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知识转型与知识分子危机

后现代知识境况与知识分子危机 知识分子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贫困、孱弱和尴尬。知识分子发现知识的疯狂增长使自己不再成为掌握知识的人,而日益成为被知识所拿握的人。他已经从博学之士成为一个狭窄领域内的“专”家,并因自己处身于物质增长而精神贫困的商品文化时代而饱尝失落感。 事实上,西方后现代哲人早在八十年代初期就已经注意到精神文化的崩溃和知识分子的漂泊无定感。法国思想家让一弗·利奥塔德指出,1968年“五月风暴”成为知识分子角色转型     

无望其速成 无诱于势利

一些有名的学问家往往“悔其少作”,何况不学如我辈。不只是对“少作”,往往是文章刚一发表,就会发现不足,纰漏以到谬误,让人脸红心跳,坐立不安。这时就有所痛悔:太急于求成了。学问之事,来不得半点马虎;小至一个概念、一个年代,如果有关材料不尽可能完整地把握,也难免不出差错。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世纪之交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艰难抉择

一、远眺学术景观：愈益失落的人文精神1．1问题始于学问与思想的背离现象。“有学问而无思想,有思想而无学问”显然隐含着学问不同于思想的立意。1．2“学问”,辞源学可溯及（孟子．膝文公上》：“吾他日未尝学问,好驰马试剑”,含义系指学习、问难。后引申统称知识（kon－wledge）。出于知识积累的便利和知识创新的需要,知识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学问分化、学问分类。近代以来发展出日益强大的科学化运动和日益广泛的学科化建设。1．3“思想”,辞源学上最早见于曹植《盘石篇》：“仰天长太息,思想怀故邦”,含义并无特别之处,仅指想念…     

历代名画著录目序

我国向少通检一类的工具书籍,为了研究某一问题,治学的人,平日专靠博闻强记,方法是不够的。近百年来,通检的书,渐次普及,日人称之为“索引”,国人音译为“引得”,检查方便,可收事半功倍的效果。我少年时研究《说文》,壮年后研究金文,往往先从前人已作的编目入手,其后也作了些这类的工作,颇有点个人的体会,试依次言之:     

论秦汉的学吏制度

<正> 秦汉时期,不管其官吏登庸制度有何变化,但作为从事具体业务的吏员,或一个出身寒微、无财势可依的人,欲进入吏途,则都是必先有一个学吏过程的,不论通过官学或私学,或向正式吏员去做学徒,总是必须先取得做吏的业务能力与资格,然后再结合长吏的辟置而进入吏途,故汉有“文吏之学”产生,东汉有贱儒生而高文吏之俗,儒生也“用吏为绳表”,朝夕学问。两汉人对此有个专称,叫做“宦学”或“学宦”。今就秦汉时期学吏制度的几个问题试作说明如下。     

关于地、市、县三级干部的知识结构问题

地、市、县三级干部(以下简称三级干部)虽然工作岗位有所区别,但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做地方工作的同志,都对自己所在的地区——个地区、一个市或者一个县,负有重要的责任。这里所说的三级干部比起上级机关的同志来说是经常接触基层、接触实际的,同时又还不是基层干部。 什么叫做知识结构呢?大家都知道,某一个人的“知识”就是这个人知道的和懂得的东西。由于一个人知道得很多,是多方面的,而各个不同的人的知识有多有少,知识的方面也各不同,同样有那一方面的知识也有深有浅、有广有窄。一个人所掌握的知识的方面、多少、深浅等等合起来就成为这个人的“知识结构”。因此我们可以说每个人有他的知识结构。三级干部都应该具备怎样的知识,他们的知识结构应该怎样。现在先来讲讲研究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三级干部都承担着重要的任务,都想做好自己的工作,因此就要有完成自己的任务所必要的各种知识。每个同志大概都考虑过自己现有的知识与现在担任的工作,要完成的任务所需要的知识来衡量是基本上够了呢?还是不够?我想大多数同志会回答是“不够”。有感到非努力学习不可的觉悟。当然我们的同     

先思想者,然后学问家

谈到文学理论的自主性问题 ,我以为首先应该做出检讨的是理论家自己。进入 90年代之后 ,由于重大的社会事件给人造成的冲击和震惊 ,也由于市场经济机制的迅速启动所给人带来的眩晕与无所适从 ,文学理论家或者放弃了 80年代的启蒙立场转而投身于市场经济的欢呼和合唱 ,或者主动下岗、远走他乡去寻找新的发展空间 ,而更多的人则是选择退回书斋、潜心学问之路。于是 ,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便成了 90年代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症候。从思想者到学问家 ,这种后撤行为固然可以看作是一种成熟 ,却显然也多了一些庸人气息。如果在这样一种文化语境中进…     

