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续书”新论——兼与冯其庸先生商榷

<正> 一、问题的提出关于《红楼梦》后四十回续书的这场笔墨官司,据说是由胡适开头的,六十多年来一直在红学界聚讼不休.近年来,不少红学家认定后四十回并非高鹗所续,乃是无名氏的续作;也有红学家认为就是曹雪芹的原著,胡适早年提出的曹雪芹作前八十回,高鹗续后四十回的论断缺乏科学根据;有的人还认为后四十回中包含有曹雪芹的某些手笔等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新近据新华社上海1987年9月18日电文称:复旦大学统计学系副教授李贤平采用计算机科学中的模式识别法和统计学中的探索性数据分析法,并结合过去红学家发掘的资料对《红楼梦》进行研究,认为它的前八十回是曹雪芹据《石头记》增删而成(前此另有人作《石头记》,成书于1732年前后,约三十万字),其中插入他早年著的《全瓶梅》式小说《风月宝     

释“巴”——兼与曹定云先生商榷

"巴"字自甲骨文到金文再到小篆,字形一直在不断的简化,但始终保持蛇形的特点,只有识出甲骨文(巴)字中的两根竖线为毒牙,才能使巴之本义浮出水面,也使"巴"字的演变有了合理的解释。《说文》释巴为"虫、蝮",更是证实了巴之本义为毒蛇,并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历史文献及现代动物学证实,这种蛇远古时期称"巴",秦汉时期称"蝮虫",民间又称"反鼻虫",唐宋时称"蝮蛇",明代也称褰鼻蛇,现代称五步蛇或尖吻蝮。     

李秀成《书供》原稿未被撕毁——与罗尔纲先生商榷

关于《书供》原稿的真伪问题,我在1979年曾写了一篇题为《李秀成书供原稿考辨》(简称《考辨》)与荣孟源同志商榷,刊登在《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四期上。还在《考辨》未发表之前,《学术月刊》1981年第三期发表了罗尔纲先生的《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序》(简称《注序》)一文。全文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评论我和荣先生关于《原稿》真伪问题的讨论。在《原稿》确系李秀成的真迹这个问题上,罗先生和我的看法是一致的,但他不同意我所说的“曾国藩对它只有删改,并未撕毁”的论断。他持三点理由就这个问题来和我商榷。本文就是对罗先生“商榷”的再商榷。     

再论《隆中对》——兼与田余庆先生商榷

诸葛亮的《隆中对》在历史上影响巨大,既关系到三国的兴亡,又关系到有关历史人物的评价,故后人对其议论甚多,近年来不少学者还提出了新的见解。笔者认为在《隆中对》研究上,必须以确凿的史料为依据,以不偏不倚,求实认真的态度进行全面深入的钻研,才能识其庐山真面目,还历史人物的本来。下面就谈谈个人《隆中对》有关问题的一些看法,并与同志们商榷之。     

“碣石宫”质疑——兼与苏秉琦先生商榷

近年来,在辽宁绥中县境内和河北秦皇岛市北戴河海滨,相继发掘出了两座秦代行宫遗址.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建在有着壮美景观的渤海岸边,两者之间相距也不为远,约有40公里.然而,颇有意趣的是,国内某些考古学家不知何故,先后确认这两座秦代行宫遗址,均为文献上记载的“碣石宫”.据1984年12月16日《辽宁日报》报道:“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看了大瓦当拓片,肯定姜女坟遗址(即石碑地秦代行宫遗址——笔者注),就是文献上记载的‘碣石宫’.其发现意义可与万里长城相比.”另据1986年10月25日《秦皇     

《论语·先进》“小子”到底指谁——兼与陆忠发先生商榷

本文就《论语．先进》中“小子”具体指谁进行了讨论,首先从内证和外证两个方面证明“小子”并非“对地位极高的人的称呼”：其次又具体讨论了“攻”在本句中的含义,认为“攻”是“责让”的意思,是口诛笔伐。而不是动用军队讨伐;最后又联系史实、旧注得出结论,《论语·先进》中“小子”指孔子的弟子,而不是指鲁哀公。     

