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悦《汉纪》思想分析

受编纂目的的支配,荀悦《汉纪》的思想重在天命与人事关系的阐释。它的自然天道观是“天人三势”说:既承认“天数大极”,又认为人事可以致功。它的政治观是“任天命而尽心力”:既肯定天数与政事的关系,又注意政治得失中的人为因素。对历史发展形式的看法,既取五德终始说以明汉“得天统”,又取三王之道循环论以证汉应行“忠政”;对历史发展动力的看法则肯定天数神祗,又肯定人谋才略。它认为史学的职能在于监戒、软化和致用。     

论康熙帝的天命思想

康熙帝的“天命思想”多表现于“为民祈天”、“赈灾救灾”等诸多方面,在关于天与人事的关系上,除了“奉天行事”的使命感外,还重视人的作用。与历代帝王不同的是,康熙能充分使这种“天命思想”与皇权高度统一,形成了中国思想史上天命思想的一大特色。     

雍正与“康乾盛世”

在历史长河中,康熙、雍正、乾隆是时间接续的三个朝代,康熙朝61年,雍正朝13年,乾隆60年,但人们常道“康乾盛世”,似乎夹在康乾之间的雍正就无甚可言一样。其实,纵观中国历代皇帝,极少能像雍正这样勤理政事的。他“振数百年颓风”,革除旧弊,是“康乾盛世”的有力推动者。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杰     

孔子的经济管理思想

孔子的经济管理思想是其治国思想的一部分。治国思想也就是国家管理思想。孔子是关心国家管理的。他到一个国家,“必闻其政”。他和不少人谈论过国家管理问题,回答过不少“问政”。他教学生也教如何管理国家。学生中也有以“政事”——也即国家管理为专长的。政事、国家管理当然也包括了对国家经济事务的管理。“治其赋”就属于经济管理。孔子主持鲁国政事虽然只有短短的三个月,但在经济管理方面也作出了成绩。后来司马迁在记载孔子的政绩时,就专门提出“粥羔豚者弗饰贾”,价格公平被列为重大政绩之一(《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虽然没有专门论述经济管理,但他在谈论其他问题,特别是政事时,涉及到经济管理的许多方面,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经济管理思想,对后世有深远影响。     

范仲淹延州御夏

毛泽东同志称范仲淹为中国历史上罕有的集诸葛孔孟而兼办事（建功立业）传教（思想品行影响后世）之人。 中华历史上的范仲淹先生确实了不起,不仅立功立德立言于当时,其功其德其言之影响又远远波及于后世。范仲淹一生不仅会办文事政事,还很懂得善于经营武事。北宋仁宗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十月,西夏（今宁夏）元吴称帝,反宋自立,国号大夏,由此揭开战争序幕,发动了多年侵宋战争。     

势·理·事：习近平文化思想出场的内生力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原创性理论贡献,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章。作为党和国家在新时代的重要理论创新,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出场有其内在根据：在势上,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历史发展的使然,是历史之势的必然;在理上,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两个结合”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事上,习近平文化思想缘于对天下之事的准确把握。这种基于“势”“理”“事”融会贯通的习近平文化思想,必然开辟文化领域的新天地,必然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也必然增强中国人的文化底气,必将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注入生机与活力。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爱国主义性质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群众爱国运动,它包含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政治运动和反对封建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思想)运动两个方面的内容。政治上五四反帝运动的爱国主义性质,众论一致。而对于思想上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爱同主义性质,则往往被忽视或不承认。例如有论者说:“五四运动,既是爱国运动,又是文化运动,两者相辅相成。文化运动为爱国运动准备了思想条件,爱国运动又推动了文化运动的发展。”作者在此至少是忽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爱国主义性质。又如,去年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在关于“五·四”精神(实际上是专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的讨论中,有的同志认为“五·四”精神是“民主”与“科学”,有的认为是“批判”;也有的认为是     

