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螺居楚辞新证(下)

《九章·哀郢》:“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王注:“夏首、夏水口也”。“龙门、楚东门也。言己从西浮而东行,过夏水之口,望楚东门,蔽而不见,自伤日已远也。”林云铭说:“西浮、舟行之曲处,路有西向者。”蒋骥说:“易云过夏首而西浮?日此舟行之径,小有曲折,而西面郢城,故感叹于龙门之不得见耳。”按上文称“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系指秦兵攻入郢都,人民向东迁徒言之。王注训“西浮”为“从西浮而东行”,然则,如解上文     

关于屈原自沉的原因及其年代

爱国诗人屈原,是在滚滚的汨罗江中,结束他那坚贞不屈的伟大生命的。弄清屈原沉江的年代和原因,对于了解这位诗人的生平,研究他的晚期作品思想,有着重要的意义。自从清人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提出,屈原《哀郢》“哀郢都之弃捐,宗社之丘墟,人民之离散,顷襄王之不能效死以拒秦,而亡可待也”以后,现代的屈赋研究者,大多定屈原沉江为顷襄王二十一年,原因是殉国难。例如,郭沫若先生就持这样的见解。他在《屈原考》中指出:“就在郢都被攻破的那一年,屈原写了一篇《哀郢》,……他看不过国破家亡、百姓流离颠沛的苦况,才悲愤自杀的。”在《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中,他又指出:“屈原的自杀,事实上是殉国难。”     

楚怀王丧葬礼与屈原《哀郢》题旨甄微简

《哀郢》题旨与《哀郢》篇名是否为屈原自拟有关。从《九章》及其诸篇命名来看,《哀郢》篇名可能为汉人所加,这种情况下“哀郢”的命名应与当时人们眼中的屈原流放经历密切相关,这也是明清之前普遍认可的对《哀郢》题旨的解释。然而这一解释主要基于汉人对屈原之放的认识,与作品本身内容并不完全一致,这为后人重新解释屈原放逐背景提供了充分的阐释空间。出于对汉人解释的补救或反拨,明清之后诸多新说大都细致阐发屈原放逐背景,并与《哀郢》篇名相联系,较之汉人进步明显,但它们由后人视角出发,史料论据多不足,常存在附会理解。若《哀郢》篇名为屈原自拟,从历史背景和文本内容来看,哀郢当与怀王客死归葬联系紧密,取《周礼》“以丧礼哀死亡”之义。《哀郢》以哀郢都怀王之丧葬始,哀自身流放不能返回郢都终,屈原自拟《哀郢》篇名当隐括此义。     

“南人”辨

屈原《思美人》有“观南人之变态”一句。王逸、朱熹将其中的“南人”,释为“楚”或“楚国”,姜亮夫先生《屈原赋校注》驳它说:“楚与郢都,皆屈子宗邦,岂得斥为南人”?驳得甚为有理。王夫之、蒋骥将“南人”解为“郢中”的“党人”。姜先生没有驳它,近年出版的聂石樵先生《楚辞新注》还采用了此说。其亦属误解。案屈原之诗,凡指郢中之群小,自有其习惯     

王夫之、郭沫若的《哀郢》之说不能成立

屈原的《哀郢》究竟作于何时?为何而哀?历来说法不一。 自王夫之在《楚辞通释》内提出《哀郢》是“哀郢都之弃捐”的说法以后,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而郭沫若,游国恩对王说的进一步肯定,使王说风靡至今,似乎成了定论。其实是大可质疑的。     

《哀郢》“上洞庭而下江”浅解

屈原《九章·哀郢》说：“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这四句诗的背景是：屈原被迫离开郢都大约已经九年左右。作者在这首诗中叙述他离开国都,从夏首(即与长江交汇处的夏水口)出发,沿夏水顺流而下,入汉水,至夏浦(今汉口),再西向入长江,溯流而上,进入洞庭湖一带的经过。除了主张屈原东迁安徽陵阳的学者外,大家都认为屈原的行踪大略如此。关于屈原是否去过安徽陵阳的争论与对“上洞庭而下江”的理解也很有关系。比如汤炳正《楚辞今注》主张屈原去过安徽陵阳,因此把这一句理解为选择疑问句。但既…     

