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下的暗合：论阮元与章学诚的学术交集

阮元与章学诚虽然学术风格迥异,亦无直接学术联系,但却不乏学术交集,主要表现为：阮元不仅阅读甚至选刻过《文史通义》,将其作为《国史儒林传稿》的重要史源,而且对清代浙东史学颇为关注,为浙东学人依次立传,与章学诚晚年撰写《浙东学术》的举动正相映照。在史学观念上,阮元提出必须借助历史文本分析的方法,从中体察史家之“命意”,亦与章氏“史意”说相发明。凡此种种暗合,根本上源于二人经史观的契合,尤其是对史学经世价值的高度重视。章学诚强调“六经皆史”,以史统经,阮元亦以史学为一切学问致用之前提,这一相似的史学情结及其所暗含的强烈的现实主义的学术情怀,是阮元与清中叶其他有识学者理解和接受《文史通义》的重要前提,他们构成了《文史通义》最早的阅读群体。不过,阮元对理学思维的排斥,又决定了他对《文史通义》和浙东史学的认知是有限的,甚至是割裂的,他所感兴趣的主要是后者“重史”的观念和“经世”的旨趣,以及部分具体的历史编纂学主张和史传作品,至于章氏那套最为核心的主于逻辑推演和理论建构的偏形而上的“独断之学”,则较为排斥。这一思想局限,是乾嘉时期普遍重材料而轻理论的学风流弊的缩影,也是章学诚生前难以跻身主流学界的主...     

章学诚“史意”说考辨

章学诚史志理论的核心是"史意"。由于章氏生前未对"史意"这一概念作过明确的诠释,导致后世学者对此争论不休。学界之所以在这一问题上长期达不成共识,症结在于学者们从概念到概念的求证方式,即只在章氏有关史意的某些字句上做文章。若将章氏有关"史意"概念的论述,与其史志理论及其修志实践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即从章氏之历史编纂学、史学评论、修志实践和校雠学等四个方面,对此问题加以相互印证和深入探讨,不难得出章氏"史意"特指内涵乃是探索事物发展过程中规律性认识的结论。     

清高宗与章学诚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透视清朝"盛世"史学的价值取向

清高宗与章学诚同生活于传统文化大总结的时代,各自对史学理论多有探讨,分别是官方和私家对传统史学思想总结的代表者。将二人的史学见解予以比较,很有学术意义。他们的具体史学主张各有特色,而在大的原则问题上极其近似,这可以透视出清代"盛世"史学的价值取向,即贯彻纲常伦理准则、官方主导方向、提倡经世致用宗旨。清高宗与章学诚都善于在已经陈旧的史学体系中,提出翻新花样的设想,当时堪称创新,而从长时段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实为加固了传统史学的旧有轨道。因此,当时无论官方还是私家对史学思想的总结,不仅没有带来史学体系的嬗变和突破,反而更严格地束缚于传统政治文化的躯壳之内,其负面作用不容忽视。     

清廷国史《章学诚传》的编纂：章氏学说实际境遇之补证

关于章学诚生平与学说的境遇,胡适曾有一个流行甚广的观点,即有关章氏生平与学说的信息被埋没了一百二十年,但也一直有人认为胡氏所言与事实不符。本文对章氏身后境遇状况提供一个补证,指出在清国史馆档案的传包传稿中有多个章学诚传记,且章学诚在国史《文苑传》中数次获立正传。这些材料补充证明,章学诚学说在晚清获得了高度评价,其生平概况更没有被埋没,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清廷官方的认可。这对于实事求是地研究章氏学说的命运和晚清学术的实况或有助益。     

从客观实证到主体精神——论百年章学诚思想研究中的学术转向

晚清民国以降,国内外学界对章学诚思想的研究颇为重视,但对其学术价值的认知却是充满分歧的.在百余年来的学术与思想的互动中,章学诚思想研究也随之发生了从注重客观实证到强调主体精神的学术转向.其主要表现在如下三方面:对章学诚"六经皆史"论的方法论意义的新估价;对章氏学术主体性精神思想的发掘;对章氏现代文本论思想的阐释.     