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决不能是全盘西化

为实现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这是“顺乎天(自然)而应乎人”,既适应社会历史的潮流,又符合人民的意愿。目前,我国有着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其极为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广大人民群众贯彻执行了中央提出的这两项基本政策。在这大好形势下,出现了全盘西化的论调,认为要实现“四化”,必须首先实现“西化”。全盘西化论实际上是主张对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全盘否定。这在理论上是一种历史的虚无主义,在认识论上是僵化的机械论。每一个国家及其文化,是人们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具有它的特殊的,即民族精神。它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新儒学的嬗变与明清小说的发展

人类创造了历史,历史给人类带来了文明。当我们的祖先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的时候,在我国就产生了以孔孟为代表的“仁德政治”、“君臣、父子、夫妇”的重伦理传统的理性主义儒学。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确立了儒学在我国思想领域内的统治地位。与此同时,我国的道家思想已逐渐摆脱原始的天真狂热和巫术野蛮而沉淀为“理性形式”,成为人们平衡心理、满足缺感的宗教思想。东汉明帝时,佛教传入中国,人的思想又为之一变,其“心性”学说使它向现实的人生靠拢,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儒、道学     

中国古代饮食礼仪制度的文化气质

中国古代饮食礼仪制度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积淀成型的。在政治上，它以“敬德”和“贵民”思想对统治者产生一种强大的道德约束力量；在伦理上，它把“孝亲”和“尊老”作为强化社会秩序的基点和手段；在礼乐方面，它表现出一种文质彬彬、寓教于乐的文化模式；在宗教方面，则又反映出一种尊天事祖的神秘特征。所有这一切正是中国古代饮食礼仪制度之文化气质的深厚而充分的体现。     

中国传统美学与人

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是围绕人、物、天三者的关系展开的。在物与人的关系上,是强调物的人化;在人与天的关系上,是强调人的天化。到了封建社会末期,又出现了由天而人的转化。这种趋势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因而传统是一条发展着的文化之流,对于中国传统美学,既不能恢复,也不能抛弃,只能让它同历史一道前进。     

论泰州学派儒学叙事“事象”的原创性话语

目前泰州学派思想研究以儒学平民化、世俗化转向为主要对象,鲜少从民间讲学、以“事”行“道”的“道”叙事行为方面进行考察。要理解泰州学派民间儒学“道”叙事的原创性话语,需要借助概念——“事象”。因为泰州学派依托《大学》格物说,鼓倡以“身”为本,“身”参与进入“家国天下”连续体,而民间讲学的“道”叙事行为使人们面向这个世界并获得空间归属感,百姓日用也得以在叙事中敞开和呈现。所以“家国天下”乃空间叙事的“事象”,有别于历史叙事的家国同构和编年体时间叙事模式。它们既可指涉特定空间场所,也是具有形而上意味、虚实交融的空间之象。“事象”提供了理解中晚明民间叙事繁荣的思想基础。     

清代奏折文书考略

奏折是清朝官员向皇帝报告事情的一种非常重要而又秘密的文书。奏折从顺治朝开始使用,康熙朝使用很广泛,雍正朝规定为文武大臣正式的上奏文书。 奏,进也,“敷奏以言”。敷,陈也,是文武大臣陈政事之言于君。奏初改书为奏,是作为文武大臣向皇帝报告政事的专用文书。汉朝,凡文武大臣向皇帝报告事情有四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当时奏之程式,自秦至西汉,开头“臣昧死言”,结尾     

中国历史上的“帮闲”

中国历史上的“帮闲”及其“帮闲现象”，是古代社会生活中值得注意的事象，亦是当时颇为棘手的社会问题。本文根据宋、元、明、清各代相关记载，将古代社会生活中的“帮闲”的寄生方式分为四种类型，分别缕述，并对“帮闲”产生的社会原因作了初步分析。本文认为，以游手好闲寄食为生为特征的“帮闲”之类人物在两宋以后的大量涌现和源源不绝，正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败的征兆之一     