论“风骨”和“建安风骨”——兼与王运熙先生商榷

怎样认识“风骨”和“建安风骨”这两个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概念?学术界虽然讨论过多次,但似乎一直没有获得圆满的答案。鉴于它们由来已久、影响深远,涉及到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里的许多重大问题,因而站在宏观的高度,联系我国古代文学创作和     

岩画的“艺术”问题——兼与石华龙先生商榷

本文基于石华龙先生批判阿纳蒂教授岩画的“艺术”是“早期智人艺术自觉”和“为艺术而艺术”的产物,并得出“史前岩画并非原始的绘画艺术,它只是生活在史前时期远古人类图式交流的一种文本遗存”,笔者以此为出发点,根据石先生引用的材料、对阿纳蒂的认识和史前“艺术”的理解三个方面给予了论述,认为石华龙先生的有些推论是武断的,并就岩画的“艺术”向石先生求教.     

评余冠英先生《诗经选》——兼与余先生商榷

建国以来出版的几十种《诗经》新注本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当推余冠英先生的《诗经选》和《诗经选译》。这两本书自五十年代问世以来,几经重印,在社会上和学术     

《周易》占卜灵验辨说——兼与杨伯峻先生商榷

在《左传》、《国语》等古籍中常常可以看到用《周易》进行占卜的现象,而且有时还很灵验.如《左传》闵公元年载:"大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以灭耿、灭霍、灭魏.……赐毕万魏,以为大夫.……卜偃曰:'毕万之后必大.……'初,毕万筮仕于晋,……辛廖占之,曰:'吉.……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毕万是周代毕国的后裔,到他本人,早已衰微,沦为一般自由民.到这时,他刚到晋国作官,作战有功,得到魏邑的赏赐,职位为大夫.《左传》作者说毕万所占得的卦是"公侯之卦",他的后代一定会"复其始",意思是恢复为国君.后来,毕万的后代魏斯果然称侯,是为魏文侯.     

官僚制之后是什么?——兼与张康之先生商榷

官僚制是适应于工业化以来不断结构化的社会管理需要的一种行政体制 ,它既以市场作为自身组织原则的来源以满足现代社会的效率要求 ,同时又是对市场的制约以达到社会公正目标 ,但是在自由主义制度设计下 ,形式法治下的程序公正和市场之个人成就效率标准构成了官僚制的边界 ,在这个边界内 ,官僚制与市场一致产生了马克思所批判的物化现象。但是 ,解决官僚制的这个问题 ,本身不应该在官僚制之外为它提供一个道德标准 ,把现代社会的持续发展之重任交给自律的道德的行政主体 ,更不是把社会管理交给自发的市场 ,而是在市场之上设计以社会成就标准的行政体制 ,以程序正义积极推动实质正义的实现。     

论“认知”与“认识”的分野——兼与赵璧如先生商榷

本文论述了“认知”与“认识”的分野以及现在用“认知”取代心理学中“认识”一词的必要性,其意义在于:(1)有助于准确概括认识的心理过程;(2)有助于心理学概念体系的完善;(3)有助于我国心理学与世界心理学的联系与统一。     

前苏联垮台的教训是什么——兼与魏巍先生商榷

《中流》杂志社今年发行的《中流文选 ( 1 )》 ,刊登了魏巍先生的文章《在新世纪的门槛上》 ,文章全面宣扬“文化大革命”的“继续革命论” ,对邓小平理论进行含沙射影的甚至明目张胆的攻击 ,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成绩 ,是需要认真加以研究批判的。这是一篇“奇文” ,应当“共欣赏”。而且要对其疑义相与分析。这里仅就魏文中涉及前苏联前苏共如何垮台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原苏联共产党中央书记 ,现为俄共中央书记的久加诺夫对此有所评论 :苏联共产党垮台的真正原因是它的三垄断制度 ,即共产党员以为自己想的说的都是对的———垄…     

张少康先生新著《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研究》述评——兼与张少康先生商榷

张少康先生的新著<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研究>是当下"龙学"研究的新成果.其对刘勰家世、生平、思想的考证非常严谨,对刘勰的"原道"、"虚静"、"言意"、"风骨"等学说的论述非常透辟.而对"文之枢纽"部分<正纬><辨骚>篇的解读、刘勰的文学观念和<文心雕龙>的体例、刘勰"唯务折衷"的方法论等问题的解释却值得商榷.     

