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宗教事务治理:涵义、基本模式与现代化路径

宗教既具有政治意识形态特征,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文化特性。政治意识形态特征体现宗教的政治性,社会文化特性体现了宗教的社会性。从政教关系维度的政教分离与政教合一以及国家治理方式维度的人治与法治两大类别,将宗教事务治理模式进行2×2矩阵划分为四种基本模式：君权神授型、神权法治型、君权天授型与现代法治型。依据这一理想类型划分,结合历史与现实,初步勾勒了宗教事务治理模式演化的基本路径。推动和实现宗教治理现代化,应坚持推进宗教治理的世俗化导向与治理方式的法治化。     

政治文明逐步实现的历程:新中国法治的成长

法治与政治文明相共生,法治是政治文明的外在标志,是衡量政治文明程度的尺度,是政治文明得以实现的基本形式。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过程中,其治国方略、执政方式逐步从人治走向法治。成长着的中国法治标识着中国政治文明的历程:人治主政,蔑视法治,政治文明之路山重水复;健全法制,厉行法治,政治文明之路柳暗花明;法律至上,民主彰显,政治文明之路漫漫而修远。     

关于"以德治国"的理性思考

以德治国作为一种治国方略,意义重大.以德治国并不是对法治的否定或者轻视,也不是走向人治,而是主张法治与德治并举,在批判地继承古代德治的基础上,抓住重点,切实深入地在各领域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     

为新世纪奠基——20年来的民族法制建设

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各项事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尤其令国人及世人所瞩目的是，中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成绩斐然。中国开始由一个以人治为本的国家，走上了依法治国，以法为本的法制国家轨道。民族法制建设作为中国整个法制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经过二十年的努力...     

西部民族地区法制政府建设的基层实践 ——以四川松潘川主寺镇"法治示范镇"工程为例

以法制政府建设为中心的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转型是民族区域社会治理的新常态，将极大推动西部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川主寺镇的“法治示范镇”建设工程实践包括以书纪挂帅的组织体系建设、以会前学法和法制宣传为中心的法治思想建设、以依法行政和“权力清单”为主要内容的法治政府规范建设、以平安社区和“三调联动”为基础的和谐社会建设。川主寺镇法治国家建设生动的基层案例，为了解民族地区基层法制政府建设工程及社会治理转型提供了客观依据，也奠定了这一实践解读的理论框架。     

第七讲 大厦与基石之间——民族法制与民族经济

法律属于上层建筑,它受制约并服务于经济基础。法与经济的一般关系决定了民族法制与民族经济关系的性质。如果把民族法制比作一座高耸的大厦,民族经济则是它坚实的基石。经济发展问题已成为我国民族关系中的主要矛盾,民族经济的发展需要多种力量的作用和多种手段的使用。民族法制则是其中强有力的、不可缺少的手段。制约与依存为更好地阐述民族法制与民族经济之间的关系,先将我国民族经济方面的立法情况作一简略的叙述。     

论民族法治与民族和谐

民族法治是指制定完备的民族法律制度,并以其作为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依据.民族法治是我国依法治国的基本内容.民族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包括各民族之间、各民族内部的和谐关系.民族法治与民族和谐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民族法治是民族和谐的基础和保障;另一方面,民族和谐是民族法治的理念和目标.民族法治与民族和谐二者有机的联系,共同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自治、法治、德治在乡村治理中的地位探讨

确立自治、法治与德治在乡村治理中的地位,对于“三治结合”的构建具有重大意义。自治、法治与德治并非同一层面的治理方式,自治具有独立性,是高位阶的治理方式,居于核心地位,这一核心地位的确立源自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确立,法律法规与中央文件的明文规定,以及乡村治理实践的偏移。法治与德治不具有独立性,居于次优的平等地位,前者是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保障,它要求乡村自治不得逾越法律边界,法治政府的成立需去行政化,而重点在于约束村委会的行为;后者是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辅助,它一方面可以弥补法治的缺失,另一方面又可以修正法治的不足。     

论邓小平民族法制思想

邓小平民族法制思想,是其民主与法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法制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协调我国民族关系,搞好民族工作,促进民族发展的重要途径和重要手段。研究邓小平民族法制思想,对于依法治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即:确立了民族平等的民族法制基本原则;促进了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发展和完善;丰富和发展了民族区域自治的现实内涵。     

