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决定性的因素

60多年前，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将军，毅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放弃了剿共内战的误国方针，走上了联共抗日的正确道路，为中华民族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但其中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说服了张学良、杨虎城，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定性因素；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苏联和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做出和平解决之策，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决定性作用便有甚者竟认为张学良和杨虎城扣蒋后，被其“精诚”所“感召”，迅速“…     

试析西安事变中国共两党提出的和平主张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内许多政治派系纷纷对事变的善后及中国的未来走势发表见解,如张学良、杨虎城的“八项主张”、中共的“和平解决方案”、南京亲英美派的“和平解决措施”、南京亲日派的“武力讨伐”、李宗仁的“五点主张”、阎锡山的“把蒋介石送至太原”等等,同时,美英日等国也在伺机而动,以图左右中国时局的发展.从整个事变过程看,以中共的和平解决方案和国民党亲英美派的和平解决措施对事变的结局构成直接影响.因此,本文试图从分析国共两党的两种内涵有别的和平主张着手,探析它们对事变的善后解决所起的作用,认为:西安事变的解决,是以中共和平方案为主体内容,在国民党亲英美派的一些具体实施方法辅助下而实现的,两种和平主张的合力作用,是事变得以结束的关键.     

从张、蒋政见分歧谈西安事变发生的必然性

对于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过去人们多从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影响;中国人民,特别西北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等等方面进行分析和论证。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与国内改革问题上,因政见不同而发生的。”①本文就西安事变的当事人张学良和蒋介石的政见分歧,谈谈西安事变发生的必然性。     

李烈钧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及原因

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政府内部的态度不一。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主战派,主张武力解决问题。李烈钧虽身居闲职,但十分关注西安事变。先是通电对张、杨厉声斥责,然后联合冯玉祥等人主张和平解决,反对使用武力。在审判张学良前夕,他又拜谒蒋介石为张学良求情,主张宽容对待。李烈钧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体现了他协调各方矛盾促进内部团结的一贯作风,也体现了他坚决主张团结抗日的思想。李烈钧在西安事变中的所作所为,是他的爱国思想和磊落性格的使然。     

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照片)

▲1西安事变时的游行队伍 (西安事变纪念馆供稿、▲尘西安事变时期中共代表(右至左、J.≈恩来、叶剑英、 秦邦完在西安的合影 (西安事变纪念馆供稿、V荸座落在长安县的杨虎城:恃军陵园 (黄伟、梁鑫哲摄、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照片)@黄伟 @梁鑫哲     

论西安事变与张、杨的爱国主义

论西安事变与张、杨的爱国主义房成祥陕西师范大学马列部１９３６年，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领导发动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充分表现了他们的爱国情操和英雄气概。近年来关于西安事变的史料记述、研究评论、文学作品、影视话剧都肯定张、杨是爱国将领，但有一个共同点，...     

西安事变: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点

西安事变：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点张梅玲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采取断然措施，扣押了蒋介石及其随行大员，爆发了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６０年后再回眸、审视历史的发展变化，更深感其义意重大，影响深远。西安事变的爆发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因为，...     

是支持与保护,还是出卖与抛弃——驳关于西安事变的某些错误观点

是支持与保护,还是出卖与抛弃———驳关于西安事变的某些错误观点●阎书钦申玉山西安事变期间,中国共产党对张学良、杨虎城究竟采取了怎样的政策？是支持与保护,还是出卖与抛弃？这个问题似乎已成定论,并无重新说明的必要。但是,由于事变后张、杨的个人命运和结局,...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之解决

本文依据第一手的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对有关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一些众说纷纭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主要内容包括：（１）从事变爆发后张学良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言论中可以看出，所谓张在事变过程中有过明显的动摇和悔悟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２）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基本政治诉求，即是张、杨在事变当日公开通电中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它在很大程度上与共产党一直公开宣传和积极争取的目标是一致的，已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民族主义要求；（３）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个人虽失去了自由，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蒋介石在西安所承诺的条件大都陆续得到了落实。因此可以说，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基本达到了     

论九一八事变与西安事变的内在联系

九一八事变,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旨在侵占中国东北、进而侵占全中国称霸亚洲征服世界的反动事变。西安事变,是在中国民族矛盾激化、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全国各族人民抗日救亡浪潮的推动和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的爱国主义精神驱动下发动的旨在促蒋反省、联共...     