徐子平与“子平术”考证——兼与刘国忠先生商榷

徐子平是五代末北宋初的一位隐士,他对以年干支为主、使用纳音五行推算禄命的"李虚中术"做了改进,创立了以日干为主、正五行论命的"子平术"。"子平术"自创立以来,其传授方式一直通过师徒秘授的方式,经过冲虚子、僧人道洪传承,在南宋末期传到徐大升手中。徐大升将"子平术"系统化,写成了《渊海》、《渊源》两书,使得"子平术"摆脱了秘授的传播方式,进而为大众所知晓。正是"子平术"隐秘相传的历史,使得许多学者对徐子平以及"子平术"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     

社会与社会学——兼与潘修华先生商榷

有学者宣称：中国没有＂社会＂。这是一种民粹主义观点。中国不但有社会,而且有世界上发育最完备、组织化程度最高的社会。最根本的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而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社会学。     

《山海经》文化精神的再认识——兼与刘再复先生商榷“原形文化”与“伪形文化”

斯宾格勒在其著作《西方的没落》中论述阿拉伯与俄罗斯文化时指出,由于受外来文化的入侵及影响,阿拉伯文化与俄罗斯文化发生了严重的变形。斯宾格勒将这种受外来文化影响而产生变形的民族文化称为"伪形文化"。刘再复先生借用斯宾格勒"伪形文化"这一概念,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并作原形文化与伪形文化之区分。他以其认定的《山海经》所体现的文化精神为标准,将体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精神的文化典籍称为原形文化,将背离这一文化精神的文化典籍称为伪形文化。根据这一原则,刘先生将中华古典文学四大名著区分为:《西游记》、《红楼梦》是原形文化,《三国演义》、《水浒传》是伪形文化。本文对《山海经》所体现的文化精神进行了新的梳理,提出了与刘先生不一样的认识,即《山海经》所体现的文化精神是优劣并存的,并非只体现优秀文化精神。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四大名著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与刘再复先生不一样的看法:《三国演义》、《水浒传》并非中华文化的"伪形",而《西游记》、《红楼梦》并非只体现优秀文化精神的"原形文化"。     

“楚齐联盟”释《九歌》异议——与翁银陶先生商榷

近读翁银陶君《(九歌>——楚齐联盟的颂曲》(载《江汉论坛》1989午第10期)未敢苟同,略呈己见如下。翁文把《九歌》定性为“楚齐联盟的颂曲”,立论是建筑在“楚人本属东方夷族”和“齐、鲁、宋、卫等国均为东夷之国”这块沙滩上。的确,“先秦时代的上帝有严格的部族界限,部族不同,所供奉的上帝也不同”(引见翁文,下未注明的引文均同此)。但这种情况存在于战国时代以前,春秋时代已有变化。根据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的分析,我国古代大体分为华夏(西)、     

是“复辅音声母”还是“多音节字”——与蔡永贵先生商榷

蔡永贵撰文对上古汉语存在复辅音声母的假说提出质疑,并提出“上古时期汉语词汇中就存在双音节及多音节词”和“上古曾有过双音节字”的新假说。然而,从汉语自身特点和发展规律、语言实践事实等角度,考察蔡文的论证和论据,可以确认上古汉语存在复辅音声母的假说是成立的,蔡氏的新假说大可商槯。     

帕累托效率的“最优”——兼与王则柯先生商榷

帕累托最优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貌似公允地要求 ,在改善一些人的境遇时 ,不能损害到其他人。但它只是资本家及其学者用来对付工人争取自己利益的骗人说法。关于它的辩护是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