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中国哲学”三人谈

近百年来,中国哲学的研究,存在着一种依傍、移植、临摹西方哲学或西方哲学的某家、某派理论的倾向。有学者认为,这是对中国哲学的史料“梳妆打扮”、“削足适履”去填充西方哲学的表格或框架。这样做的结果,使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丧失了,中国哲学成为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史。因此,提出“重写中国哲学”的问题,希望能够建构一种真正纯粹的、用本民族话语来叙说的“中国哲学”。为此,我们组织了“重写中国哲学”三人谈,现推荐给读者,希望能给学界以新的启示。     

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特质及其价值

“人性”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直接主题 ,否认了人性可以成为哲学思考的出发点 ,也就抹杀了中国哲学的特质。与西方哲学一开始就把“智慧”引向认知的方向 ,从“对象意识”走上概念化的逻辑思辨之路不同 ,中国哲学关注的是完善人的生命本性、开发生命的内在价值 ,由此发挥了注重义理性的悟觉思维。中国哲学讲求“悟道” ,通过“道”的把握来表达人的超越性理想和形而上追求。实际上 ,哲学给出的并不是一个实在的世界 (这是科学的任务 ) ,它只是一种如何在现存世界贯穿人的观点、人的态度、人的理想的标尺 ,以及如何进一步升华人性、提高人生价值的精神意境。在这点上 ,中国哲学的表达方式显然是有优越性的。     

20世纪现代西方哲学的趋势

有道是 :“2 0世纪西方没有哲学。”此话有两层意思 :一是“河清无大鱼”。在 2 0世纪西方哲学舞台上再也见不到从前那种包罗万象的伟大哲学体系 ;二是“玛赛克式的多元化”。哲学流派林林总总 ,但没有一个流派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充当整个西方哲学的代表。各派哲学划地为牢 ,彼此对立 ,甚至同一个流派的哲学家之间也迥异其趣。由于缺乏完整而连贯的哲学图景 ,我们很难把 2 0世纪西方哲学作为一个统一的历史运动来把握。尽管如此 ,2 0世纪各派哲学之间、各哲学家之间也不乏一些世界观、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上的相似之处和相通之处 ,从而透过多元…     

论所谓现象学“革命”的实质——三论现代西方哲学的党派性

<正> 我在《现象学运动与哲学基本问题》一文中曾经试图通过分析现象学运动对待哲学基本问题的态度和解决办法这一侧面来阐明现代西方哲学的党派性质;本文试图从分析现象学“革命”论的另一侧面来阐明现代西方哲学的唯心主义哲学路线的党派性实质。由现象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E·胡塞尔(1859--1938)     

论柏格森生命哲学对梁漱溟新儒学思想的影响

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于1913年经《东方杂志》的介绍而传入中国,1919年至20年代初在中国哲学界广为传播,成为影响中国哲学界的“显学”之一。20世纪中国新儒家的儒化的生命哲学就是在柏格森思想的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作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梁漱溟热烈地推崇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不仅在西方哲学史上是“迈越古人”,而且是替儒家学说的复兴“开了先路”。帕格森的生命哲学启迪他用这一新传入的西方哲学思想来重新诠释儒学,从而也用儒学来改造西方哲学而使之“中国化”(实为儒学化)。他在1921年发表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就是儒化的生命哲学的一部代表作。 目前研究中国现代哲学史的论著至多只是简略地提到柏格森生命哲学对梁漱溟思想的影响,并没有对此作专题研究,本文试图弥补这一不足,以推动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的深入。     

对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的认识

19世纪中期至 2 0世纪初期是西方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极为特殊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 ,发生了两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事件 :(1)马克思在西方哲学的土壤上实现了哲学发展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变更 ;(2 )一批反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哲学家最早推动了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既然以 2 0世纪的哲学为主体的现代哲学是从 19世纪中期以来的哲学发展而来的 ,那么 ,重新认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以及现代哲学先驱们发动的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的真实含义以及二者的关系 ,对于我们准确地理解现代西方哲学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牟宗三“两层存有论”的道德形上学

牟宗三先生从道德的形上学的层面,直下地论证道德主体即宇宙本体,他通过对西方哲学(主要是康德哲学)的深入理解来透视中国哲学(特别是宋明理学),重建中国哲学。他的原创力尤其表现在他创制的“两层存有论”上。这是当代新儒家哲学的一个标志,也是第三期儒学的一个范本。     

试析中西哲学开端模式

试析中西哲学开端模式□占建志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哲学家们大都认为古希腊人泰利士是古希腊哲学的创始人。黑格尔在其洋洋百万言的《哲学史讲演录》中把泰利士称为西方哲学的始祖，认为泰利士提出了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哲学命题“水是万物的本原”，而中国则不存在哲学...     