抗战前阎锡山同蒋介石的关系

抗战前阎锡山同蒋介石的关系智效民西安事变之前，阎锡山是继张学良、杨虎城之后与中国共产党以“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关系”实行合作①，并被誉为“其守土抗战的主张确能深入民众”②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首领。近年来，人们已经从党史研究领域对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蒋介石与西安事变

蒋介石与西安事变蒋文祥在西安事变研究中，张学良与西安事变、杨虎城与西安事变以及周恩来与西安事变之类的论著已经不少，他们是西安事变的主要发动者和有力调停者，确实值得研究。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对于作为事变主要受动者的蒋介石与西安事变的研究，可以说至今还...     

亲英美派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内部的亲英美派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人在细致分析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事变真实原因和意图的基础上,率先确定以和平方式解决事变。为此,他们采取各种措施,缓和宁陕局势。同时,为了寻求和平解决事变的途径和方案,他们利用一切力量斡旋于宁陕之间。最后,经过三方谈判,最终使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与亲英美派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对此,我们应该给予客观的评价。     

中共与西安事变后的东北军

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屐的西安事变,改变了国内的政治关系。张学良将军率领的东北军在西安事变后,遭到了蒋介石的嫉恨,东调改编（实为缩编）于先,抗占中削弱消灭于后。解放战争中蒋介石又把仅存的一些东北军部队全部投入内战战场。但是,中共及其所领导的八路军在抗战战场上,与东北军密切合作,帮助东北坚持进步,坚持团结。坚持抗战,使东北军实践了张学良将军的夙愿,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试论阎锡山与西安事变

六十年前的西安事变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成为扭转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局的关键。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除取决于当事人张学良、杨虎城及共产党的有力协助外,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的态度亦不可忽视,兹述之。一、阎锡山与西安事变的发动的关系阎锡山与西安事变的发动有无直接关系,是个历史之谜。史界有论者引用某些人的回忆云:“据说…阎锡山在背后怂恿张学良反蒋,他说:“老弟,你干天大的     

张学良“临潼兵谏”抉择之探析

张学良“临潼兵谏”抉择之探析季云飞１９３６年１２月，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率部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自１２日“扣蒋”至２５日“放蒋”，历时１４天。整个西安事变，张学良前后经历了“临潼兵谏”、“和平解决事变”、“送蒋返都”三次重大抉择。对...     

西安事变前夕毛泽东致书杨虎城

从1935年12月5日至1936年12月5日西安事变前夕,毛泽东在争取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过程中,3次致书杨虎城将军。特别是1936年12月5日,西安事变爆发前夕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最后一次致书杨虎城,敦促杨虎城旗帜鲜明地站在中华民族联合抗日战线上。这封信内容丰富,态度恳切,对促进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西安事变的爆发,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试就当时毛泽东致书杨虎城的形势、内容及意义,作简略的分析。     

“联合抗日”与“统一救国”的争论——西安事变前后中国舆论的分歧与整合

西安事变发生后,逐渐成为中国舆论的焦点,媒体对于事变的走向空前关注。自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以来,在抗日的问题上,各方产生了明显的意见分歧,引发了舆论的交锋。伴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逐渐加深,争论日趋激烈,并在西安事变前后达到高潮。在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态势和民众抗日呼声日趋高涨的浪潮下,在各方势力不断斡旋与妥协下,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因此成了国内舆论整合的转折点,国民党推行的"统一救国"主张不断式微,"联合抗日"逐渐成为舆论的主流,全国抗日形势不断高涨。     

社会舆情与应变策略——以西安事变为中心的再考察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政策,为许多国民不满和质疑。愤于蒋的固执态度和专制独裁,张学良、杨虎城采取"兵谏"办法扣蒋于西安。但出乎张学良意料的是,全国各方面几乎一致要求尽早恢复蒋的自由,即使他敬重的朋友张伯苓、王芸生、张季鸾、杜重远等都不赞同扣蒋之举。面对舆论的强大压力,张学良一方面坚信自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是正确的,另一方面顺应各界希望国家统一以集中力量抵抗日本侵略的情绪,亲自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     

论杨虎城与中共关系

杨虎城与中共的关系发展实际上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 92 3年至1 92 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前,这是第一阶段,杨虎城因忠实信仰三民主义,忠实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他与中共相互信任与合作,堪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共合作的典范;1 92 7年7月至1 935年初,这是第二阶段,杨虎城顶住冯玉祥“清党”的极大压力,继续与中共合作往来,在规模和层次上也有扩展,难能可贵,“九·一八”事变后,他与红四方面军私订协定,和而不战,表明他对中共、对国共两党的作用与斗争有他自己的理解和看法;1 935年8月至西安事变前,这是他与中共关系发展的第三阶段,中共通过三条渠道与杨虎城联络停战与合作事宜,杨虎城从抗日大局出发表示接受,为中共的生存与发展乃至西北日后形成三位一体的军事、政治格局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