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马克斯·韦伯与中国儒教伦理

本文从马克斯·韦伯对于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研究入手,在对比中分析了韦伯关于中国儒教伦理的研究思想,从中展示了中西方传统伦理的一些相异之处,指出了韦伯的儒教伦理研究两个方面的不足。     

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三重文化背景

<正> 一、问题的提出本世纪初,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曾把近代以来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理解为社会与文化趋向理性化的过程。按照他的理解,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与西方的新教伦理的文化背景相联系的,而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与儒教伦理则是排斥和阻碍现代化进程的兴起的。然而,距韦伯提出的这种文化命题仅半个世纪,以日本和“四小龙”(台湾、南朝鲜、香港、新加     

从耶儒伦理视角下看中西婚姻观的差异

一直以来,中国夫妇婚姻生活得以稳定和和谐,是在儒教文化的教育和熏陶的作用下,并且是在父母的监视下保持持久性的,传统的儒教婚姻伦理观念在男女两性结合中起着重要作用。而在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中有着另一种不同的婚姻伦理规范,随着基督徒的信众在华不断增长,在西方的教堂式婚礼的影响下,现代的婚姻伦理与传统的儒教伦理观有着显著的差别,现代社会对基督教婚姻观有着强烈的情感认同的倾向,这对现阶段中国铺张浪费的拜金主义婚姻和过度多元化的婚姻形式有着积极的制约作用。     

东西方经济伦理的比较分析

东西方经济伦理的比较分析李路曲王冰毕巍强儒教社会对现代化的适应过程东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在被动的接受了欧美文明的挑战后才开始的，是一种后发外生形的现代化。１９世纪中期，在惊异于拥有雄厚经济实力和先进军事力量的欧美文明之后，东亚各主要国家开始了学习欧美...     

试论韩国儒学的得失、境遇及未来发展

韩国儒教由于民主政体、市场经济和西方文化的多重冲击,遭遇种种社会挑战,朝鲜时代由儒教所形成的"君子学的勉励"和"人伦道德的崇高"趋于崩解。现代韩国儒学面临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贱民资本主义、家庭崩坏与家族断绝的社会挑战。未来韩国儒教要实现传承与振兴,就必须重整家庭传统道德,积极弘扬"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     

论马克斯·韦伯的印度教伦理观

马克斯·韦伯基于对世界诸宗教伦理的研究目的,在考察了西方的新教伦理和中国的儒教伦理之后,接着考察了印度的宗教伦理,主要是印度教伦理.韦伯认为具有传统主义、仪式主义、拒世主义、禁欲主义、神秘主义以及冥思、巫术、偶像崇拜等理念的印度教伦理,没有能像西方的新教伦理那样,促进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并进而促成其理性主义的兴起,反而对理性主义产生了阻碍作用.     

面向构筑世界和平的儒教伦理

东亚国家很少有全体认可一种宗教的情况,而对其他宗教采取宽容的态度。亚洲不仅应是政治和经济强大的地区,也应该是提出独特的民主伦理,为世界和平做贡献的根据地。儒教是这其中最值得注目的,但存在若干问题。对此可以抽出其中符合现代的部分进行重新编写;慎重的处理儒教和其他道德体系的关系;采用“虽然内容上是儒教道德,但外表上并不以儒教语言作为标志”的方法。“废除霸道,追求王道”,可以普及用儒教道德为和平做贡献的理论基础。     

韩国利用儒家思想进行“孝”教育

韩国是一个重孝的国家。孝道作为儒家文化的基石,在韩国的社会精神文化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影响着韩国的精神风貌乃至物质生活。韩国统治者非常重视孝教育,不仅每年有释奠大祭,而且制定了相关政策,对行孝的人以优惠和奖励;韩国有许多朗读《孝经》班,把儒教的道德伦理列入大、中、小学的教育科目,韩国又以孝子产业推动孝教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儒教文明在现代化当中作用的再评价

儒教作为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20世纪初期以来,国内外众多学者对儒家文化褒贬不一。一个多世纪间,儒家文化曾一度被边缘化,学术界也曾掀起一场以儒学为中心的国学热。然而时至现代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儒教文化是否仍有适应性以及时代价值,已然成为学术上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结合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国内外学者对儒学的主要观点,来重新探析儒教文明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     

比较还是比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读后——兼与余英时先生商榷

近日再次读得知名美籍华裔学者余英时先生的力作《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载余英时：《儒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以下简称《商人精神》）,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精神,对历史史料翔实而生动的把握,以及大胆地提出了与西方学者对中国社会研究所不同的论调,都让我这个后生深感敬佩。     

康有为对《论语》和《孟子》的创造性解释

戊戌变法失败后,为了寻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出路,康有为以经邦济世为旨归,借用西方近代的人道主义学说、政治理念以及经济思想重新诠释《论语》和《孟子》,使传统经典充实了近代意义的新内容。这与他自身的西学储备、儒家经典的与时俱进性和现实社会的需要有关联。通过对两部经典的创造性解释,康有为拓展了儒家的外王学,促进了儒学向近代转化。     

