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诗》论之产生和发展

我国号称“诗的国度”,诗歌创作极其发达。在有文字记载的三千余年历史上,曾经产生诗经、楚辞、汉赋,汉乐府、魏晋六朝古诗、唐诗、宋词等一系列诗的高峰。从西周到两宋,诗一直雄霸文坛,下及清代,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都是不可忽略的。古代诗歌的发达,必然地带来发达的诗论(即诗歌的理论和批评)。诗论在古代文论中的重要地位,与诗在古代文坛上的重要地位是相互呼应的。从孔子论“诗三百”,到王国维的《人间     

诗教与诗国

:“诗教”代表着中国儒家最基本的诗歌观念 ,就像全部儒家学说深刻地影响着整个传统文化一样 ,以“诗教”为中心的儒家诗学观念影响着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 ,造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极其深厚且极具民族文化个性的诗歌传统。     

“诗佛”的诞生:一种诗歌美学境界的标举

中国古代诗史上拥有“诗佛”称号的诗人并非王维一人,然而只有王维成为现代研究视野中唯一的”诗佛”.王维被令人视为“诗佛”不是出于“诗中之佛”的宗教膜拜心理,而是由于其“诗中有佛”的独特审美境界.现代学者对王维诗歌艺术的体认建立在明清诗论的基础之上.古今论者共同参与了王维“诗佛”说的建构,当今的王维“诗佛”说进一步确立了王维诗歌的美学意义和诗学地位.     

戏曲歌词承接与联章诗关系探讨

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 ,是新近学术热点之一。它已由诗歌、散文、戏曲和小说四大类体裁板块 ,即文学文体各自内部分类研究 ,扩展到文学文体与实用文体之间的互相影响、互相融合研究 ,进而从文化视角来透视文体形式所积淀的深厚“意味”。我新近的研究兴趣和重点就是中国古代戏曲文体。作为一门综合性很强的文体 ,戏曲内部结构颇复杂 ,欲对其体制、渊源、流变等作整体描述和思考 ,需先从其局部构成因素入手 ,进行个案考察。这里只探讨联章诗或组诗与戏曲歌词承接之间的关系 ,以考察诗歌联章对戏曲歌词承接的影响。王国维有感于“元人之曲” ,…     

王夫之的诗歌理论对中国诗学发展的贡献

王夫之是哲学家 ,也是一位美学大师。他在诗歌理论方面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 ,如对“诗以道情”说的深化和对“情景统一”的强调等 ,从而确立了他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的地位     

从鸦片战争诗歌的新变看中国第一批近代诗人的心态变异

<正> 诗人是时代的产儿,诗歌是诗人心灵的羽化。150年前,伴随着中英鸦片战争在中国古老大地上的战幕拉开,中国近代诗坛涌动起第一个声势浩大的爱国主义诗歌创作高潮。然而,学术界对鸦片战争诗歌以及整个中国近代80年的诗歌创作的成就评价不高。究其原因,大概在于中国原本就就是一个“诗国”。不要说“诗二百”早已被奉为“经”,汉魏诗以“骨力”特健被千古以下奉为楷模,单单是那群星灿烂的唐代诗坛,几乎把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推向了极致,令多少后代的诗擘硕子发出“盛唐之下无好诗”的叹谓。其次,中国古代主宰     

评“诗无达诂”说

关于诗歌的解释,中国自古即有“诗无达诂”之说。它之产生是有社会依据的。在每个民族的文学形态里,诗歌的历史都是最古老的。当文学尚处于口头创作的原始阶段,先民们即将生活经验、民族传说、宗教信仰、感性体察等以韵语的方式加以概括,使之便于记忆和流传,于是产生了早期的诗歌。这时的诗歌远非纯文学观念所能理解的,它具有经典的性质,对人们的行为模式有着指导意义。我国商、周时代的先民诗歌即被视作同古代政书、训诰、誓辞等一样,长期成为政治生活与伦理生活的准则。春秋时人们认为：“《诗》、《书》,义之府也”。（《春秋左…     

“学者以治生为本”──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人生信念的嬗变

“学者以治生为本”──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人生信念的嬗变胡发贵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士”一直是个特殊的社会阶层。说其特殊，一方面缘在士位于“士农工商”四民之首，具有显赫的社会名望与地位，另一方面，作为识书达理的知识分子。他们既肩负着开创、转承封建文明，更担...     