马克思哲学:一种价值论哲学

马克思是如何实现人类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的 ?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属性究竟是什么 ?在经过了 2 0多年“恢复马克思哲学真精神”、对马克思哲学进行“返本开新”的阐释和解读之后 ,对第一个问题我国哲学界已经在学理上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回答且基本上达成共识 :马克思哲学是一种具有当代意义和价值的“现代哲学”。可是 ,在对具有现代哲学特征的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属性的具体理解上 ,哲学界却出现了以王南的“现代实践哲学”(或“人类学哲学”)和高清海的“人学”为主要代表的两种各自表述的理论路向。这表明 ,关于马克思哲学的属性问题 ,迄今仍悬而未决。笔者认为 ,“现代实践哲学”论与“人学”论是内在一致的 ,二者实际上指向的都是一种“价值论哲学”。将马克思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有’‘无’之辨”(即西方哲学中的“存在论问题”)和以“语言学转向”、“后现代哲学”为标志的现当代西方哲学联系起来 ,表明马克思哲学是一种价值论哲学。确认马克思哲学的价值论哲学属性 ,是时代给中国哲学提出的一个必然要求 ;将马克思哲学理解为一种价值论哲学 ,就是对第二个问题的合理解答 ;确认马克思哲学是一种价值论哲学 ,其意义相当深远。     

费尔巴哈哲学:现代哲学的重要开端

过去人们只把费尔巴哈哲学看成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哲学的中间环节。这是对费尔巴哈哲学的狭隘性理解。费尔巴哈哲学是现代哲学的早期形式。费尔巴哈哲学对西方现代哲学的重大贡献表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从根本上克服了雄霸西方 2 0 0 0多年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哲学 ,开创了历史赋予的“转向”的工作 ,用“感性哲学”替代 2 0 0 0多年逻各斯主义的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 ,用“思维的直观”替代主客对立的思维方式 ,确定人是哲学的核心和全部秘密 ;另一方面是用“新哲学”寻找早已失去的但曾是本己的家园。历史发展充分证明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理性直观”等概念是一些极具张力的范畴 ,费尔巴哈的整个新哲学和崭新思维方式为现代西方哲学打造了“宽阔”的发展平台     

从“依傍”走向主体自觉——中国哲学史研究何以回归其自身

近百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由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到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发生了由“中国的哲学”史到“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历史转化,冯友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哲学史》是“西方哲学在中国”的经典之作。这一研究思路是“依傍”西方哲学的表格或框架到中国古籍中筛选资料填入已有的表格或框架中,是用西方这一特殊形态的哲学去剪裁中国这一特殊形态的哲学,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丧失了,中国哲学史变成了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现史,学者们原想以此论证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结果却导致更深层的“合法性”危机。由此,中国哲学史必须从“依傍”走向主体自觉,由“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现式研究回归到“中国的哲学”史即中国哲学固有义理逻辑展开历程的研究。     

哲学发展的回眸与思考

2 0世纪的哲学发展 ,具有如下三个特点 :就西方哲学发展的进程来看 ,经历了从“上帝死了”到“人死了”的变革 ;就中国哲学发展的进程来看 ,经历了从“哲学的断裂”到“哲学无用”的变迁 ;就世界范围哲学发展的情况来看 ,社会生活的变化为哲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展望 2 1世纪 ,哲学发展将呈现如下特征 :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将从交锋到交汇 ;马克思主义哲学必将获得新的发展。     

海德格尔哲学思想与现代行为经济学的产生

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困境的根源在于西方传统哲学的危机。传统的西方哲学只是侧重于从科学计量的角度来理解“时间”和“空间”。他们所理解的“人”,只是一种具有特殊“理智”这种功能的“动物”,因而“历史”也不过是一种更为复杂的因果系列,由此在经济学中演化出“经济人”范式。海德格尔对西方哲学进行了重新解构,回答了“真正的人性在哪里?”“人到底是如何存在的?”这一现代哲学的核心问题。海德格尔对“人”的理解也影响了一大批现代经济学者,推动了现代经济学的演进与行为经济学的产生。     