20世纪中国的“新道统”

欲把握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风貌,需全面了解它的政治家、学问家、企业家、军事家、艺术家,但提纲挈领的还是认识它的思想家。人们以往习惯于从孙中山(或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这个“政统”的角度解析20世纪的中国,但还需要增补由思想家们所构成的“道统”。如果在总结一个世纪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确定了21世纪中国继续现代化、与世界接轨、融入人类主流文明的大方向,就需要确认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新道统”。     

论皮锡瑞变法思想的特色

皮锡瑞(1850-1908)字鹿门,长沙府善化县人。他早有经世大志,力主“通经致用”,不仅是中国近代今文经学的一代大师,也是晚清湖南新政运动中一位重要的宣传家兼实干家。在积极参加戊戌维新和清末兴学的实践中,他认真思考中国应如何变改旧法、学习西方,提出不少深有见地的改革主张,反复强调要以“实事求是”作为变法的指导思想,体现出鲜明的理论特色。本文综合皮锡瑞的有关言论,对其变法思想的两大特色加以评述。一、反对“扫地更新”的渐变论皮锡瑞早在1873年的《王安石论》中,就提出“琴瑟贵乎更张,而猝然更之,则弦绝”,主张改革要谨慎从事,…     

大地之子与美学之思--解读曾繁仁教授的新存在论美学观及新人文精神

有人把“做官”、“经商”、“做学问”加以比较,认为三件事中“做学问”最难。其实这种说法从理论上是讲不通的,应该说任何事情要想做好都不容易,都同样地难;但若结合当下现实看,说做学问更难也不是毫无道理。古希腊的欧几里德是个大学问家,据说他的一个弟子有一次问他:“学习您教给我们的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处呀?”欧几里德没有作答,只是吩咐仆人道:“去拿两角钱来给这个家伙,因为他来求学是为了要得到好处的。”这个故事说明了无论求学还是做学问都是一件很难的事,难就难在要真能超越个人利害而惟留一种纯粹求知的精神,正如英国学者贝尔说…     

《管子》“道法家”三篇说质疑

《管子.内言》中的《法法》和《区言》中的《任法》、《明法》三篇,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法家思想,颇为引人注目。许多现代学者认为这三篇在全书中独具特色、自成一组,有人认为是慎到之作,有人称之为“道法派”或“道法家”。实际上这三篇虽然同为法家作品,思想上却有前后之不同。《法法》中势论一段为后人所窜入,原篇杂有较多的儒家思想,早于慎到;《任法》、《明法》受到秦晋法家、黄老道家思想的影响,晚于慎到。它们不可能是同一人所作,更不是什么道法家作品。     

哲学理论的三个层次

众所周知,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我们以为,以往哲学界把世界观单纯看作是人们“对于整个世界(包括自然界、社会和人的思想统统在内)的根本观点”,把哲学方法论看作只是关于“总的普遍的方法”的学问,这是不够全面的。抽象的“整个世界”是不能孤立地存在的,所谓“整个世界”,是由无限复杂和永恒运动着的“局部世界”或“具体世界”所构成的。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局部世界的看法,对某一具体事物的认识,都要受人们对整个世界的根本观点的支配、指导,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人们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首先面对的不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而只能是面对世界的某一部分、某一特定领域,因此,人们对于整个世界的根本观点不能离开     

恶·罪·善--康德的人性与宗教关系理论解析

康德批判哲学运用先验综合方法,从诠释知、意、情主体功能出发,在真善美三个领域中阐明了人能认识什么、人应该做什么、人可以希望什么三大经典哲学命题,被称为“哥白尼式”的思想家。然而,当康德用其三大批判解决了三大经典哲学问题后,随之而来的另一个更为深刻、宏大的哲学问     

