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社会中农村社区治理困境及对策

农村社区治理面临严重困境,主要表现为:乡镇政府越权过度干预、非法势力干扰村庄治理以及村民的政治冷漠,严重影响了农村社区的稳定与和谐。农村社区治理必须逐步由"官主导"到"民主导",构建政府、市场和社区三者之间权责界定明晰、各司其职、各尽所能的多中心治理体制。     

农村社区建设的现实困境与理性选择

农村社区建设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举措,它顺应了农村改革发展的要求,有利于推进城乡一体化,有利于满足农民的利益诉求,有利于实现农村土地的有效利用。然而,在农村社区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现实困境,部分农民对社区建设缺乏认同感,农民的政治参与权利受到限制,农村社区的公共服务供需错位。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促进社区"内生式"发展,增强农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实施多方"协同治理",提高农民政治参与度;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加强公共服务建设,提高农民的生活品质,从而构建和谐、富裕、美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农村社区化治理:现状、问题及对策

进入21世纪以来,在农村社区建设中,以农村新社区为载体的社区化治理方式逐渐兴起,它对推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转型,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但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农村社区化治理存在诸多突出问题,如治理的技术手段亟须创新,服务对象和内容不够全面等;其推进面临诸多困境,如缺乏权威的法律规范指引,治理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治理的社会基础较为薄弱。完善农村社区化治理,需要国家出台城乡社区组织法,推动农村社区化治理走向法治化,保障多元治理主体的平等地位,形成多层次、协同性、包容性农村社区化治理体制机制。地方实践探索中要进一步创新农村社区化治理手段,推动农村社区化治理走向信息化;适应社会开放、流动的特征,拓展农村社区服务的对象和内容;通过多元路径培育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农村社区化治理。     

从碎片到整合:区块链赋能社区整体性治理

当前社区治理出现了“碎片化运行”困境,迫切需要运用先进的数字技术赋能社区整体性治理,推进中国式社区治理现代化,满足广大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结构—功能—关系”为理论维度,可以构建一个区块链赋能社区整体性治理的理论逻辑。区块链作为一种底层信息技术,对于解决“碎片化运行”困境,赋能社区整体性治理具有突出的技术优势,是解决社区治理结构性、功能性和关系性“问题簇”的“契合纽”。基于此,区块链赋能社区整体性治理的实现路径包括：一是优化社区治理结构,促进权力均衡配置与多中心协作共治;二是创新社区治理机制,提升社区治理的整体性效能;三是塑造睦邻互信文化,构建全员参与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困境及体系创新研究——以浙江省金华市为例

村集体资产的收益与分配、各利益主体间复杂的矛盾和纠葛、从农村向城市管理体制转变的困境等问题都充斥在农村社区的转型过程中,使得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陷入困境,迫切需要社区治理体系创新。金华市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通过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组务自治、融合性社会组织建设等多种形式,创新社区治理方式,探索出一条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的体系创新实践路径。因此,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理顺各利益主体间的关系、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建立城乡统筹的管理与服务体系、探索不同的社区治理有效实现形式,构建以党组织为核心,基层政府、村级组织、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创新体系。     

社会资本视阈下的“村改居”社区治理——以深圳市宝安区为例

社会资本直接影响着社区治理的绩效.城市化进程加快导致"村改居"社区的大量出现,处在城市的新社会空间之下的"村改居"社区.由于进行"居站分设"治理模式的变革,出现了治理困境,给和谐社区的构建带来了难题.本文运用社会资本理论来分析"村改居"社区治理中的社会资本因素,以及在"村改居"社区治理中利用传统农村社区的社会资本的必要性.     

多民族地区农村社区整体性治理研究

多民族地区农村社区治理结构和模式的创新是实现多民族地区农村居民脱贫致富和维护多民族地区稳定的关键。多民族地区农村社区治理存在着多元文化冲突,社区治理责任碎片化,社区治理政策碎片化,社会保障制度碎片化,社区治理信息孤岛化等困境,需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建构一套整体性和容忍性文化制度;构建民主透明的公共决策机制,制定整体性公共政策;整合基层治理权力,实现整体性治理模式;整合社区治理功能,施行整体性治理功能;整合社区治理责任,型构整体性责任机制;加强信息系统整合,打造整体性信息系统;坚持城乡一体化,加强社会保障制度整合。     

动员式治理:当代农村社区建设逻辑及后果分析

现代化进程中的当代农村社区建设被赋予了多重功能与价值,它是一场由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动员式治理"运动。国家通过动员治理,释放社会能量,形成全社会的参与意识与集体行动意识,增强民众的国家认同感,实现党和国家对政府内部系统的调控与社会的高度整合。然而,农村社区建设过度动员治理极易引发诸多社会问题,影响国家政权稳定与社会和谐发展。为此,必须处理好社会动员与政府引导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应形成"上下联动"的农村社区建设推进机制,将民众满意度作为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考核指标,注重农村社区的"内涵与质量"建设,切实保障广大农民的合法权益,坚持系统治理与整体推进的战略思维。     

村改居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及其破解

与成熟的都市社区不同,村改居社区的治理结构转型具有自身的本源性特征,其演化逻辑深植于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之中。与此同时,村改居社区内生的传统性与现代城市化建设导向之间存在矛盾的一面,并引发了社区治理的诸多困境。相关困境具体表现为:治理主体权、责、利分离;治理制度规章落实不到位;社区共同体内在凝聚力不强。推进村改居社区协同治理的关键在于:打造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承接机制;畅通治理过程的互动渠道;打造社区共同体生活世界的平台,从而实现村改居社区共建、共治与共享的治理愿景。     

对当前中国社区建设四大问题的思考

本文对当前中国社区建设中的四大问题作了新的思考:当前,中国社区的类型多样,但"中国特色"的社区还处于"行政型"社区向"自治型"社区转型的过程中,而且在较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的"行政型"社区将发挥主导作用;社区治理要淡化"行政化"倾向,探索社区服务管理创新的模式,理顺社区自治模式中的社区居委会与街道办事处的关系、居委会与政府职能部门的关系、居委会与驻区社会组织的关系、居委会与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之间的关系;面对当今中国社区文化发展的三大困境,要区分社区文化的公益性与非公益性的关系,促进社区文化产业培育;中国城市老城区、老社区建设宜居社区,既要借鉴国外宜居社区的经验,更要从不同社区的实际出发,从"人居环境"、"公共服务"、"人际关系"等维度促进社区重塑.     

