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铁流》图到《引玉集》(续完)

《引玉集》的编印及其他鲁迅苦心收集的一百多幅苏联原版木刻画,大都曾经展览过。但他认为用珂罗版精印“则于学者可以较看展览更为有益。”(《鲁迅书信集》456页)《<引玉集>后记》叙编印的原因说:若将所得之木刻“但秘之箧中”,既有负于作者的好意,又虑人生多灾,恐于不测中散失,而“万一相偕湮灭,在我,是觉得比失了生命还可惜的。”所以就“决计选出六十幅来,复制成书,以传给青年艺术学徒和版画爱好者。”关于《引玉集》的编印过程,《鲁迅日记》(一九三四年)有些记载,如下: 一月廿四日:下午编《引玉集》讫。     

鲁迅主办的“俄法书籍插画展览会”及其广告和目录

鲁迅非常重视版画——尤其是新兴木刻这种“好的大众的艺术”(《<无名木刻集>序》)。他是我国新兴木刻的积极倡导者。为促进木刻运动的发展,给青年木刻工作者提供必要的帮助和借鉴,鲁迅从各方而作了大量的工作。别的不说,单是以他珍藏的外国版画举     

借鉴前人,自出新裁——谈诗歌创作

鲁迅在谈木刻时提出“采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木刻纪程>小引》),又在谈文学创作时提出“总须时时自出新裁”(《看镜有感》)。我觉得在诗歌创作方面也是这样。借鉴以往诗人的作品,自出新裁,可以取得成就。我们可以借用前人诗的内容或词语,加上自己的创造,写出好诗来。我在读中国和英美名家的诗篇时,常常发现借鉴前人而取得很好效果的现象。现在引用一些中西诗为例,来说明借鉴与新裁的功效。本文供诗歌创作者参考,也可对诗歌鉴赏者有所帮助。先举中国诗为例。大家都知道《千家诗》的第一首,程颢的《春日偶成》:(云淡     

鲁迅的小说与我国古典小说

鲁迅的小说,虽然广泛汲取了外国小说,尤其是俄国文学及欧洲被压迫民族文学的营养,但它的根基却深深扎在我国古典小说优良传统的土壤中。在题材、人物、艺术表现上,它同我国古典小说有着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鲁迅先生曾经指出:“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且介亭杂文·<木刻纪程>小引》)鲁迅先生不拘守一隅,他从现实生活出发,一方面大胆借鉴外国作品,另一方面创造性地继承我国古典小说的优良传统,从而为我国现代小说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略论鲁迅的木刻创作思想

鲁迅先生晚年在上海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倡导和扶植了我国新兴木刻运动。自1931年8月创办“木刻讲习会”起,短短的六年中,他所从事的木刻活动,范围广泛、内容丰富。鲁迅在呕心沥血培养木刻青年时,很注重在思想和艺术上对他们进行指导帮助。在写下的三十余篇有关木刻的专文和致木刻青年一百多封书信中,鲁迅还就木刻创作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精辟而独到的见解。鲁迅的木刻创作思想,奠定了我国现代版画理论的基础,是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遗产。今天学习鲁迅有关木刻的创作思想,对于进一步发展、繁荣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呐喊》《彷徨》的结构(一)

鲁迅是很重视作品结构的,他认为在写作伊始,首先“应该是定格局”,然后再“一直写下去”①。这“格局”便是我们常说的“结构”。鲁迅是把结构视为写作过程中的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的。因此,他很讲究结构的技法,在与何白涛谈木刻时说,“我以为中国新的木刻,可以采用外国的构图和刻法,但也应该参考中国旧木刻的构图模样。”“艺术上是要有地方色彩的”②。这里说的“构图”也是“结构”。在结构艺术上,鲁迅很善于     

鲁迅与《中国青年》

这个题目似乎还没有人做过,鲁迅著作中的确也没有直接提及《中国青年》,但事实证明他是读过的。一九二七年冬,鲁迅写了《在钟楼上——夜记之二》(收入《三闲集》),回忆起二月间他在广州中山大学时,读到宋云彬发表在《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上的文章《鲁迅先生往那里躲》。文中揶揄鲁迅到了广州“不曾恢复他‘呐喊’的勇气”,“跑出了现社会,躲向牛角尖里去了。”当时鲁迅曾想撰文予以反驳,声明他“虽不呐喊,却正在辩论和开会,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有时只吃一条鱼,也还未失掉了勇气。”后因别的缘故,没有亲     