论社会转型期治理诚信缺失的法制保障

诚信缺失给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带来巨大损失和危害。在治理诚信缺失的众多措施中,法制保障为重中之重。发挥法制的保障作用,应加强诚信立法,完善诚信法律体系;完善法规,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惩处力度;健全制度,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强诚信执法与监督,提高司法公信力,为社会诚信建设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论民族问题的文化化和法治化——我国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反思、改革与完善

民族问题是中外人权对话中的一个焦点问题。从有利于与西方进行人权对话的角度出发,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族群(ethinic groups)概念替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中第二个层次的民族概念,值得认真考虑。民族问题话语体系的调整或有助于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许多外交与内政上的困难。近年来边疆民族问题的凸显,也昭示着我国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存在进一步调整和完善的空间。     

吐谷浑的宗法统治

吐谷浑经历着游牧民族一般具有的氏族血缘组织与初期国家行政、军事组织紧密结合的“三位一体”的宗法奴隶制社会 ,并在中原王朝及汉文化的影响下逐步向封建制社会过渡。     

论吐蕃治下的吐谷浑

从公元七世纪初以降,吐蕃先后兼并了分布于青藏高原的羊同、苏毗、吐谷浑等族,与这些民族发生了密切的政治和文化交流.本文引用敦煌、新疆发现的古藏文文献,结合汉文文献,深入地讨论了吐蕃治下的吐谷浑小王和吐谷浑臣僚、民众的情况,力图揭示出吐谷浑被吐蕃征服以及逐步融合的历史真相.     

吐蕃统治敦煌的基层组织

敦煌吐蕃文文书中的■(岗)的本义应与西藏近现代封建农奴制社会中■(岗)的含义相同,为一定面积的耕地;吐蕃统治敦煌的基层组织负责人将头的另一称谓■(五十岗) 即管理承种50岗耕地民户的负责人,又被称为■(百户长);■(五岗)即管理承种5岗耕地民户的负责人。吐蕃统治敦煌的基层组织对后世河西归义军政权和藏族部落都有一定影响。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艺术的时代特性

本文通过对敦煌中唐吐蕃统治时期石窟艺术几个方面,如洞窟建筑形制的规则化、一窟内经变画的大量增加、经变画新题材的涌现、维摩诘经变中的赞普礼佛图、屏风画与经变画的结合、供养入画像的变化等现象的初步分析,认为吐蕃统治下石窟艺术因历史时代的改变而发生的相应变化,反映出艺术与历史时代的深刻关系。     

论调解制度的法治价值

被誉为"东方经验"的调解制度在中国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作为现代法治的有机组成部分,体现着现代法治基本人文价值。本文在调解概念界定及其特征分析的基础上,将调解制度置身现代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进行思考,从多角度阐述了调解制度的复兴原因及其价值体现,认为随着社会转型的完成、社会理性的成熟、法律与社会的磨合、社会自治的提高,社会自我消解纠纷机制将逐步形成,其解决纠纷的有效性也将不断提升,社会对调解制度的价值,对其功能的评价与期待,也会慢慢发生转变。     

柴达木循环经济法律规制相关问题探讨

对循环经济的法律规制一定要建立在时其本质准确把握的基础上,否则,立法就会失去其目的性.在柴达木循环经济法律规制中,以环境友好的方式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在经济活动中实现废弃物的生态化转向应是基本目标,而基本制度构建则是主要内容,同时应界定相关利益主体行为边界,明确其权利义务.     

现代法治论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包含着法律至上、权力制约、权利保障和司法独立等基本理念,强调法律在实现社会治理和国家管理中的权威性,要求依据法律原则处理国家的各项事业,使法律成为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建设法治国家的两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而守法,尤其是官员守法则是实现法治的关键。     

Fassil Demissie on Building the Colonial Edifices in Algiers Urban Forms and Colonial Confrontation: Algiers under the French Rule by Zeynep Celik

Ahmed, Akabar (1992) Postmodernism and Islam, London: Routledge. Gellner, Ernest (1992) Postmodernism, Reason and Religion, London: Routledge.     

越语双音节汉越词对应汉语倒序现象规律初探

通过对收集得到的268个越语语料词进行统计分析,从词性、语素结构关系和词义角度与汉语词汇作比较,发现越语双音节汉越词与现代汉语倒序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规律,并对其出现倒序现象的成因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