷锁”：从《金锁记》到《多情剑客无情剑》--兼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观问题

张爱玲《金锁记》与古龙《多情剑客无情剑》两部小说的核心意象都是“枷锁”，两位小说家在正统文学史家眼中都属“鸳鸯蝴蝶派”通俗文学系统，很长时间不能进入以现代性相标榜的现代文学史，其后竟然拥有完全不同的文本命运。探讨两部小说的核心意象“枷锁”的生成及其表现于文本中的意义，可以考察文学史家的择汰标准和取舍依据，评判既有现当代文学史书写立场的得失与是非。书写现当代文学史，必须摆脱种种或显或隐的观念枷锁，回归文学的审美本质，鼓励和提倡个人修撰的多角度的现当代文学史，以便还原、构建出真实生动、丰姿多彩的文学史景观，进而产生一批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学术成果。     

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焦虑与选择

"全球化语境"已经成为今天许多学术会议的热门话题。20世纪的中国文学面临着"全球化语境"下学术话语的重新清理和调整,同时也表现出积极应对中的焦虑和困惑。问题的关键是,对全球化时代现代文学本体意义要有正确理解和认识。首先,现代知识结构的话语分析与现代人生存空间精神情感分析相结合的主体建构了"文学现代性"。其次,从追求文学意义、学术立场的价值评判转向大文学整合、学术积累的文化思考,"全球化语境"带来了学术研究指向的转变。再次,"全球化语境"创造了一个充满张力的文化时空,可以深度探寻作家个性、文本现象的经典性及其文学史整体的特殊性。     

从网络文学研究到数字文学研究的范式转换

当下国内网络文学研究存在着研究对象小于新媒介文学实践、理论资源视野狭窄等问题。开展数字文学研究有利于当下国内网络文学研究突破发展瓶颈,以实现新媒介时代赋予的学术使命。开展沿着网络文学研究"接着说"的数字文学研究,应首先把网络文学观念转变为数字文学观念,应强调文本分析法和借鉴国西方优秀数字美学、数字文化、数字文学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开展数字文学研究需要在数字文学所独具的数字文本性与七层次文本形态、高技术化生产力与强势交互性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生产方式、身体融入式的审美范型、数字现代性的文化逻辑等方面深入探讨。     

论文学史的现代性--兼谈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编写、教学与史料建设的关系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要重新强调史料建设的意义,应该在过去文学史编写、教学的实践过程中在对某些问题反思的基础上,调整文学史学科史料建设的思路,重建现代文学史丰富性、复杂性的认知.文学史的现代性在文学与历史互动实践中体现,在史实、史料开放性的历史叙述、差异性辨析、文学生态、文学语境、文学话语的生成中,建立起现代文学史观.史料是过去的历史也是"现在"的,史料永远不会被挖掘穷尽.任何时代的文学史的重写、研究和教学,都不可能脱离和回避历史层面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文学史观的局限性与经典文本的复杂性

<正>先唐文学研究,目前有三个任务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对中国传统的"文章"与现代意义的"文学"之间的联系进行反思,对传统经典文本的解读与研究给予更多关注,对二十世纪文学史观及其带来的研究方法进行深刻反省。一般的认识,"文学"是个西方的舶来品,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沿用的都是西方的"文学"概念与研究方法。这种认识未必全面。回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建立,大致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胡适、陈独秀等人提出的"新文     

论多利莫尔文化批评的"文本间性"特征

乔纳森·多利莫尔是当代英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思想史家和社会学家,作为英国"文化唯物论"的重要开创者和积极实践者,多利莫尔在当代西方人文学术领域和左派政治领域占有重要地位.他强调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政治、文学与权力、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多重复杂关系,从而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野,这也鲜明地体现了其文学批评的"文本间性"特征,并对我们当前的文学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启发意义.     

文学史与时间量──兼评文学史观中的实在论和独断论

研究文学史观的目的之一，就在于为文学史研究提供自觉的理性意识和自主的人文方法，从而使文学史构成对人类文学活动的终极关怀，有效地探寻文学发展的自由之路。一般而言，文学史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以往文学何在，以往文学何以在，以往文学为何而在。这又关涉到自然时间、社会时间、心灵时间三种不同的时间量度。在自然时间量中研究文学史，主要是对自然时间过程中遗留下来的文学遗迹进行考辨、实证，尽可能多地确认文学事实，使它们进入文学史研究。在社会时间量中审视文学史，就是在社会运动的大结构中把握文学史，研究其生成、发展过程中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制约。文学史研究的最终依据是人，它必须完成于研究主体的心灵历程中，在心灵时间量中走向丰富和完善。所以，文学史建构最终完成于研究者的心灵当中，才能达成对现实文化的历史性超越和丰富性结构。     

学科话语与人文精神——对"潜在写作"、"民间"等话语的一种理解

作为一种新的学科话语,"潜在写作"、"民间"等观念的提出,与世纪之交知识分子话语立场的转移或转型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它是文学史学界对此前关于"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的批判与否定意识的一种反拨,表现出鲜明的人文立场。但是,对"潜在写作"和"民间文本"的过度阐释,会造成文学史写作视阈中整体的失衡,出现由过度阐释所导致的虚构性、为文化研究策略所掩饰的对抗性话语特质及由高昂的主体精神与理论热情所带来的话语的空蹈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