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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之前有无“乐府”官署的存在?这个问题,自颜师古注《汉书·礼乐志》“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文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一段话,释“乃立”为“始立”以来,人们极少异议,“乐府”为汉武帝首创,成了传统的定论。一九七七年,陕西秦始皇陵附近出土一枚秦代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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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光武帝纪》 :“其敕公卿举贤良方正各一人” ,李贤注曰 :“武帝建元元年 ,始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也。”余按 :武帝建元元年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有之 ,见于《汉书》本纪 ,然不当言“始”者。《汉书·文帝纪》孝文二年诏曰 :“乃十一月晦 ,日有食之 ,……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 ,以匡朕之不逮。”十五年“九月 ,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 ,上亲策之 ,傅纳以言。”是为确证。《后汉书·光武帝纪》 :“匈奴遣使来献 ,使中郎将报命。”李贤注曰 :“《匈奴传》云 :‘令中郎将韩统报命 ,赂遗金币。’”余按 :…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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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赋正式形成于汉代也兴盛于汉代,这似乎不存在什么异议了。《汉书·艺文志》于“六艺”、“诸子”之外,昭然别立“诗赋”一门,可看出汉人对辞赋的特予重视;《汉书·艺文志》收列“歌诗”314首(包括“乐府”),而赋为900余篇,后者数量约为前者两倍之多,更表明了汉人作赋的热情和踊跃。《文心雕龙·诠赋》篇称:赋之于汉“蔚成大国”;又说:“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余首。”(按班固已有类似的话)看来都并非夸大之辞。然而,使人困惑不解的是,正当汉赋发展大骋其势、成绩可观之际,却猝然响起了否定赋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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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汉书·王子侯表》载:元朔二年(前127年)主父偃献策推恩后,武帝“制诏御史:‘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号名。’自是支庶毕侯矣。”《汉书·武帝纪》亦载:元朔二年诏下之后,“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可见,班固认为主父偃献策推恩后“王子毕侯”。后人莫不沿袭此说。如清人齐召南曰:“至主父偃之策行,则王子无不封侯,而诸侯益弱矣”(《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后附考证,见《四部备要》第15册第391页)。张维华先生曰:“偃策得行之后,诸侯王子弟亲属,无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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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记》互见法看其历史价值观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互见法乃史家常用之法.李笠曰:“史臣叙事,有缺于本传而详于他传者,是曰‘互见’.”堪称确论.但他又说:“史公(指司马迁——引者注)则以属辞比事而互焉.以避讳与嫉恶,不敢明言其非,不忍隐蔽其事,而互见焉.”则失之皮毛.“避讳”“不敢明言其非”何以当‘史德,“史笔”之誉?况《项羽本纪》位于《高祖本纪》之前,未睹高祖之丰采,先见沛公之卑劣,刘邦后裔连此也看不出来么?东汉卫宏《汉书旧仪注》曰:“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三国志·魏志·王肃传》中亦有此记载,何谓“不敢明言其非”?对项羽的描写亦多互见之处.项羽,刘氏之大敌,何“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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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七言诗形成于何时?在现存诗篇中,哪一首才是最完整而又最早的七言诗?历来的文学史家对此都有极其浓厚的研究兴趣。清人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六《七言在五言之前》一文中说,“《荀子·成相》,荆轲送别,其七言之始乎?至汉而《大风》、《瓠子》见于帝制,柏梁联韵,一时称盛,而五言靡闻。”闻人达亦主此说,认为“至武帝《秋风》、《柏梁》,其体大备”(《古诗笺·凡例》)。既然武帝时已是七言诗“称盛”和“大备”的时期,毋庸置论,七言诗在这时是应该早已形成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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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七日《文汇报》第三版载有《“楚”“荆”小考》一篇考证性的文章。文章中有句话是这样说的:“《汉书·高帝纪》贾逵注也引以《史记·正义》(似应作《史记正义》或《史记》正义,因‘正义’并非《史记》篇名——笔者),认为‘秦庄襄王名楚,故改讳荆,遂行于世’”——并且注明,这句话在《汉书》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8页。看副这句话,不免要引起两点疑问:其一,现在见到的东汉班固撰的《汉书》,虽然后世注家多至数十人,但通行的只有唐初人颜师古的注。