从“教学问”到“问学教”论纲——兼议创新型人才培养

传统延续至今的教育教学往往呈现“教学问”的形式,在其中,学生之学依教师之教而进行;学生之间亦跟随教师之教所主导的学生之学而开展,且往往限于对既定知识的掌握。“教学问”对知识传授起了重要作用。然而在僵化知识、束缚思维、忽略创新精神甚或压抑人主体性的负面作用不容忽视。“问学教”是针对“教学问”提出的教改观念,意在活跃知识、激活思维、发扬创新与张扬主体性。在其中,学生之“学”随其“问”而展开,教师之教乃着眼于学生的问与学而予以引导、启迪、传授、释疑。两相对比,关涉领域甚多。在日有寸进而非毕其功于一役的教育改革进程中,“问学教”并非全然抛弃“教学问”,而是在吸取其优势的基础上,更好地推进张扬主体性、培养创新人才的教育事业。     

哲学研究与人类命运——论“实践的唯物主义”

哲学的“冷竣”和“深奥”,往往令人望而却步,难道还和人类命运有什么干系?！其实不然,哲学就其原初的含义(使人聪明的学问)就和人密切相关;哲学就其思考的对象(自然、社会、思维)看,也应关注人、关注人的思维,并因此而表现为一种“反思”;哲学就其目的讲,更应关心人,为人类命运沉思,甚而关心自然也是为了关心人。这是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需要哲学的一个根     

孔子大同思想与教育思想的内在联系

<正> 孔子大同思想的核心是公正无私、平等、博爱;而其教育思想中也同样体现着这样一种精神。例如:“有教无类”,意在打破少数人对知识的占有和垄断,打破民族、地域、国家的限制,提倡不分贵贱华夷的教育平等观。这与他的“天下一家”的思想是一致的;而在“有教无类”的原则下聚拢起的三千孔门弟子,作为“一个具有诸多政治、经济因素的新的社会细胞”,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孔子大同世界的雏形;又如,孔子的“诲人不倦”也是反对“私隐其学”,即把学问、知识做为私人财产,吝于授人;至于孔子师徒间的那种平等、诚挚、民主、和谐的关系,与孔子的大同思想更是缕缕相联。     

什么是哲学

哲学被认为是高深的学问,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哲学问题却往往显得愚蠢和荒谬。当傻子在苦苦地思索生活的意义的时候,聪明人早已把生活安排得很舒适了。当傻子在苦苦地思索火为什么燃烧和人是否有权利吃其他动物的时侯,聪明人早已把烤熟的斑鸠吃完,在火边暖洋洋地睡着了。然而为什么,我们仍然不能放弃傻子的问题,例如人生的意义、道德的普遍有效性及其依据,以及知识的终极可靠性等等一类没有直接的实用性的问题呢?为什么数千年来人们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竟然构成了一门如此庞大而又复杂的学问——哲学,以致不懂哲学的“聪明”人,也不得不为自己的实用主义的活动,寻找一个非实用的哲学借口呢?哲学是什么呢?它于我们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不应吹捧陈独秀——评孙思白同志:《陈独秀前期思想的解剖》

孙思白同志在《历史教学》1963年第10期上,发表了《陈独秀前期思想的解剖》一文。作者自称这篇文章写作的目的,是企图通过对陈独秀的思想“解剖”,“看到一个小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怎样地前进而又倒退,其中包含什么因素使他终于掉到反革命的泥坑中”,“可以由此而获得教训,使志切要求改造自己的人,引为鑑戒”。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职能的探讨

政府的首要职能是为微观活动当事各方提供“安全”、“秩序”和“公正”等一些外部效应极强的“无形产品”。这无论是比起被称之为“经济命脉”的交通及通讯,还是被称之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质产品来,前者都更为重要。一个社会如缺乏重要的物品和交通通讯,可能会发展很慢或难以健康发展,甚至会蒙受巨大损失,但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安全”、“秩序”、“公正”将更难以维持,更谈不上什么发展。     

诗之新声与学之别体——论20世纪的中国学人之诗

学人发生的两个条件即“一种纯粹理性的思维方式”和“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生活方式”。学人之诗的第一重内涵可称之为“诗之新声”。学人之诗的远源在于宋代的“才学诗”或“议论诗” ,其近源则在于晚清民初的“不专宗盛唐”而以“宗宋”为主旨的同光体。同光体诗“喜用冷僻故实”和“寄托遥深”这两个特点 ,恰好分别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为学人之诗奠立了基本范式。学人之诗的第二重内涵可称之为“学之别体” ,即学人之诗是作为其学术之一有机整体而存在的。其表层结构即“诗中有学” ,其深层结构则为“诗中有人” ,由此出发可建构出一种以“学人之诗”为研究对象的微型中国现代思想史。学人之诗不仅从一个深层心理层面再现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生过程 ,同时也以一种十分曲折的方式构成了现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