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颜氏家训》看颜之推军事思想

通过对《颜氏家训》文本解读入手,以军事、战争为研究视角,通过总结归纳以及对比的方法,分析了颜之推本人对于军事、战争所持的态度,最终得出颜之推本人对于战争作用的认识和对于卓越军事人才的肯定,同时又表现出他本人作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于士大夫阶层力图武力建功立业的否定态度,这种矛盾的态度对于认识颜之推以及当时士大夫阶层注重现实又坚持自我精神操守的价值取向有重要的意义。     

范仲淹与北宋士风演变

唐末五代,士风败坏。宋代帝王“与士大夫治天下”,从君王到士大夫都致力于士风的建设,最终形成了宋代知识分子新的精神风貌。宋代“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演化为宋人“以文为贵”的思想意识,为宋代士大夫营造了新的生存环境,成为宋代士风转变的时代文化大背景。范仲淹注重个人品德的自我修养和完善,并在一生的仕宦经历中身体力行,最终归纳为“先忧后乐”的精神风貌。北宋士风转变,至宋仁宗时期大致完成。范仲淹活跃于政坛,出将入相,逐渐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领袖人物。范仲淹以其言行对时人产生了深广的影响,成为时人学习的楷模,是这一转变过程完成的重要标志。     

陶渊明的人生道路

陶渊明的隐居生活千百年来一直为文人士大夫所向往。他之所以选择隐居,主要不是出于对当时现实政治的回避,而是由他内在的思想性格所决定的。他是一位彻悟人生的诗人,同时又是一位热爱生活的诗人。他选择的是一条超功利的审美式的人生道路。     

晚宋士大夫奔竞之风述论——晚宋士风研究之一

士风是伦理学史研究的重要领域,晚宋士大夫奔竞之风是晚宋士风的一个重要内容。这在当时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风气。形成奔竞之风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士大夫道德的沦丧。这对当时晚宋政局造成了严重危害。     

一个士大夫的进退出处－－范成大晚年归居退闲生活与佛道思想

儒佛道三家思想的融合 ,对宋代士大夫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南宋著名的士大夫 ,范成大的出处风范在当时便受到了士林的推崇。本文以他晚年归居生活为研讨对象 ,意在探寻佛道思想对其人生思想和出处态度的影响 ,揭示其精神世界中“三教融合” ,且“以儒治世、以佛修心、以道养生”的格局和在现实中追慕放浪丘壑及歌酒欢娱的怡情生活     

北宋士大夫及士大夫政治

北宋士大夫在与天子“共治天下”的过程中表现出独特文化和精神风貌 ,形成了独特的“士大夫政治”。这种政治的形成与北宋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当时宋学的形成有紧密的关系     

进步与保守的超越:刘锡鸿政治思想及其儒学基础新探

刘锡鸿是晚清第一批出使英国的外交官之一.他在洋务运动时期作为一个儒家士大夫目睹了英国政治的状况,这推动他对中国政治问题做进一步反思.以往研究在"进步—保守"框架引导之下,或认为刘锡鸿是一个保守思想家,或认为他的思想内涵保存了支持洋务的进步性而与中国专制的保守性思想相矛盾冲突.但从刘锡鸿对中英政治时状的理解以及清代儒学的视角出发可以看到,刘锡鸿对洋务运动的支持与反对两种意见并非是矛盾的,而是他在儒家思想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做出的理性判断.并且,以刘锡鸿为代表的儒家士大夫的政治思想为后来的救亡思潮酝酿了思想的萌芽.     

宋代士大夫的自我意识与身份认同:从苏轼诗歌说开去

宋代士大夫自我意识的高涨,尤以政局稳定、文化承平的北宋中后期为最。折射在诗歌中,即是诗中突出的自我意识。在宋诗代表人物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笔下,诗中之“我”都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其中自我意识最强者当推苏轼。苏轼在诗歌世界中的自我构建所彰显出的自我意识之强,超乎当时后世的诸多诗人,是宋代士大夫的典型代表。苏轼自我意识高扬的突出表现,就是在他的诗歌文本中有大量标识自我身份的自称。诗歌自称是诗人“自我”在诗歌中的审美投射,在苏轼诗中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诗歌自称与现实社会身份一致的情况下,苏轼作为性格丰富的地方官长和幽绝之地的幽囚之人所彰显的自我意识;二是苏轼诗歌自称与现实社会身份不一致的情况下,诗人对理想“自我”的构建、追寻、回归与超越。宋代以号自称的文化潮流,表现出士大夫以第三人称的“他者”视野完成自我的检视,从而追求社会的认同。与欧阳修、惠洪、杨万里、陆游等其他士大夫相比,苏轼在自我检视中有着深刻的反省意识,这在宋代士大夫身上是十分罕见的。     

略论李渔对汤曲的讥弹

李渔在戏曲理论上的成就是大家公认的,在戏曲语言方面也有精辟独到的见解。当时曲家偏重词藻,好用典故,戏曲语言,晦涩艰深,多是供士大夫吟玩品味;而李渔主张“贵显浅”、晓畅易懂大众化,这对戏曲的发展,无疑起了补偏救弊的积极作用。可是他在阐述     