试论章学诚的“史德”

章学诚字实斋,号少岩,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今浙江绍兴)人,生于乾隆三年(1738),卒于嘉庆六年(1801),是我国继刘知几之后的又一位颇有建树的史学理论家。自从“五四”运动之后,胡适提倡研究章氏的吏学理论,人们对其理论评价越来越高。本文根据自己学习章学诚著作的体会,谈一谈对章氏“史德”的看法,以求教于学界前辈和同仁。     

扬州"名医"李炳的医疗生涯及其历史记忆——兼论清代医生医名的获取与流传

李炳是盛清时期扬州的一位医生,生前虽医技高明,却得不到当时主流社会的认可,但身后却因某些偶然性的机缘而被后人所记忆.从李炳的医疗人生及时人的观念和心理来看,其之所以不能为当时主流社会所认可,并不只是像现在文献中记载的那样是因为他关心穷人、医德高尚,更重要的还是缘于他不合于时的性情.而他之所以能被后人记忆,首先是因偶尔结识著名学者焦循并终获焦发自内心的赞赏和感激,随后又因为经焦循整理的遗著抄本在二十世纪有幸为著名医家裘庆元收藏并被收入丛书出版,从中颇可反映出当时医生医名获取及其流传的社会文化机制.     

章学诚思想研究论略

在百余年来的学术与思想的互动中,章学诚思想研究也随之发生了从注重客观实证到主体精神的转向。其具体表现如下:一是对章学诚关切学术主体性精神思想的发掘;一是对章氏现代文本论思想的阐发。     

论章学诚的主要史学成就

章学诚，学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生于清乾隆3年（公元1783年），卒于嘉庆6年（公元1801年），终年64岁。他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历史学家，也是继唐刘知几之后的又一最著名的史学评论家。章学诚中身于书香世家。祖父章君信、父章柳均性好读书，尤嗜史学。章学诚在祖父、父亲的熏陶下，幼年时代就对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青年时期更是“识趣则不离乎纸笔，性情则近于史学”“。他常在课余取《左传》、《国语》等书，分为纪表志传，作《东周书》近百卷之多。章学诚好学深思，阅读了大量史书，且对其“利病得失，随口能举，举…     

钱大昕学术渊源辨析

在探讨钱大昕的学术渊源时,只简单地将其归结为吴派是不可取的.钱大昕的学术渊源相当复杂.早年,嘉定地区的学术传统、家学以及紫阳书院问学都对他产生过影响,为以后形成融通经史,尤精史学的学术特色打下了基础.其后,钱大昕又自觉地吸收了宋代学者王应麟、洪迈等人考证、议论相结合的治学方法,继承了清初顾炎武的通儒风格和实学精神,并将二者相结合,融会贯通,逐步形成了自身的学术风格.与此同时,钱大昕还受到惠栋、戴震以及浙东学派的影响,与之辩难,取长补短,独辟蹊径,形成了严谨精当、器识博通的学术特点.     

论钱大昕的《恒言录》

论钱大昕的《恒言录》赵伯义钱大昕为清代著名学者，博通经史，尤其精于传统小学。其著述富赡，多在生前刊行于世。惟有《恒言录》未及刊刻，钱氏即已辞世。承阮元训示，其子阮常生将此书校理一遍，并与张钅监分别补注后付梓。阮氏父子可谓钱氏功臣，此书得以流布，他们出...     

章学诚与乾嘉考据学派

本文认为章学诚是被现代学界推崇备至的学者，对他肯定的多、批评的少，尤其是章学诚对同时代的汉学家的批判，后人也多加称道，这缺少具体分析．章学诚对汉学家们反对宋明理学礼教思想的批驳，反映了他维护封建礼教的落后思想意识．在学风上，对考据学多訾毁泄愤，而自己却孤高自誉，与汉学家相比较，其学风不足为训。在章氏著述中，空言多而实学少，“硬伤”百出，失之严谨，见讥后世，与乾嘉汉学家相比，其学问也远逊一筹，可非议之处颇多，因此对章学诚的学术地位应作实事求是的评价．     

唐仲友之悲剧及其成因略考

唐仲友是南宋中期金华学派中与吕祖谦同派不同流的著名学者,首创经制之学,其学术思想重事功实用,在南宋学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但其生前身后之遭遇与吕祖谦相比,却颇具悲剧性.本文对唐仲友身后湮没无闻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指出构建宽松的政治生存环境和学术环境,消除学术流派门户之见,坚持实事求是精神对繁荣学术文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论章学诚的"以史明道"观念