读《求乞者》

《求乞者》与《影的告别》写于同一天,发表在同一天的《语丝》周刊上。如果说《影的告别》是鲁迅严格解剖自己的思想——“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八日鲁迅致许广平信)而又暂时不能予以证实的苦闷,那么《求乞者》则是这种思想更为形象、更有诗意的抒写,进一步表现出作者“与黑暗捣乱”(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鲁迅致许广平信)的毫不妥协的革命精神。作品的开始,就在读者面前展现一幅极为鲜明的画面:微风起来,枯叶凋零,四面都是灰土,“我”与另外几个人各自走路……,作者以极为形象、凝炼的笔墨,勾勒了这些景象,组成一幅暗淡、萧瑟的艺术画面。这幅画面是鲁迅对黑暗腐败的旧中国的     

论鲁迅与柔石的小说创作

柔石于1925年由浙江到北大旁听,开始受教于鲁迅,到1928年在上海与鲁迅结识,之后就逐渐成为鲁迅的战友和助手.他们不但一起办《朝花》、编《雨丝》、印木刻、出《萌芽》、筹备和领导“左联”,从事革命文学工作,而且私人间往来频繁,常常一起访友、买书、观剧、进餐、购物、参观等等,有时一日相见二、三次.柔石小说还常由鲁迅批阅(如《旧时代之死》、《二月》),柔石对鲁迅“诚恳而具体的批评”“非常悦服”.“他曾在日记中谈过自己的感受:鲁迅先生底慈仁的感情,滑稽的对社会的笑     

论《摩罗诗力说》

本文试图从六个方面分析鲁迅的早期著作《摩罗诗力说》:一、题解与结构分析;二、鲁迅是怎样提出问题的;三、鲁迅从哲学的高度论证“反抗挑战”的“新声”必定要在中国出现;四、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对文艺功能和特征的认识;五、青年鲁迅对“魔罗”诗派的崇高评价以及他对“精神界之战士”的期待;六、关于尼采哲学对青年鲁迅的影响。     

拓荒者的历史功绩

郑振铎在《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的“序言”中指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这时期最大的收获之一,奠定了中国小说研究的基础。”鲁迅是中国小说和中国小说史研究的拓荒者。把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放在“五四”新文化革命的背景下重新认识,对我们深刻了解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旗手”和他对研究我国古代小说的历史功绩,都是很有意义的。     

误读鲁迅:赞者的缺失——鲁迅《青年必读书》阅读札记

在鲁迅解读史上,《青年必读书》事实上成了所有试图全面解读鲁迅者必须面对的一个“结”。相较于反对《青年必读书》、反对鲁迅的观点而言,我们尤其应该警惕的是那种表面上对其表示赞同,实质上却滑向了反对者的泥潭的观点。这些赞同的理由由于对材料的隔膜、理解的偏差,等等,同样是对鲁迅及其《青年必读书》的误读。将《青年必读书》置于1925年的时代语境及鲁迅这一时期思想、文化观点的系统之中来进行读解,文章认为,鲁迅在文中所说的“要少——或者竞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不是一种策略化言辞,而是他生命中痛苦的文化体验的外化。     

若隐若现的“门槛”:早期新兴木刻运动背后的经济与人际

在以救亡图存为主旋律的1930年代,鲁迅曾为革命考虑而大力提倡木刻画。由此以后,新兴木刻运动在鲁迅的指导和影响下逐渐成长壮大。当时围绕木刻创作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即成本低廉。相对于其他画种,木刻被认为是一种经济门槛较低的艺术,尤其适合经济不宽裕的艺术青年。就狭义的木刻创作而言,木刻确实无需过高的经济投入,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学习木刻方面不存在资源壁垒;而且对一个亟待走向社会和大众的、广义的木刻创作即“木刻运动”而言,其所需的起步成本则非同寻常。木刻青年的筹款活动、工具及画集的采买、画室的经营,以及鲁迅对木刻集的精印出版、对木刻团体的慷慨资助等细小侧面,可以反映出木刻运动初期一些在以往研究中不易被注意到的具体物质问题,这些细节可以为考察木刻运动的现场提供若干新视角与线索。     