《招魂》管窥

《招魂》为屈原所作,抑为宋玉所作,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归屈原者,多引司马迁《史记》本传:“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近时郭沫若、马茂元等少数学者主其说,惜论证尚嫌疏略。主归宋玉者,多承王逸《楚辞章句》的说法:“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散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以讽谏怀王,冀其觉悟而返之     

《招魂》作者补证

关于《招魂》的作者问题,向有二说:一种观点认为,《招魂》系屈原所作。首倡此说者是司马迁,他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写道:“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这里虽未明言,但他把《招魂》置于三篇屈作的中间,并称“悲其志”,可见是视为屈原之作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招魂》系宋玉之作。现存最早的楚辞注本《楚辞章句》     

从“终古”论及《天问》的写作背景

王汝弼尝论屈原所任左徒是左史。今考《哀郢》所言“去终古之所居”的语法结构与“从 彭咸之所居”等句全同,“终古”当为人名,即夏代史官,屈原借以自指。“去终古之所居”是指屈原被 贬离左徒的史官职位。古代史官所掌图册中有丰富的绘画作品,终古且有泣图出亡之意。《天问》正 是屈原作为史官离职时的泣图之作。     

《渔父》三题

《楚辞》中有《渔父》一篇,关于其作者是否为屈原的问题,历有争议。现存最早的《楚辞》注本——王逸《楚辞章句》谓:“《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间,忧愁叹吟,仪容变易,而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时遇屈原川泽之域,怪而问之,遂相应答。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如果说,王逸是为了不存“偏见”而信疑并存,那么对于与《渔父》风格、形式基本相同的《卜居》,王逸却说:“《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     

《哀郢》的写作时间及内容新解

约楚怀王二十九年,汉北两城市被秦军攻占,屈原从放流九年的汉北逃归郢都,立即被逐,东迁夏浦一带后写出《哀郢》。“两东门”指汉北沦陷的两城市的东门,“九年不复”指九年没有复用。屈原未去陵阳九年,被逐期间(约一年)时刻希望返郢复用。     

彭咸考略

屈赋里曾七次提到彭咸。以屈原代表作《离骚》而言,就讲了两回:一曰“愿依彭咸之遗则”;再曰“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假若弄不清彭成为何许人,势必难以探索屈原的思想面貌与屈赋的精义确诂,对《离骚》尤其如此。王逸《楚辞章句》云:“彭咸,殷贤大夫。谏其君不听,自投水而死。”王注似是臆测。先秦古籍除屈赋外,罕见彭咸的踪迹。屈原既然多次对彭咸倾注景仰之情,王逸可能即据屈原之生际遭遇,而逆推彭咸云云,从而写下了那条注释。不少学者怀疑王注有失,另创新说。其中有认为彭咸乃二人即巫彭、巫咸者。此说远胜王注。现据以立论,给予补直,并祈发明若干新义。《离骚》除两次提及彭咸外,还有巫咸、灵氛二灵巫。咸即巫咸;彭当为灵氛(此似尚无人提及)。《说文》:“彭,鼓声也。从(十豆),彡声。”徐铉注:“当从形,省乃得声,蒲庚切。”又,《说文》释“氛”字云:“祥气也,从气,分声。”徐铉注:“符分切。”据此     

探《涉江》《哀郢》之作时、作地与作因——兼论《怀沙》和《悲回风》

清人蒋骥定《涉江》作于《哀郢》后.这一看法颇具代表性,为近现代多数研究者所认同.《九章》中九篇作品,现在能确定作于顷襄王朝屈原被放逐江南之后的有五篇,即《哀郢》、《涉江》、《悲回风》《怀沙》、《惜往日》.照蒋氏的说法,这五篇中《哀郢》最先写出,写于被放“九年”之后.使人感到奇怪的是,在被放的“九年”之内,屈原毫无一点反映,在《九章》中竟是一片空白.     

