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着陆”: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理性选择

当前我国人口态势可用“五大人口高峰”的即将到来概括: 一、人口再生产类型发生根本性转变, 人口总量高峰行将到来; 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趋缓, 10多年后即可达到最高峰值; 三、老年人口增长迅速, 21世纪中叶将迎来人口老龄化高峰; 四、流动人口居高不下, 目前已临近最高峰值; 五、出生人口性别比经过持续攀升后, 当前已达到新的高峰。从当前人口态势实际出发, 中国人口发展战略应该选择“软着陆”方案, 即生育率保持相对稳定, 稍有回升后即稳定在高于现在的水平。这种方案既可控制人口数量, 又可使人口结构趋于合理。     

“单独二孩” 你准备好了吗?

正2013年11月15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宣布了人口与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此举标志着中国逐步放开严控生育政策,向"放开二孩"过渡,这是中国人口和生育政策适应经     

从我国人口决策历程和人口长期战略解读“单独两孩”政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成为国内外舆论关注的热点。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意见》,对如何落实这个政策提出了具体实施办法和意见。"单独两孩"政策是基于"人口数量问题仍然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同时人口结构性问题日益成为影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的中国人口现状基础上制定的。从长期来看,我国人口政策取向都可以总结为一句话,即我们在国家人口文件中所熟悉的表述:"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而这次调整,就是在"完善生育政策"之前,加进了一个根据具体阶段不断调整变化的如何"完善"的具体措施: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     

试论二孩晚育政策软着陆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本文应用2000年人口普查等数据,对现行生育政策不变与二孩晚育“软着陆”等不同政策方案下未来80年中国城乡人口、老人与独居老人比例、劳动力资源、退休金缺口率、女性婚龄人口短缺等进行了模拟预测与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人口总数在2038年达到14.8亿峰值后平缓下降,其在今后80年老人与独居老人比例、老年抚养比、劳动力资源、退休金缺口率、避免出生性别比长期偏高等方面均优于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     

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有利于解决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

现行农村只允许独女户生二孩的一孩半政策有两方面的负面影响:(1)"一男孩价值二女孩"的心理暗示作用助长了重男轻女、产前性别鉴定与流产女婴;(2)一孩半政策本身造成了二胎女孩出生数结构性减少.通过家庭人口预测两性平衡模型分析可以看出,即使在完全相同的出生性别比假定条件下,如果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中年男子因婚龄女性短缺而找不到妻子的问题也要比"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严重得多.尽快启动二孩晚育软着陆是解决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严重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     

政策调整背景下的生育决策研究：范围、范式及其他

生育政策调整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取决于目标家庭的反应。除了要探讨家庭的多孩生育意愿以外,还需要对家庭的多孩生育决策过程进行考察。由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独生子女政策具有城乡差异,许多农村家庭在政策调整前已经生育了两个或三个孩子,生育决策的研究应该将重点放在城市,研究范式上则选择日常生活研究更为合适。此外,为了更好地把握中国家庭的生育决策过程,还需要了解不同文化中的关系性质与生育决策的逻辑,以及一孩生育研究与多孩生育研究在中国政策背景下的差异等等问题。     

客观认识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和完善

最近几年,我国人口学界的研究视角聚焦在人口政策上,影响了广大民众对计划生育的态度。从放开"单独"二孩到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的出台,把社会对生育政策的关注度推向了高潮,成为热议话题,众说纷纭。总体上看,指责计划生育(主要针对一孩生育政策)的偏多,基层计划生育工作者面对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为应对人口婚育发展趋势的新变化,国家和家庭应采取积极互动的办法,未雨绸缪,防止"少子化"倾向在我国蔓延。     

全面两孩政策对未来中国人口的影响

全面两孩是生育政策调整完善最关键的一环,其对未来中国人口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全面两孩政策启动实施之后,总人口的规模达到峰值的时间得以推迟,少儿人口规模和比例得到显著提升,劳动年龄人口规模持续减少的趋势将会延缓,人口老龄化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但是,最近15年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使得"人口红利"加速消减,未来60年的老年人口规模不会受到影响,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趋势也不会改变,同时,少儿抚养负担加重使得总抚养比增大。     

我国人口政策的历史和发展

梁中堂,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1988年至2008年,曾担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第一至第六届专家委员会的专家委员。梁中堂从1978年开始从事人口和计划生育研究,主要领域：人口理论、人口政策和人口发展战略。1979年12月,梁中堂在提交第二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的论文里提出用＂晚婚晚育和延长生育间隔＂、普遍允许民众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替代当时正在推行的＂一胎化＂政策,是第一个呼吁严紧的人口生育政策将迅速导致我国人口老化和造成四二一年龄结构的人口学家。1985年,梁中堂向中央建议并在山西省翼城县试性＂晚婚晚育加间隔＂、普遍允许农民生育二孩的政策。2010年1月16日,梁中堂与友人梅岭就翼城县计划生育试点、我国人口政策的历史和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几次交谈。本文根据谈话记录整理。     

"三孩时代"家庭教育误区及其对策

重视家庭教育的价值 有利于孩子的社会性发展 据相关调查显示,二孩家庭的孩子与一孩家庭的孩子相比,沟通能力、包容能力及妥协能力比较强,而且很多家长选择生二孩是希望孩子日后有相互扶持的亲人,并且两个孩子相处的过程中,相互逐渐形成良好的性格与情绪.实际上,这些美好的愿望并不是通过二孩的到来实现的,而是二孩到来后整个家庭的教育与氛围影响下实现的结果.重视家庭教育对两个孩子及即将到来的三孩而言,都有促进孩子社会性发展的作用.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