含泪的微笑——《鼻涕阿二》研究

中篇小说《鼻涕阿二》由上海北新书局1927年初版，书前有前记。作者许钦文（1897－1984），小说家，原名许绳尧，笔名钦文、蜀宾、田耳、湖山客，浙江绍兴人，与鲁迅关系非常密切，许钦文称自己是鲁迅的“私淑弟子”，鲁迅把他的小说称为“乡土文学”而加以赞扬，曾经发表过这样的看法：“我常以为在描写乡村生活上，作者不及我，在青年心理上，我写不过作者，但我又常常怀疑是感情作用……”。20年代初许钦文开始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作品，辑成短篇集《故乡》；后又有《鼻涕阿二》等四个作品集问世。     

鲁迅《中国地质略论》作意辨证

鲁迅留学日本的第二年(一九○三年),在《浙江潮》上发表了《中国地质略论》(以下简称《略论》)。青年鲁迅为什么写这篇论文?以前曾有研究者认为,“鲁迅当时深以‘地质学不发达’之虑,……因此撰述这篇关于中国地质的论著,以示创导”。这是说,鲁迅为了引起大家对地质学的研究兴趣或对它的重要性的认识,而著此论文。最近,杨天石同志对《略论》重新注意起来,进行了考察、研读,他虽然指出“鲁迅写作《略论》”,是与沙俄帝国主义借中国买办商人出面骗取开采权以掠夺我国矿产资源“这一史实直接相关”,     

读《好的故事》

《好的故事》是一篇凝炼、含蓄、优美的散文诗。它所抒写的是:作者在一个“昏沉的夜”里,于朦胧中看见一幅美丽的生活图景:许多“美的人”和“美的事”错综交织,闪烁飞动。然而当他正要凝视它们时,这幅图画却倏地化为片片碎影,飘散殆尽。和《野草》中不少作品一样,《好的故事》旨在表现处于军阀统治的黑暗社会中的鲁迅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追求。     

“青年必读书”:文化错位与鲁迅的侧击

1925年由《京报副刊》发起的“青年必读书十部”征求活动存在着逻辑谬误,“青年必读书”的命题涉及开列书单者的“身份”及必读书“适应范围”等问题,其背后是现代学院文化过于强势后造成的文化错位和扭曲.鲁迅在《青年必读书》中重“行”轻“言”的文化立场,是对这种文化错位的反驳和批判；其对“中国书”、“外国书”貌似偏激的看法,也是建立在他独到的“行”、“言”文化观之上的.在新旧文化尚处于互相胶着的时期,新文化自身的分裂造成了文化界的混乱,出于新文化建设的考虑,鲁迅采取了较反常态的“侧击”策略.     

说《长明灯》

《长明灯》在鲁迅的诸多小说中以艺术手法新颖、富于现代主义色彩著称,同时也标志着鲁迅的思想和创作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在这篇小说发表的当时,李大钊同志就对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宣传工作者说:“鲁迅先生发表《长明灯》,这是他继续《狂人日记》的精神,已经挺身出来了,你们可以去看看他,请他多多指导青年工作”。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反馈信息,值得引起人们高度重视。党在北方的最高领导人李大钊如此重视《长明灯》,并且把它与《狂人日记》联系起来加以观察和分析,指出这篇作品对于青年有着重大的教育意义,这对我们分析这篇小说、理清“五四”以后鲁迅思想发展的脉络,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启示。     

浅谈《伤逝》——从子君的悲剧看鲁迅思想发展的一个侧面

在鲁迅的短篇小说中,《伤逝》是一篇很有影响的作品。在这篇小说中,鲁迅以他作品中少见的抒情笔调,描写了“五四”以后一对青年男女——涓生和子君——的恋爱、婚姻悲剧,表达了他对于妇女解放所寄予的深切同情和关注,同时也表明鲁迅在对妇女解放的道路,从而也是对中国社会解放的道路的探索方面所作的努力又有了新的收获和新的起步。这篇小说,不但是那个时代斗争生话的一面镜子,同时也是鲁迅思想发展历程中的一面镜子。 早就立志于民族解放的鲁迅,历来关注中国妇女的命运,为她们的不幸遭遇鸣不平。还在“五四”以前,一九一八年八月他在《我之节烈观》一文中,就从妇女问题的角度发出了“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的疾呼呐喊。     

论鲁迅早期关于建设精神文明的主张

本世纪初,青年鲁迅为了寻求民族解放的道路,东渡日本,去西方寻找真理。他在一九○六年离开仙台后,曾翻译介绍了许多外国进步文学作品,筹办《新生》杂志,以期促进中国人民的觉醒,“改变他们的精神”。从这一点出发,鲁迅把更大的注意力投射到政治思想领域中。他在东京积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