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的微观和宏观

微观和宏观、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这样的概念在文学界普遍地使用着。那么,究竟什么是微观,什么是宏观呢?有一种理解是把“一个作家作品,或一种文学现象”看作微观,而把“文学总体”看作宏观。相应地,微观研究就是“孤立地就一个作品、一个作家或一个命题进行思考、分析”,而“所谓宏观研究,就是对我们通常所说的作家作品论的一种超越,或者说,是在作家作品论个体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一种综合性研究和整体性研究”。然而,需要考虑的是下面的两种情况:     

我们和张启城的根本分歧

張启城認为:“在艺术的各个领域,无論是音乐、美术、文学……都毫无例外的存在三种不同类型的作品:具有强烈阶級性的作品,阶級性比較薄弱的作品以及沒有阶級性的作品。”我們認为:作品中阶級性表現的形式或程度的不同,这种情况是存在的——特別是在古典作品中。但对这种情况的看法,我們和張启城是有根本分歧的。張启城認为这是由于“作者表現的对象有所不同”的緣故:“有的对象本身就包含着丰富的阶級內容”,因而“其表現的作品也一定具有强烈的阶級性”;“另一类表現的对象如一般的离情別緒等及不包含任何阶級性的自然美”,描写这类“对象”的作品就“没有阶級性”或“阶級性此较薄弱”。对这一謬誤的說法,我們从下面四点来談: 一、作品的阶級性决不是由“作者表現的对     

论实词虚化

王力先生在《中国文法学初探》中说:“在文法学上,有所谓‘意义成分(Semanteme)’与‘文法成分’(morpheme)。”并列表指出名词、动词,形容词等“意义成分”,介词,连词,助词等属“文法成分”。很显然,这是对词类的两大分野。我们的古人很早就把这两种成分称之为实字,虚字,而且在立言行文中很注意这两类词的运用。““东坡教诸子作文,或辞多而意寡,或虚字多、实字少,皆批谕之。(《清波杂志》卷七)“用虚字要沉实不浮,用实字要转移流动。”(《雅论》卷十五)但对于这两种成分的转化却很少论及,近人开始注意到了。而且大都肯定实词虚化是汉语虚词演变的一种主要现象。     

传统经济基础定义的不妥之点

各地编写的哲学教科书中,关于经济基础的定义多表述为:“经济基础是一定历史阶段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个方面的总和。”对这一流行的观点,笔者几年来一直表示异议。我认为,把经济基础定义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个方面的总和,有以下四点不妥之处: 第一,难以同马克思的论述一致。马克思说:“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2页)马克思说的是“这些”生产关系,而不是“这一”或“某一”生产关系各个方面的总和。这里显然没有局限于一种生产关系。 第二,难以同客观现实相符合。人类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任何社会现实存在的生产关系都不是纯粹的—种,也并非所有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消极、反动的,其中有的往往有某种程度的积极作用,因而有其存在的一定的合理性。 第三,不利于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如果把经济基础仅仅看作占统治地位的一种生产关系的总和,就我国的现实来说,就容易把占统治地位以外的其他现实存在的生产关系或成分(如某些个体经济)不管有     

句首方位词组成分归属试探

<正> 对于句首方位词组成分归属的问题,语法学界的认识还是很不一致的。如“台上坐着主席团”这类句子的结构成分就众说纷纭,说法大体有四种:“动——主”,“或主或状——动——宾”,“(准)主——动——宾”,“主——谓(动宾词组)”。推究这些分歧存在的主要原因有三:1.方位词的词性未确定,2.析句标准不统一,3.主语、谓语概念及其相互关系不正确。如果这三个问题的认识统一了,那么,分歧便会缩小乃至消失,句首方位词组的成分归属问题必将随之解决。     

试论"新生代"小说的局限与精神提升

“新生代”的作家看到了物质利益是人性和道德价值同构的根本基础 ,但未看到精神利益是人性价值同构的目标。金钱、物质、性等的欲望充斥“新生代”的文本。“新生代”的小说创作如何超越日常生活的陷阱 ,提升作品的精神品格呢 ?本文认为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思考 :第一 ,“新生代”作家应当开阔视野 ,扩展想象力 ;第二 ,“新生代”作家对现实应当具有一种高屋建瓴的批判眼光 ;第三 ,“新生代”作品应当具有深刻有力的思想意识 ;第四 ,“新生代”作品应当重建一种与时俱进的、符合人性健全发展的精神向度。     