现代新诗的语言与文体问题再认识

胡适认为现代新诗的语言是白话,古诗中"明白清楚近于说话"的诗就是"白话诗".这不仅混淆了诗歌艺术语言与日常语言之间的界限,也混淆了古代优秀诗歌和普通白话诗的差别.在胡适的影响下,新诗以未经艺术加工的白话语言走向了"非诗"的道路.鉴于诗歌文体对于审美语言的形成具有一定的规范和引导作用,新诗一直试图摆脱自由文体,建立文体规范.在新的成熟文体出现之前,新诗应该以必要的"诗体意识"对诗歌创作进行内在的规范和引导.     

从踵事增华到虚实相生——中国古典小说与史传文学艺术渊源探微

<正> 章学诚《诗教》(上)认为中国文学“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这话不无道理。追源溯流,各种文体,无不与战国以前的“经”、“史”密不可分。中国古典文学之“典”,大都与战国以前的文学有关。一树千枝,一源万派,这是源与流的关系;千枝一树,万派宗源,这又是流与源的关系。《诗经》中的比兴,成为诗家的正宗,魏晋以后浮艳之什,终不能动摇它的统治地位。《左传》、《国语》一直被后世史家作为叙事、记言、写人的楷模。后世之传记、笔记、传奇,无不取法于此。文体虽异,而手法相通。试以古典小说而言,究其艺术渊源,与“经”、“史”就有亲缘关系。从史籍看,不论是史诗,还是史书,都不一定是实录,而是存在着程度不同的“虚饰”。《诗经·大雅·生民》篇,对姜嫄生后稷的记     

论中外诗歌中形异及形异诗的价值

诗是最讲究语言形式的艺术 ,中国古代诗歌中都存在对正统诗体的形异现象 ,产生了大量形异诗。形异是一种文体创造 ,因此形异诗具有特殊的文体价值。形异诗创作对人的空间智能的科学运用十分有助于诗人的艺术思维和创作。这是与“形异”能够更好地表现情感、包含内蕴和指呈内容的价值同等重要的价值     

“唐音”中的“宋调”——盛唐诗歌中的议论、散体化与用典

盛唐诗歌的审美范型一向被作为与宋诗对立的正面典范。人们批评宋诗的三大主要缺点“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时,往往以盛唐诗为鉴,因而盛唐诗给人以有情韵没有理致,讲格调不讲意兴,写情景不涉典故的印象。其实作为后人眼中诗歌的最高典范,盛唐诗歌已经蕴涵了宋诗的某些音符,这来自于中国诗歌主体精神——言志、抒情和风雅比兴传统。     

中国古典诗歌批评中的“味”

“味”是中国古典诗歌批评中的重要范畴之一。以味论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中国古代诗论家和现当代理论家对此进行了多方面的阐释,但对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理论特点和演变轨迹尚缺乏深入的探讨。本文试图从中西美学对于味在审美理论中的巨大差异入手,以钟嵘、司空图和苏轼的“诗味论”为重点,探讨诗味论的发展演变过程,并力图揭示“诗味论”与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内在联系以及与审美理想演变的关系。以味论诗,积淀着汉民族经验性思维的性格特征。与西方人长于理性分析、思辨人奥不同,中国古代极…     

建安风骨与盛唐气象的美学定格

建安风骨与盛唐气象的美学定格陈长义建安诗歌和盛唐诗歌，是我国古代诗歌坛上两座辉煌的艺术高峰，显示出强大的艺术生命力，成为后代诗歌创作的范式。建安诗歌的美学特征，人们将它概括为“建安风骨”或“建安风力”、“汉魏风骨”等等。盛唐诗歌的美学特征，人们则以“...     

