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非人到人试论"五四"新文学的价值转向

"五四"新文学的价值转向;由"非人"的价值取向转向人的价值取向.从"五四"新文学"白话文学"和"人的文学"两个"中心理论"全面考察和剖析,从文言话语模式向白话话语模式转向,实际上在文学本体的表层呈现着"五四"新文学的价值转向;从"载道文学"向"人的文学"转向实质上是在文学本体的深层透射着"五四"新文学的价值转向.     

“欧化倾向的五四文学语言”辨析

文学语言的欧化发展,从晚清开始经历了一个由书面语建构到文学作品语言转移的倾向,不断为文学所捕获、赋形,成为了五四文学语言最为显著的外部特征.我们不应绝对以“文言”到“白话”的转换,而应在相当的程度上以“既有传统白话”到“现代白话”的现实嬗变来展开对五四文学语言的描绘,在其中关键的驱动力就是“欧化”.“欧化倾向的五四文学语言”凸现了五四文学语言建构所能达到的精神领域、灵魂探索和诗性空间,展示了五四文学语言建构超越一般书面语变革所达到的话语力量,进而集中彰显了“欧化倾向的五四文学语言”之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以及对中国文学语言现代转型所具有的意义.     

永恒的变奏——香港诗歌话语方式的转变

永恒的变奏———香港诗歌话语方式的转变陈实中国的新诗歌，自“五四”新文学运动实现了古典文言体系向现代白话体系的转变之后，是顺着两条通道向着同一个方面发展的。一方面，１９２７年后，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变革的重心由中心城市转向广大农村，在“农村包围城市，最...     

“五四”新诗语言的现代性反思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五四”新诗无疑具有里程碑性质,标志着中国诗歌由传统的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文学革命及其新诗运动本身就是一个现代性的事件,它典型地体现了现代性的时间意识和价值维度,正是借助进化论,新诗运动为自己找到了合法性的依据,进而确立了现代对传统、白话对文言的话语优先权,并以一种断裂的方式对文言及其所代表的传统及文学进行了彻底的否定。简单地以白话代替文言,认定只有白话是新诗的“唯一利器”,而不顾及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必然造成理论的偏至以及与实践之间的矛盾。     

白话话语霸权与文言话语霸权——对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反思

文言话语霸权与白话话语霸权在中国文学史上交替出现,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对中国文学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古代,文言话语霸权统治着文学领域,并且对白话文学的发展进行压制,极大地阻滞了文学的发展。而在文学的现代转型后,白话话语霸权反过来取代了文言话语霸权的统治地位,令现当代文学史变成了残缺的文学史,现当代的文言文学及古体诗词被打入冷宫,长期不被现当代文学史接纳,陷入了生存困境。文学史上的这种话语霸权,对中国文学甚至文化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我们应该充分认识话语霸权的危害性,打破一家独尊的话语霸权,提倡严谨求实的学风,反对偏激的话语霸权,促成多元共生的学术话语新格局。     

重审"五四"白话文学理论

在语言作为思想本体的层面上,现代白话与古代白话有质的区别。"五四"白话文学运动的发起者们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现代白话的现代思想性质,他们关于提倡白话和废除文言的理由并不具有根本性,他们是在语言工具的意义上发动新文学运动的,但却意外地导致了思想革命。"五四"白话文学运动从根本上不同于晚清白话文运动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众语文运动。     

文言，魂兮归来

文言和白话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两种语言形式。由于“五四”时期提倡白话、反对文言,从而导致了文言文的最后终结,并对现当代文学产生了相当严重的影响。本文通过对新文学的历史与现实的回顾与分析,提出了打破白话垄断的主张,倡导文言文的回归与复兴。     

林纾及其作品地位的历史逆转

文言小说从短篇到长篇的运用在林纾手里得到完美的演绎,并掀起了文言小说繁荣的旋风。甚至可以说,林译小说及其创作代表了中国文言小说的高峰,因此,晚清民国以来的读书人几乎多多少少都读过林译小说或其创作,其中自然也包括"五四"运动的发起者们。然而,深受林纾文言小说影响的"五四"文化先驱们发起的白话运动却宣告了文言小说的终结。林纾作为古文的殿军也不得不黯然退出历史舞台,并且由于激烈的反抗而很长时间被认定为历史进步的阻碍者,林纾及其作品从此很长时间沦为历史的弃儿,但这更多地可能是"五四"运动发起者们的政治谋略。     

现代白话语言系统的现代性与传统

本文考察了现代白话作为语言系统的生成过程,以胡适的白话文理论对传统性的继承借鉴为个案来揭示现代白话文体的现代性特征。文章认为,胡适以传统白话为主体重建了现代白话系统,其理论促进了文言词汇及传统白话向现代白话的转化。“五四”白话文运动对现代性的追求不仅没有中断传统文化,反而有利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     

《东方杂志》与白话文运动

中国语言从文言到白话的变革经历了从"戊戌变法"到"五四"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东方杂志>作为贯穿这一时段的一个具有全国影响的大刊,对中国语言的变革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不仅为讨论提供了一定的空间,见证了这一时期中国语言变革的过程,而且杜亚泉也代表<东方杂志>提出了自己的语言观和变革立场.<东方杂志>早期的语言观与"五四"主流的白话语言观是对立的,虽然坚持文言显得保守,但也有一些合理的成分,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     