农村水环境保护:监管困境及新行动策略建构

随着农村社会改革的不断推进,农村水环境却出现了"边治理、边衰退"和监管乏力的尴尬局面,水环境保护陷入诸多实践困境.原有体制下水环境保护的行动策略日渐式微,农村水环境保护急需构建适应基层社会管理转型的新行动策略.构建政府、市场和社区(农户)三者之间权责界定明晰、各司其职、各尽所能的水环境保护新行动策略将是农村水环境保护走出实践困境的必然选择,体现着农村水环境保护新行动策略"治理发展"的价值诉求.     

合作治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

中国当前社区治理中存在两大问题:一是社区治理中的“三重关系”困境;二是社区治理中的“三个失灵”.而这两大问题的核心是各个行动主体间彼此分割且主体内部碎片化,难以达成有效合作.合作治理的本质就是各个治理主体间及内部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彼此取长补短,共同参与.所以,合作治理是突破当前社区治理困境的必由之路,也是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所在.     

从"机械嵌入"到"有机嵌入":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及路径探究

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新时代,社会组织嵌入城市社区治理对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义重大.本文以嵌入理论为基础,从嵌入主体、嵌入手段和嵌入后的状态三个角度出发,认为社会组织在城市社区治理中面临着"机械嵌入"的困境,表现为社会组织建设薄弱、项目制缺乏理性以及社区信任和参与不足.因此,本文提出"有机嵌入"...     

由政府主导到政府引导:农村社区建设的路径选择

农村社区建设的提出,为解决农村社会发展严重滞后和农村治理方式的转变找到了切入点,农村社区建设面临着历史的发展机遇.同时,由政府主导的农村社区建设,在农村现有的治理体制所形成的基本社会秩序下面发晨面临着困境.为此,必须变政府主导为引导,在这一发展模式下重新定位农村社区的功能,确定社区建设的内容,把握社区建设的内涵,走出农村社区发展的困境.     

农村社区治理模式转型的探索与实践——基于对湖北省QL农村社区的调研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传统的村居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其发展的内在需求,如何实现农村社区的有效治理成为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当前的农村社区治理大多强调一种自上而下的传统管理模式,在现代农村社区治理中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本研究通过对湖北省QL农村社区改造由传统村居转变为现代农村社区的实地调研和实证分析发现,将治理机制理论引入农村社区建设,强调居民的主体参与作用及农村社区各治理主体之间的互动作用,推动社区治理模式转型升级,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其经验对于推动其他地区的农村社区治理模式转型和实现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具有十分有益的参考价值,同时也验证了现代治理机制理论对于指导农村社区治理的有效性。     

农村社区文化:变迁与重构

"皇权不下县"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我国以皇权为中心,绅权、族权、宗权共同参与治理的农村社区治理文化。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革促进了我国农村社区文化的转变,农民的行为模式、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均开始了现代性变迁。然而,历史和现实原因导致农村发展滞后,发展动力的缺乏和外部支持的不足等制约了农村社区文化的发展,为此,从根本上破除城乡二元格局、构建新的社区认同等成为重建农村社区文化的现实选择。     

社区矫正管理面临的组织困境及其双轨治理

社区矫正实践中,我国已形成"党委政府领导、司法行政负责、公检法部门辅助、社会力量补充"的社区矫正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呈现出合法性与合理性、广泛性与同质性、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等特征。现行社区矫正管理模式潜藏着深层的社会风险,陷入了内生性与外迫性、实质性与形式性、民间性与官方性、常规性与权益性等相互冲突的组织困境中。要摆脱这种困境,就应当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融入社区矫正的实践过程中,迈向一条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互链接、上下通达的双轨治理之路。这种治理不仅涉及我国行政管理体系中条块关系的重构,还关涉社会力量在社区矫正工作中角色与功能的重新定位。     

农民组织化与农村社区治理

农民组织是农村的新社会力量和治理主体。要改变当前农村社区治理缺失的普遍现象,必须凸显农民组织化的主体地位和治理功能。为实现农村社区善治,要处理好社区自治与乡镇政权管理、农民组织与村党组织、农民组织与家族宗族共同体之间的关系。     

“三社联动”中社会工作的双重协同及其内在机理

作为社区治理的创新机制,"三社联动"体现了从建构走向协同的治理阶段以及政社关系重构下的"双层闭环"治理结构,这两大特征决定了专业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具有双重作为。一方面,从主体发展到协同联动,"三社联动"需要支持建构型社会工作的协同;另一方面,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形成协同治理与联动服务的机制,需要服务治理型社会工作承担服务者、治理参与者的角色。由此,"三社联动"中社会工作具有建构性—结构性的双重协同论,对社区治理、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本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农村社区建设:治理转型与共同体构建

将农村社区建设成新型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是新时期乡村治理的客观要求.本文从乡村治理转型视角出发探讨了农村社区建设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通过对农村社区建设的实证考察分析了实践中的困境,并从城乡融合、组织体制、公共服务模式、资源渠道、社区民主文化构建方面探索新型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