从《名士与狐仙》看汪曾祺的士大夫情怀

汪曾祺是士大夫文化熏陶出来的最后一位作家。其"士大夫文化"主要来自于家庭,来自于他的祖父和父亲。他的小说创作与自己的生活贴得近,虚构的成分较一般小说家少,作品人物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作家自己的生活理想。最典型地写出了士大夫神韵,写出了汪先生的士大夫情结的是写于1996年的《名士与狐仙》,作品主人公杨渔隐就是晚年汪曾祺心灵的投影,精神的慰藉。     

浅谈柳永的政治理想

柳永一生仕途蹭蹬,流落多舛。时人和后人称为浪子词人,但终其一生从未放弃功名利禄,他屡试不第,不仅没有绝意仕途,反却“始悔以文词先得名为己累”。从功名思想的形成原因,仕途的坎坷,及其济世立名理想的破灭来谈柳永的政治理想。这对于全面了解和评价柳永具有明显的价值。     

寒士诗群的地域特征及清代江南寒士的文化性格

士作为一个并非固止的阶层历来有着士大夫与寒士的朝野分流,这种朝野分流决定了士人社会职事的“志于道”与“游于艺”的分工。诗“穷者而后工”,寒士以其生活际遇的隐幽沉沦而创作了更具生活真实性、更富现实包容量、也更具艺术感染力的诗歌,因而寒士诗歌有着相当重要的文学史意义。本文为清代嘉道时期江南寒士诗群研究系列论文之一,主要从文学生态地理学的角度,论列寒士诗群的地域特征及清代江南寒士的文化性格。     

论晚明士大夫的禅悦风气

晚明政治黑暗,仕途艰难,士人的心态发生变化。许多既不愿在官场继续挣扎、又不甘随波逐流的士大夫经历了巨大的心理震颤,在王阳明“心学”的影响下,纷纷投身于佛教的怀抱,形成禅悦风气。这种现象是晚明士风变化的新趋向。它否定了儒家传统的价值观,张扬了士大夫的自我意识,也推动了晚明佛教的发展,但对晚明政治并无补益。     

试论方干的隐居及其心态

方干被称为一位“不识朝、不识市”的高隐，其实并非如此。他早年及中老年时曾在睦州故乡和镜湖过着隐居生活，但身在江湖却心存魏阙。他曾多次应举求仕，却屡遭挫折，一生始终未能抑制住为求仕而躁动的心。经历多次挫折之后，他感叹愤激，不时地唱出了似若敝席功名、豁达自处、甘于隐退的诗句，然而这正是他急于求仕而不得时发出的心声，表现出不甘于隐逸而追求入仕的微妙心态     

论陶弼在广西的诗歌创作

宋人陶弼在广西任地方官长达二十余年,颇有政绩,其间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作品。这些作品记录了他的军旅生活,反映了他向往文治的思想,体现了地方官的责任感和自省精神,流露了思乡之情,更描绘了广西的自然风光,记录了独特的地方民族风情,这些诗歌在广西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试论温庭筠诗歌中的佛教意蕴

温庭筠是晚唐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他与佛教的渊源颇深：在游宦之旅中遍访名山古刹、寄住山门、与僧人交游唱和。佛境禅理的熏陶使得温庭筠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仕途蹭蹬的痛苦,也使其诗歌创作具有清丽俊逸的面貌。本文讨论了温庭筠诗歌中的佛教意蕴。     

苏轼的得时幸遇

苏轼一生尽管忧患连连,但就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来看,他实乃古往今来最得时幸遇的士人之一。自小不学"时文"的苏轼参加科举考试的当年,正赶上主考官欧阳修欲借这次考试改变五代以来浮靡雕琢的文风;苏轼的文章恰好符合欧阳修树立的新标准,便被录为第二。苏轼的仕途尽管受到过不少挫折,但那只是奸佞小人们的嫉恨作梗使然;他所遇到的四朝君主对他的忠心、才华则始终坚信不疑、赏识有加。就苏轼的个性来说,若生在别的朝代恐怕早已性命不保;但他却生在一个以"不杀大臣及言事官"为祖训的王朝里,使他不仅得以保全生命,而且充分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在苏轼的生前身后,他的文艺、学术、政事等才能均得到了古今中外人民的充分肯定与推崇。     

伍廷芳与辛亥南北议和

伍廷芳是近代中国一位较重要的历史人物。辛亥革命时,他被推为南方全权代表,在谈判中位居前台,主张切实地停战,坚持共和政体,与袁世凯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促成了和谈早成定局、民主共和早日实现。伍廷芳由一位满清官僚新近归向革命,能有如此表现,理应肯定。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仕宦经历与苏轼思想的转变

纵观苏轼的一生,在由得意到失意的仕途变化中,他的思想也随之在改变.他从小接受的是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开始以积极进取的精神步入仕途,当遭受打击后,借助于佛老思想作为其精神支柱,最终集儒道择三家思想于一身,形成了他身处逆境而能旷达乐观、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他的这种独特的人格魅力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北宋和镇墓志考释

墓志记载北宋中期地方官吏和镇一生所历人物、事件 ,多见于文献记载。其起家、仕途、世系和交往的政治家及遭遇的西京水患等 ,可证补史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