《管子》论富国与富民的关系

《管子》书中具有丰富的富国富民思想.对富国与富民的关系的论述,便是其富国富民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关于富国与富民的关系,先秦思想家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说来,儒家注重富民,孔子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主张先富后教.并说:“百姓足,君熟与不足;百姓不足,君熟与足.”孟子说:“易其田畴,薄税敛,民可使富也.”荀子也说:“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主张“以政裕民.”法家则比较侧重富国,商鞅提出“国富者王”、“国富而治,王     

清华简关于楚都称郢和《哀郢》的主题

楚武王向周王室请尊号不成,就自封为郢,作为楚国王城。从清华简《楚居》篇来看,称呼都城为郢是当时的表达习惯,屈原《哀郢》所表达的就是迁都时候的情境,哀郢就是悲国自伤之意。     

屈原与九华山

九华山古称陵阳山、帻峰和九子山.千年古镇“陵阳”,就在九华山脚下.楚顷襄王在位时,屈原曾流放陵阳,走的是以水路为主的流放路径.“当陵阳之焉至兮”,“至今九年而不复”,此“陵阳”为地名,位于今池州青阳.屈原流放陵阳时创作了《哀郢》《远游》和《招魂》等诗篇,对陵阳山道家思想的形成、贵池傩文化的发展等,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屈原生卒年研究述评

以往的屈原生卒年研究，都围绕着《楚辞》中的“摄提”、“老冉冉”、“哀郢”等语词在转圈子，其中虽然获得了不少发现，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总的说来，离屈原生卒年的历史真实相去甚远。其中原因，固然与文献资料的缺乏关系密切，但也与研究者们重“流”而不重“源”，研究方法上的欠科学等学术倾向不无关联。值得研究者们注意。     

亦屈亦宋论《招魂》

楚辞《招魂》的作者是谁？所招之魂又是谁？千百年来众说纷坛，至今仍然是一个疑案。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字里行间，分明确认《招魂》是屈原的作品。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毅然决然的语气，表明王逸对宋玉作《招魂》深信不疑。王递当然知道司马迁认为《招魂》是屈原所作的，然而未敢苟同。王逸与宋玉同乡共土，知之抢而悼之深。至于王逸不去批驳司马迁，则可能是因为他心仪昔贤的高风。这不禁使笔者联想到孔子与老子大致同时，…     

屈原卒年新考

关于屈原的卒年,以前学者们纯粹从《哀郢》一诗反映的历史来推断,由于各家对《哀郢》前半部分反映的事件及诗的作时看法不一,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体有以下九种说法:1、顷襄王十年(前289),黄文焕《楚辞听直》主之;2、顷襄王十一年(前288),林云铭《楚辞灯》、刘永济《屈赋·通笺·叙论》主之;3、顷襄王十三、四年,或十五、六年(前286——283年),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主之;4、顷襄王十六年(前283),姜亮夫《屈原事迹续考》(《楚辞学论文集》)主之;5、顷襄王三年(前296)、林庚《屈原生卒年考》(《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主之;6、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郭沫若《屈原研究》,孙作云《在历史教学中怎样处置屈原问题》、陈子展《屈原传评注》(《楚辞直解》)主之;     

屈原名平及相关问题考论

东方朔以“平”为屈原之名。司马迁明确记载屈原名平,并有呼应。刘向明确记载屈原名平。王充认为屈原名平字原。王逸明确记载屈原名平,于此无刊刻传写错误。《文选》并非所有有字之作者均以字称,屈平即在有字不以字称而称名之列,《文选》五臣注空疏荒陋,不足为据。《卜居》、《渔父》开篇言“屈原既放”,篇中反复出现“屈原日”字样,此为屈原赋之文体性质所决定,此不能作为《卜居》、《渔父》非屈原所作之根据。《卜居》之作者为屈原,《卜居》当作于怀王十八年,具体时间当在该年屈原使齐之前,作地当为郢。《渔父》之作者为屈原,当作于屈原自沉前不久,作地当在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