戊戌到“五四”时期白话语体的变革

从戊戌到“五四”,是我国语体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其基本内容是从文言语体转变为白话语体。对于白话文,胡适曾作过深入细致的探源工作,他把白话文的发生推到了先秦时代,还专门著了一本《白话文学史》。他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一个:说明白话文古已有之。实际上,真正大规模地、有意识地、有系统地进行白话文写作的还是从晚清戊戌前后开始的,经过了二十年左右的发展,到本世纪“五四”时白话语体真正确立了“正宗”的地位。本文试图以史论的形式勾勒出这一变革的发展脉络。     

试论五四文学语言的欧化白话现象

不同时期对于五四文学语言欧化白话现象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对五四文学语言的看法。无论理论倡导,还是作品语言,欧化白话现象与五四文学语言建构都有着内在密切的联系,形成了五四文学语言最为显著的外部特征。欧化白话现象的五四文学语言以强大的话语力量,"决裂式"带来了中国文学价值体系与精神特质的现代重构,开拓了中国文学语言的现代诗性空间,直接表明了中国文学思维方式的现代转型。     

清末的白话报刊与现代文学的发生

在近代中国,报纸这一新型媒体的出现,打破了各类文体之间雅俗分离的状况,促进了各类文体的融合与通俗化倾向。白话报刊的创办,一是实践了废文言崇白话的主张,扩大了白话文的影响;二是刊载具有现代意识的白话小说、歌谣和戏曲,是五四白话文学的先驱;三是清末白话报刊的创办者如胡适、陈独秀后来成为文学革命的发动者,与他们这一时期的活动不无关系。     

重新审视“五四”时期的文言与白话之争

通过对“五四”时期文言与白话之争的论述 ,探讨这一文学论争的历史根源及其特点 ,提出要对其进行重新认识与评价。     

试析“文学革命”时期胡适语言文字变革空间的开拓

《文学改良刍议》在"温和"的行文之中实则是相当革命的内容,完全颠覆了中国古代文学既有的雅俗格局,为中国现代书面语的转型以及现代文学语言的诞生开拓了新的空间。《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立一个整体的文言与白话二元对立,而由白话取代文学的历史与现实的场景,必然涉及到空前的复杂性。《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思路表明胡适的白话思考与倡导的重大进展,"国语"的标出使得之前文言、白话二元对立的诸多问题都化零为整,而得到极大的超越。胡适这三篇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最为重要的论文,构成一个重要的语言文字变革的空间,并开放而不断生长。     

论钱锺书文学批评语体特征形成的原因

典雅精炼的文言与明白晓畅的白话兼用,是钱锺书批评著述重要的语体特征。以五四时期的"文白之争"为背景,考察钱锺书在文言与白话问题上的辩证立场和基本态度,指出批评对象、批评文体对钱锺书语体选择的制约与影响,对于深入反思白话文运动的成败得失,更好地理解钱锺书文学批评的语体特征,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白话报刊的兴起及其主流媒介地位的确立

中国的白话报刊产生于戊戌维新时期,迅速发展于辛亥革命时期,成为主流媒介则发生于五四时期。白话报刊的迅速崛起并在较短时间内取代文言报刊而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载体,是与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政治改良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分不开的     

文言话语霸权遮蔽下的中国古代白话文学——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反思

一切历史都是话语权斗争和掌控的历史,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演变便清楚地体现着文言话语霸权对于白话话语的压抑.正是在这种影响下,诸如“白话诗派”、白话小说等中国古代白话文学呈现出畸形的发展样态.而从话语斗争的层面重新考察中国古代白话文学的发展,不仅能够解释清楚文学史上的众多谜团,更能对中国古代文学史作出相应的反思,完善自身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     

古代白话小说语体之形成及特征

在我国漫长的古代社会中,汉语书面语曾一度为文言所垄断。汉译佛经的广泛传播为书面白话争取到一定表现机会,白话小说的兴起更为白话书面化运动提供了有利契机,近代汉语由此形成。由于使用言、文一致的白话叙事,白话小说在语体风格上表现出平易通俗、自然逼真以及富于动态性和地域色彩等有别于文言语体的特点,这也影响到白话小说的整体艺术风格。     

形式与内容观照下的五四文学语言变革

五四文学革命以语言变革为切入点,但是单纯的语言形式变革无法满足文学革命对思想变革的诉求,人们开始审视文学语言形式所承载的内容,最终完成了"新文学"的建构。从晚清到五四,文学语言起初作为"便于交通"的工具,其本体性的一面一直未得到足够的认识,直到文学革命发起,对文学语言的理解才更为立体与全面。文学革命以改变思想为目的,开启了对文学形式方面的改良,同时,对思想变革的诉求也体现在了文学语言形式的选择上。其结果便是现代文学语言走出了简单的文言与白话对立的二元思维模式,形成了一种在一定程度上包融了中与外、新与旧的现代白话,鲁迅的小说语言便是其典型形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