儒家“义—利”价值结构与西方“财富”价值结构比较研究简

通过中国儒家和西方经济价值结构的比较研究，发现儒家以“义一利”为价值结构模型，西方以“财富”为价值结构模型。儒家价值结构的基本特征是“义体利用”，表现方式是：强国的道义在于顺天时、尽地利、忠人和；安国的道义在于民朴民富；治国的道义在于蓄储俭用。西方价值结构的基本特征是“利体义用”，表现方式是：鼓励获取财富、财富规则和财富责任。儒家“义一利”价值结构与西方“财富”价值结构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评判话语体系，在中国现代“义利共体”的价值结构建构中，儒家价值结构提供着人文精神基础，西方价值结构提供着物质文明建设可资借鉴的经验。     

儒学复兴新论——兼谈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向

提倡“儒学复兴”是必要的、可行的,关键在如何理解。首先,儒学复兴是“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文化复兴”主张下必然提出的课题;其次,儒学复兴就是儒学的充分现代化;复次,儒学复兴既不是政治层面的,也不是意识形态层面的,而只能是学术文化层面的。儒学的复兴有三个标志:第一,要诞生一些有代表性的大师;第二,大众儒学或曰世俗儒学的复兴和普及;第三,全球国际社会的认同。“儒学复兴”的动力是知识分子、儒商及政府官员三大力量的良性互动。儒学与西学、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互相吸收与融合是儒学复兴的根本途径。儒学与西学、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互相吸收和融合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而三者各自的动态方向分别是:儒学的现代化、西学的中国化、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未来的中国文化应是各种文化的“和而不同”、“多元一体”。     

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关系的反思——以东亚模式为视角

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问题 ,一直是儒学研究中未解的难题。儒学似乎为近现代中国承载了过多的重负。其实 ,儒学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 ,之所以未能成为延续传统的活力源泉 ,其原因不能只从自身来找 ,还应着眼于儒学作为一种思想体系 ,与中国社会制度结构之间的历史交互作用过程。从社会大系统结构看 ,中国儒学有三个特点 :一是地域的原发性 (及与此相关的文化传承性 ) ,二是“大一统”的文化特性 ,三是文化整合性。中国近代 ,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有效领导 ,儒学也没能围绕现代化目标进行积极有选择的转换。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现代化步入正轨 ,儒学也再度恢复生机。总结历史经验 ,我们仍应对儒学保持认真反思的态度     

论《三国志通俗演义》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接受

近年来,中国汉籍在域外的传播渐为学界所重视.本文从朝鲜半岛的史籍、文人文集入手,搜集、梳理了<三国志通俗演义>在朝鲜传播的第一手史料,进行甄别分析发现,<三国志通俗演义>介入朝鲜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朝鲜人民不仅接受了儒家文化视域下的忠义观念,而且以此小说为模式,创作出一系列朝鲜小说.在朝鲜小说 史上,<三国志通俗演义>对于朝鲜小说的衍变、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力.     

从东西文化成因对比看中朝现代化的起步

自然环境对于文化起源的意义,在于文化的发生机制是自然环境的挑战与人的应战,这是进一步考察东西方文化如何在同自然环境的“挑战——应战”中生长、发展起来,并走向不同道路的根本所在。古代中朝儒家文化圈国家属农业文明,在与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相遇后,明显暴露了自己的极端不适应,阻碍了中朝现代化的起步。     

孔教运动的由来及其评价

孔教运动可上溯到维新时期。维新时期康有为、谭嗣同等所倡导的孔教运动是其整个社会改造工程即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基础性工程。它力图借助西方基督教的形式,完成儒学的宗教化过程,实现儒学向新形态的过渡,以期达到文化救亡(保教)的目的。民国时期康有为、陈焕章等所倡导的孔教运动是维新时期孔教运动的继续,但由于社会结构的整体转型造成儒家传统的断裂,此时的孔教运动已由文化救亡转向文化主位性的捍卫。孔教运动的领导人先欲借助光绪帝,后想依靠袁世凯、黎元洪等实现孔教国教化之梦,由此而染上了政治机会主义的污名,但孔教运动尊孔而不复古,它是儒学现代出路的一种尝试与努力。     

儒家文化与东亚国家现代化的思考

中日两国现代化的不同 ,一直是学者们颇为关注的问题 ,近来从非经济因素的角度去探寻两者的差异为了一个颇显新颖和深刻的突破口。本文结合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的日本等东亚国家成功的现代化 ,分析了儒家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重点强调了儒家文化对现代化的合理因素、积极因素 ,但同时也说明了中日等国儒家文化的不同 ,认为儒家文化只有通过适应现代化的改造、发展才能获得新生 ,对中国的现代化发挥巨大的作用     

张之洞对传统义利之辨的继承与突破

张之洞于时代裂变的晚清时期,应对民族危亡,在儒家"重义轻利"的义利观的基础上,提出了"私利不可讲,而公利却不可不讲"的观点.他试图通过对"利国之与利民实相表里"的论证,完成对传统的"不与民争利"到"公利不可不讲"的转化.而他对"私利不可讲"的坚守,在体现了他作为"儒臣"的道德修养的同时,也使其对义利观的认识无法迈进近代的门槛.     

《三国演义》在朝鲜广为流传之原因

根据文献中关于《三国演义》的记录,朝鲜对《三国演义》的态度,经历了否定和广泛接受的过程;《三国演义》之所以能在朝鲜广为流传,是因为它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就,表达了时代的声音,而且与“民间化”的儒家精神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