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家章学诚提出"以史明道"的观念,不仅是针对清代朴学家宣扬的"训诂明道"观念,而且也是针对唐宋古文学家宣扬的"文以载道"观念和宋明理学家宣扬的"义理明道"观念.他认为这几种治学观念既推进了学术的发展,同时又割裂了"道"体的内涵与全貌,造成学术互争畛域的弊端.章学诚提倡"<六经>皆史"与"以史明道"的观念,不仅有助于消除学术门户之见,而且对于揭示史学的性质,丰富和发展中国传统史学关于史学功用的内涵,都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论戴震与章学诚的学术因缘——“理”与“道”的新诠

从学术因缘的角度看,章学诚的思想不止是戴震思想的对立,也是一种延续与发展。戴震在经学研究中凸显了文化的意识,认为"礼"源起于人伦日用,从"礼"的典章制度中言"理",与宋儒争"天理"的解释权。但戴震大概始料未及,他毕生未尝给予过敬意的、一位冲撞他的年轻人章学诚,已在不知不觉之中吸收了他的思想,在他逝世十余年之后,建构了一套与他极为相近的思想观念。章氏将戴震深研的"礼",转化为其"六经皆史"说的典章制度;同时撷采戴震"礼"为"人心所同然"之义,推衍为"道"即人伦日用的思想。他们都注意到经史文献所记载的内容背后的一种人伦、社群、文化的自然力量。     

美德、角色、风气:清末到五四学术思想变迁的一个新视角

从清末到五四,中国的学术思潮产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这一变化首先表现在学术领袖的变更:留美归国的胡适等人迅速崛起,取代了尚处盛年的严复、梁启超等人。胡适主张考订史料、"小心求证",代表了一种新的"学术美德",与近代欧美史学强调"如实直书"、科学治史的发展相类,同时又衔接和重振了乾嘉学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由是五四注重"考订"的学风取代了清末热衷"通论"的风气。五四时期学者之治学生涯,受此学术风气之影响。他们向这一风气看齐,展现为人所认可的"学术美德",扮演合乎期望的"学者角色"。但"学者角色"有内外两个方面:一个学者之内在性格,与人所期望的角色并不一定符合,学者的学术生涯由此会产生明显的变更。晚清、五四学人处于中国学术的成长期,他们所展现的"学术美德"和扮演的"学者角色",展现了学者个人性格特征、兴趣爱好与时代风气之间的一种辩证和复杂的内、外互动之关系。     

历史编纂的理论自觉——《史通》、《文史通义》比较研究略论

<史通>和<文史通义>是中国古代史学评论的双璧,共同反映出历史编纂的理论自觉.刘知幾、章学诚二人都重视总结史学演进的经验和教训,以理论的创新推进著史实践的发展;二人都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都有独到的哲学思想作指导,重"独断"之学,重"别识心裁".刘知幾处在断代史正史纂修的高峰期,他承担的主要使命是总结以往、提出著述的范式,他提出的范畴、命题内涵丰富,且颇具体系性.章学诚则处于正史末流在编纂上陷于困境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开出新路,他洞察当时史识、史学、史才都成为史例的奴隶之严重积弊,又发现晚出的纪事本末体因事命篇的优点正是救治之良方,主张大力改造纪传体,创立新的体裁,其论述具有深刻的哲理性和明显的超前性.     

姚名达的治学道路和在近代学术史上的贡献

姚名达治学道路可分为三个时期:清华研究院时期,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上海时期,主要从事目录学研究;江西泰和国立中正大学时期,主要从事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在目录学研究中,他初步建立近代目录学知识框架和学术体系。在中国史学研究中,全面开展章学诚史学研究,撰写了中国史学家系列年谱丛书,开创了史理学新学科,成就颇著。     

章学诚：开阔的学术视野

章学诚治学,突破经、史、子、集的畛域,互相紧密联系,上下贯通,突出“史义”即思想、观点的指导作用,考察整个学术领域以至其时的学术风尚,强调与只专注于狭窄范围研究者所不同的“通识”。这种学术取向,在乾嘉时期学者中不仅独树一帜,而且展现出开阔的学术视野。所著《文史通义》,在探索“道”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摆脱旧的经注家的窠臼、审视学术史的演变和评价当代学术名家的治学得失、总结两千年史学演变、为史学发展开出新路等重要领域,都取得了卓著的建树,达到了他的时代所能及的高度。     

一个考据学家的思想世界——读王记录先生著《钱大昕的史学思想》

作为乾嘉时期最为渊博和专精的学术大师之一,钱大昕在生前即已饮誉海内,被同辈推为一代儒宗;殆至晚清,学风丕变,考据倍遭诟病,钱氏又被毁之为考证烦琐,无补于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