“只有金银忘不了”——谈《红楼梦》对“金银”作用的阐发

曹雪芹在谈创作《红楼梦》的体会时写了一首五言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第一回)随后,他又借跛足道人之口念了一首《好了歌》。歌中有四个“忘不了”,即“惟有功名忘不了”,“只有金银忘不了”,“只有姣妻忘不了”,“只有儿孙忘不了”。这四个“忘不了”,是封建统治思想的灵魂。其中的“金银忘不了”,是其它“忘不了”的基础和中心。没有“金银”就无所谓“功名”,就无所谓他们追求的“姣妻”、“儿孙”关系了。这里之谓“金银”,既是当时社会流通的一种重要的货币形态,也可作为所有货币的一种代称。作者细致观察、深刻分析了封建末世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现状,并通过描写人物及其复杂的关系,揭示了封建社会的本质,表现了货币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后续者高鹗也大体领会了曹雪芹的这一创作思想。这也许就是作品深蕴的某种“味”,现“解”其如次:     

对于屈万山先生的答复的几点意见

屈万山先生的“关于我国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几个問題”一文,是对我在“学术月刊”第二期上对他在“哲学研究”上所发表的論文的評介的答复,学术月刊編輯部巳把它讓我事先拜讀过了。我現在想就几个主要的論点再簡單的提几点意見,以就教于屈万山先生。第一,屈先生在文中坚决的反对綜合基础諭,并且命令“停止使用”这一名詞。但他把代表几种不同性質的所有制統称之为我国过渡时期的經济制度即基础,这就使我們在他的“停止使用”和他的主張的实質之間感到非常困惑,在他沒有証明“四种”不等于“綜合”或“四种”等于“單一”以前,对此我們很难再作进一步的討論。第二,屈先生仍然坚持他的基础論是“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渡性的”基础。这一点我在上次評介中已予否定,因事实上并不存在这样一个过渡性的基础。在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經济成分是天天在那儿发展和壯大,这里并沒有什么过渡的問题;而非社会主义經济成分是在逐步的被改造和     

《西游记》:精神分析之旅

弗洛伊德把人格结构分为三个层次:“本我”、“自我”和“超我”,并提出作品是作家的白日梦的观点。《西游记》作为吴承恩的一个白日梦,四个主人公正好分别承载了他人格结构结构中的三个层次,猪八戒代表“本我”,沙僧代表“自我”,唐僧代表“超我”,孙悟空则在这三者之间游走不定。     

人的精神面貌在田园诗中的位置——兼论中唐田园诗蜕变之意义

田园隐栖经验有二种:其一是直接经验,如陶潜、王维,从身在田园中做深入体味得来;其二是“虚化”了的经验。这种经验可以是从第一种经验来,但已是记忆、印象,甚至是从他人作品中得来,是想象,理想的成分多。如韦应物、白居易的将衙门当田园便是。他们固然也有田园隐栖的实际经验,但更多的是在想象之中将周围环境理想化,或“改造”成田园也似的环境,经验已被虚化。他们在这种虚化了的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不是田园诗的田园诗”的创作,“于天地之外别构一种灵奇”(方士庶语)。本文试图探索的就是人的精神面貌在这一创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试评两种“成分分析法”

0 引言水文把采用各种成分的名称(如主语、谓语、定语等)来分析句子的方法都叫做“成分分析法”。在语法教学中,有各种各样的成分分析法,但大体可以归纳为两种。一种是多分的,本文把它叫做“句子成分分析法”。一种是采用直接成分切分确定成分,然后给直接成分命名     

谈《教学语法提要》的析句法及其运用

一近年来,人们常用的分析句子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句子成分分析法,又叫中心词分析,也就是传统语法的分析法;另一种是直接成分分析法,一般人又把它叫做层次分析法或二分法。句子成分分析法是以分析句子的基本成分和附加成分、说明句子的格局为目的的。它的优点正如吕叔湘先生所概括的:“有提纲挈领的好处”,容易抓住句子的主干,明确句子的     

当代中国美学流派的哲学分野——兼论美的本质

对于美的本质的看法,我国美学家们大体有四种意见:一、认为“美是主观的”,“美是观念”;二、认为“美是客观的”,“美在物本身”;三、认为美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四、认为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这四种观点各自顽强地肯定自身,否定其他,形成当代中国美学界各述己见、分庭抗礼的局面。 那末,是否应按照这四种观点,把当代中国美学家分为四大流派呢?不！中国当代只有两大派美学家:一派认为美是物质现象,一派认为美是精神现象。这是由客观事物的存在方式决定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上万事万物只可能有两种存在方式,要么是客观物质,要么是由人脑这种物质产生的精神现象,即人脑的种种思维活动。除此以外,还有没有第三种东西     