新时代“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的四个维度

“讲道理”是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根本，依思想政治教育的要素可分为“以论说理”“以行见理”“以事析理”“以境释理”四个维度，四者分别侧重关涉主体、客体、介体和环体。“以论说理”充分关注教师主体“论”的能动性；“以行见理”重点激发教育客体行动实践的自目的性；“以事析理”侧重发挥介体“事”的桥梁与纽带作用；“以境释理”主要突出教学场域的思想影响与转化功能。四个维度统一于思政课完整的教学过程中，体现了思政课教学过程规律，有利于提升思政课教学的有效性，助力思政课培育“四有”新人的新时代使命的高质量达成。     

中国民族关系思想的有关问题

中国民族关系思想是各个时期各个民族的各类人物对中国民族关系的认识,是统治者制定民族政策、处理民族关系的理论基础.重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一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能为解决现实民族问题提供智慧、经验和借鉴;二是能为世界上其他国家解决民族问题提供智慧和借鉴,还能给正确处理当今的国际关系以启迪;三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中的“推诚布信”、“和而不同”等观念同样适合现代人的交际方式,可以成为人们交往的行为准则.重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一是有助于解决中国民族史及中国民族关系研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二是研究民族关系思想既是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的重要方面,也是民族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向.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的内容非常丰富,其中十大观点对中国甚至世界产生重要影响:一是“大一统”,二是“爱之如一”,三是“推诚布信”,四是“因俗而治”,五是“以夏变夷”,六是“先守身而后四夷”,七是“推亡固存”,八是“以水洗血”,九是“夷夏一家”,十是“以夷治夷”.     

略论鲁迅杂文的讽刺艺术

中国的讽刺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传统。早在夏商周三代,就盛行着“箴”这种文体。它以攻疾防患为其要旨,被比喻为治病用的“针石”。它揭露人们和社会的过失,但与诬蔑、诽谤、制造谣诼毫无共同之处。在文字上则非常讲究扼要准确而有深义。“箴全御过,故文资确切”,“其取事也必核以辨,其摛文也必简而深”,刘勰深刻地总结了“箴”的特点和传统。另外,又有“谐隐”这种文字。它也箴戒嘲讽,振危释惫,但或者以一种幽默悦     

宋教仁的“政党与政党政治论”试析

“政党与政党政治论”是以宋教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要在中国建立议会政治体系,实现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长期以来,人们在评价宋教仁的“政党与政党政治论”时,往往是以简单的否定代替具体的分析,过多的指摘取代科学的批评。应该看到,对于处在20世纪初的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来说,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未出世以前,“政党与政党政治论”毕竟是一种先进的思想,特殊的政治形势曾赋予其积极进取的精神,一时成为影响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流。宋教仁为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而捐躯,但他的思想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不应因此而被湮灭。     

著名教育家匡亚明谈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

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人物有着不同的态度。既有认为它是集古代文明大成,主张全面肯定的,也有只看到它的短处,主张抛弃它而“全盘西化”的。今天,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际,在中国改革的关键时刻,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则变得更加纷乱复杂。对此,我国著名教育家、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中国孔子研究基金会会长匡亚明指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既有消极因素,例如君主专制思想、封建宗法思想、迷信落后思想等,又有积极因素,例如“有杀身以成仁,毋求生以害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思想,因此,简单地加以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都是不对的;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     

中国哲学之与"两个世界"

近年有一种倾向,认为中国并无哲学,中国哲学是“五四”以后在西学研究与裁剪中国思想中建立起来的。这种否定中国哲学的倾向有普遍性。郝大维、安乐哲《通过孔子而思》一书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作之一。其书把中西“哲学”彻底对立起来,中心是论证中国思想是“内在宇宙论”、“反向性思维”、无超越观念、无形上思想、无“两个世界”思想。本文不同意这种观点。通过对孔子“天论”、老子“道”的思想及宋明理学的具体分析,指出“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道象帝之先,自古以固存,独立不改,周行不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及“太极”与阴阳不离不杂等命题,亦是“两个世界”的思想,只是讲法与西方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