历史上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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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山的得名,共有四种说法:一、《汉书·地理志》谓此为“略畔道”,音转为“六盘”;二、因古代山上多鹿,传说有人曾沿着曲折山路追赶小鹿,因而有“鹿攀山”之名;三、因山路迂回曲折,古盘道六重始达山顶,故名;四、因“金人开洛盘道,故名”。以上说法中,第二种是近年才整理发表的传说,不足为据;第四种载于《甘肃新通志》,但遍查《金史》,得知金人开的是“六盘山水洛城”之路,此时六盘山早已得名,故此说也不能成立。现在要仔细分析一下第一种说法。因为它已被近年的一些著述广为引用,而且有《汉书·地理志》为证。经查,《汉书·地理志》的略畔道为县名,列在北地郡下。而六盘山当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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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所谓“经学”,是指古代以至近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化史家,对以孔子为代表的、经过封建专制政府“法定”的儒家经籍的阐发和议论。经籍主要是指《诗》、《书》、《礼》、《易》、《春秋》。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上述五部著作便被法定化,从而具有了“经典”的含义。有了“经”,自然就有了“经学”。考诸史籍,“经学”一词最早见于《汉书·儿宽传》,载云:武帝时,“宽为椽,见上,语经学,上说(悦)之。”从此,经学作为封建统治思想,作为特定的意识形态,整整延续了二千多年,历代经学著作,汗牛充栋,可谓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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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史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新探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学术界受《汉书》的误导,常把“秦汉”并称,不妥。秦、汉之间,应有“后楚、楚汉战争”;两汉之间,应有“新、更始之乱”等时期。《汉书》还从古为今用的角度,全面作伪董仲舒传,编造汉武帝尊儒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事实上,汉武帝尊儒是“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并且崇尚的儒学是《七经》,不是仅仅《五经》;其中最重要的又是《孝经》,不是《公羊》;《公羊》、尤其董仲舒的《公羊》学是武帝时期滋生酷吏的温床。同时,对学术界常说的“汉承秦制”也要正确理解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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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罗其湘、汪君《秦代东渡日本的徐福故址之发现和考证》(《光明日报》1984年4月18日)一文认为,徐福为齐琅邪人,故址徐福之乡即今赣榆之徐阜村。大均读之,觉其中颇多商榷之处,谨撰此文就正于罗先生及海内外专家。《汉书补注》讲得明白,徐福之故址乃汉时徐乡县,属今山东黄县。《汉书·地理志上》:“东莱郡……县十七:掖、睡、平度、临朐……徐乡。王先谦《汉书补注·徐乡条》云:“成帝封胶东共王子炔为侯国,见表。于钦《齐乘》云:盖以徐福求仙为名。《续志》:后汉省。《一统志》:故城今黄县南五十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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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史载周族古公亶父之子太伯、仲雍南奔荆蛮,“自号句吴”,至其十九世孙寿梦时“称王”,始为强国。然而,“句吴”究竟因何取名,其含义是什么?史家争议颇大。有的说是地名,《史记·吴太伯世家》刘宋裴骃《集解》引宋忠语谓:“句吴,太伯始所居地名”;有的认为“吴”是国号,而“句”则为夷语之发声,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称:“句音钩,夷俗语之发声也,亦犹越为于越也。”《左传》“宣公八年”孔颖达《正义》也说:“句吴,句或为工,夷言发声也”;东汉赵晔《吴越春秋·吴太伯传》:“古公卒,太伯、仲雍归赴丧毕,还荆蛮,国民君而事之,自号句吴。吴人或问:‘何像而为句吴?’吴太伯曰:‘吾以伯长居国,绝嗣者也。其当封者,吴仲也,故自号句吴,非其方乎。’荆蛮义之,从而归之者千有余家,共立以为句吴。”如此,则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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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我在《“天下为公”原义新探》(载《文史哲》1984年第四期)一文中认为,《礼运》“天下为公”的“公”,是汉初新道家的“公”,是公正、公平之公。郑玄训它为“共”:有重新考虑的必要。不过,郑玄之所以训它为“共”,应该事出有因。这里想作点补充说明。《说苑·至公篇》:“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群臣而议曰:‘古者五帝禅贤,三王世继.孰是将为之?’博士七十人未对。鲍白令之对曰:‘天下官,则让贤是也;天下家,则世继是也。故五帝以天下为官,三王以天下为家。‘……”《汉书·盖宽饶传》记盖宽饶曾引《韩氏易传》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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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9年版《辞海》对“实事求是”的本义是这样解释的 :“《汉书·河间献王传》 :‘修学好古 ,实事求是。’颜师古注 :‘务得事实 ,每求真是也。’谓根据实证 ,求索真理。”这个解释不够准确 ,其不准确性集中反映在对“根据实证 ,求索真理”中的“求索真理”一语的解释太过现代化 ,有违本义。要准确理解“实事求是”的本义 ,必须从文献出发 ,结合特定的事实。《汉书·卷五十三·景十三王第二十三·河间献王刘德传》记载刘德主要就是两件事 ,一是治学事迹及其影响 ;二是献《雅乐》和应对汉武帝的策问。对前者 ,《汉书》是这样…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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