《锄田》诗作者考辨

“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此诗为李绅撰《悯农二首·其二》 ,几无异议。近读《全唐诗》 ,发现编者对此诗的注释 ,似有画蛇添足之嫌。《全唐诗》把“锄田日当午”四句作为“绝句”分别放在李绅、聂夷中名下 ,又在聂的《田家二首》的“锄田”四句下注“此篇一作李绅诗” ,而在李绅《古风二首》这四句下却未加注 ,令人扑朔迷离 ,大惑不解。那么 ,此诗究出谁手 ?主出于聂手者主要根据是 :一、清代著名诗论家吴乔在《围炉诗话》中如是说 ;二、宋·陈景沂撰《全芳备祖》将这四句《田家》诗作为聂夷中作品辑入该书赋咏…     

论创作构思中形象的选择与组合

创作构思是个难以界定的概念。苏联学者尼季伏洛娃就认为:“迄今为止对‘构思’这一术语,尚无确定的理解,对文学作品创作过程始于何处及构思终于何处,也缺乏精确的界限。”鉴于此,她提出:“应当把构思分成两种:一种是仅仅足以使创作得以开始的构思;另一种是可以以之为基础把作品加以完成的构思。前者我们称之为‘定型构思’,后者则可     

《说文解字》中的“所”字结构

“所”字结构指的是“所”或“所＋介词”与谓词性成分组合构成的结构。《说文解字》中,“所＋VP”有四种结构类型,“所”可以提取与VP相关的受事、处所、工具、原因或方式,还可以不提取任何语义成分;“所＋VP”多数用作判断谓语,还可用作定语、宾语或主语。“所以＋VP”只有两种结构类型,基本全部用于提取工具,基本全部用作判断谓语。     

古绝句四首

【说明】“绝句”是一种以四句为一首的诗体的名称。这四首诗是晋以前的作品,最初见于《玉台新咏》卷十。这些诗的形式和当时的“绝句”相同,故以“绝句”命题。三国六朝时代长江流域的民歌五言四句,且以多用隐语为特色。这几首诗也可能是南方所产。     

蒲松龄的民族成分与历史上回回民族的变化

蒲松龄(1640——1715),清代文学家,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山东溜川(今山东溜博市南)人.能诗文,善俚曲,自幼热中功名,终生屡试不第.因一部《聊斋志异》而名扬中外,由此而引起世人对其生平、家世的研究、特别是关于蒲松龄的民族成分更是众说纷纭.就目前见到的有关文章、蒲松龄的民族成分有四说,即“回族说”、“女真族说”、“蒙古族说”、“汉族说”.1981年8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撰写的《薄松龄民族成分的四种说法》(以下简称《说法》)一文,就蒲松龄的民族成分四种说法,作了综合介绍.为了论述上的方便,现将蒲松龄回族说的有关内容摘录如下:     

两种政治:掠夺性政治和交易性政治

布坎南把理想中的政治看成是复杂的“交换”或“交易”;把非理想的政治看成是一种“掠夺” ,这样的政治是一种“掠夺性的政治”(predatorypolitics)。本文赞同布坎南的这一思想 ,在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前提下 ,把政治分为“掠夺性政治”和“交易性政治”两类。这一分类的标准是政治人的谋利方式 ,判别标准是 :是否存在竞争性的投票选举。这一分类的意义在于 :它否定了利他主义政治行为的存在 ;揭示了现实中政治的十分深刻的区别 ,特别是体现在政治对经济生活的影响中的区别 ;体现了两类政治的文明程度的高低 :交易性政治的文明程度比掠夺性政治的高。     

文学创作与社会责任

作为文学作品的创作者，作家应该具有社会责任感，应该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这已成为共识。然而，在有的作家把创作当做了与他人、与社会无干的一己私事的时候，当作“逗乐儿、解闷儿的”，是“码字的”或“写字的”的时候，重提这一话题，显然是很有必要的。一、创作活动并不仅仅是作为谋生手段的纯个人行为作家在创作活动中，应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并建立社会责任感，是文学创作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所决定的。文学创作从来就是一种社会行为。首先，从一部作品的创作缘起看，一般地总是社会生活直接激发了作家的创作冲动和创作灵感，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