中国古典诗歌的末路英雄——陈三立诗坛地位的重新评价

在中国近代诗歌史上,陈三立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李之鼎说陈三立“天下久震矜其诗,以为足绍西江诗派”(《宜秋馆诗话》),杨声昭说“光宣诗坛,首称陈(三立)、郑(孝胥)”(《读散原诗漫记》),而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则以“都头领天魁星及时雨宋江”当之,可见陈三立显赫的地位。     

略论中国古典诗歌创作中的以"理"入诗

中国古典诗歌虽以“吟咏性情”为主要特质,却并不缺少“理”的艺术构成。在中国古代诗学中,“理”的合法性虽曾受到质疑,但以“理”入诗则又是历代皆有的诗学现象。无论先秦、汉、魏晋、唐、宋及至明清,理性光亮在古代诗苑中一路闪耀,从未停息。随着诗歌发展的不同阶段,理思的构成显现出不同的形态和程度。以“理”入诗的高层境界不失形象宛然、情韵悠长的诗性品格,而直下理语、缺乏情致的粗陋说教则多为人所诟病。     

论诗歌的灵视

诗歌的灵视这一命题,在我国诗坛上,近几年开始为许多诗人所注重,为诗学理论家所青睐。诗人流沙河在《星星》诗刊上,显赫地写上“灵视”二字,理论家杨匡汉在《文学评论》上,把“灵视”与“感觉”、“意象”、“情绪”等命题相提并论,使灵视在诗歌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地位。然而,所谓灵视,     

“前空千古,下开百世”的“尝试”——胡适的诗学及其艺术实验

早在晚清文学改良运动中,黄遵宪等人就曾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意欲发动一场诗歌运动.但是他们对诗歌的改良,只是试图将新的思想,新的名词装进旧诗词的艺术形式中,或主张“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却没有认识到诗歌语言和文体变革的重要性,所以,戊戌后的文坛,虽然出现了一些鼓吹革命,高扬自由平等的具有新思想的诗,但现代意义上的新诗并未出现.“诗界革命”为后来的五四文学革命和新诗运动提供了借鉴,这个借鉴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须从“文的形式”入手,改变诗歌的语言和文体,从根本上铲除旧文学的“妖孽”.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以他一系列理论主张切入了文学形式的改革.文的形式的大解放,一举摧毁了“已死的文言”的大厦和僵硬的文体的躯壳,使“丰     

论荀子和屈原的诗学观

荀子与屈原,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最早自觉地“作诗言志”的两位文学家。荀子通过作《佹诗》将已成为文献的《诗》还原为文体的诗,并界定诗人所言之“志”应在“圣人之道”的范畴,这对汉代诗学有着巨大的影响。屈原是新体诗的创造者,他在《离骚》、《九章》中所表现出来的诗学观念,归纳有三:一是“发愤以抒情”,“抚情效志”,确认诗是表达个人情志的文体;二是“露才扬己”,突出抒情诗歌的个性化表现;三是“怀质抱情”,“内美”与“脩能”并重,以“情”为文采与美的表现。屈原这些诗学观念,奠定了中国抒情文学的理论基础。     

胡适没有受到意象派的真正影响——兼论胡适提出"作诗如作文"的原因

意象派诗歌运动和新诗革命是中西方诗歌史上最大的自由诗运动,前者是诗的技术的小改良,后者是诗的文体的大革命。意象派运动在诗的内容的世俗化和诗体的自由化上,确实影响了胡适及中国的新诗革命。但是胡适所受的影响远远没有通行的观念认为的那么巨大。胡适的“八事”与意象派的“三条原则”和“六条原理”都有巨大差异。中国的国情和胡适做人做学问的个性使他夸大了意象派运动的文体革命及诗体解放的程度,故意忽视意象派的精髓:高度重视偏重于图像而非象征的意象、清晰和有力兼顾的凝炼和适当保留格律形式的诗的音乐性。意象主义的“意象”与中国的“意象”颇异,im agism更应该译为“意像主义”或“具象主义”而不是“意象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