从“哲学在中国”到“中国的哲学”——中国哲学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展望

概括而言,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走过了一条以“哲学在中国”为逻辑起点并不断向“中国的哲学”生成的道路。百年来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展示了一种不尽同于西方哲学主流传统的哲学形态。面向未来的中国哲学,应当根本改变迄今为止在相当程度上依然将西方哲学等同于人类哲学之共相的状况:一方面,还西方哲学作为人类哲学殊相之一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通过深入、系统地开掘出中国哲学不尽同于西方哲学的智慧精神以进一步丰富哲学的内涵,不仅凸显并同时涵容中西哲学之基本精神以及作为人类哲学之共相的哲学特质,而且在人类哲学之一般的高度上,确立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平等齐一的人类哲学殊相之一的地位。为达此目标,中西哲学之间应当达成双向互动的“诠释圆环”。     

儒道的超越问题

哲学在人生论上是寻求人生的安身立命之本。寻求人生在世的意义何在？东西方哲学皆然。“只不过中国传统哲学是以内在超越为特征,而西方哲学（包括基督教哲学）是以外在超越为特征。”①这种分类是非常有意义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东西方哲学的各自特点。但我认为中国哲学的儒道两家,真正能称得上内在超越的应是儒家而不是道家,在主干精神上道家更偏向一种外在超越。本文拟对此作以下讨论。一、什么是超越？什么是内在超越？什么是外在超越？１、关于超越人是生而“在世界之中存在”的,人无法超越这个人之为人的基本存在前提,“‘在之中’是…     

论哲学的人文转向

李旭炎在《南开学报》2 0 0 0年第 1期撰文认为 ,必须把哲学的人文转向作为一种思维范式来理解。建立在意义 (价值 )、理解、主体间性等范畴基础上的现代西方哲学的人文转向 ,是对传统哲学的批判和超越 ,标志着哲学思维方式、哲学对象、功能和本质的全面的根本的转向 ,在特征上表现为本体论的解构、对认识论的意义追问和对自然科学基础的诘难。这些正是现代西方哲学人文转向留给我们的基本理念和范式特征。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现着人文精神 ,有着人文取向的价值尺度 ,其核心是一个维度、两个要义。一个维度即建立在实践基础…     

系统哲学是东西方哲学统一的基础吗?——“依·拉兹洛教授一席谈”之商榷

《学术研究》1988年第4期《美国系统工程学者依·拉兹洛谈中国改革与哲学》中,拉兹洛提出: 由于“系统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西方的当代形态,而中国目前的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的”,所以,“中西方哲学应该而且很有可能在系统哲学中接近”,“用同样的思维方式——系统哲学进行思维”,或者说,“这就是我们之间对话和相互理解的哲学基础。”依·拉兹洛教授这番话,我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既然“系统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     

技术实践论:另一种实践哲学传统——弗兰西斯·培根的实践哲学

实践哲学是西方哲学中一个内涵十分复杂的重要领域和学术思潮,但是长期以来,这一领域和思潮被淹没在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研究中,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从另一方面看,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国内哲学界兴起了持续近30年的内容广泛的实践问题和实践哲学研究,甚至成为这一时期的所谓“热点”问题。但是这一研究由于缺乏西方哲学基础,显得空泛且后劲不足。本期发表的几篇关于西方实践哲学的文章试图在这方面做一些基础性工作,希望读者不仅从西方哲学史研究的角度来阅读,而且能够认识到这些探讨对于构建一种新的实践哲学的基础性意义。     

萨特实践哲学中的反合目的性思想及其理论启示

实践哲学是西方哲学中一个内涵十分复杂的重要领域和学术思潮,但是长期以来,这一领域和思潮被淹没在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研究中,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从另一方面看,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国内哲学界兴起了持续近30年的内容广泛的实践问题和实践哲学研究,甚至成为这一时期的所谓“热点”问题。但是这一研究由于缺乏西方哲学基础,显得空泛且后劲不足。本期发表的几篇关于西方实践哲学的文章试图在这方面做一些基础性工作,希望读者不仅从西方哲学史研究的角度来阅读,而且能够认识到这些探讨对于构建一种新的实践哲学的基础性意义。     

新时期中西哲学比较研究论纲

一百余年来,我们的前辈筚路蓝缕,在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前辈的工作中也存在着严重的局限。首先,用以判断哲学之为哲学的这把尺子是取自西方的。汉语中本来没有“哲学”这个词,它是日本明治维新时人西周创造出来用以翻译“Philosophy”,晚清时经黄遵宪介绍才在中国流行开来的。这说明,在中国传统的学问中,哲学并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哲学史是根据西方哲学的定义和西方哲学中的框架勾勒出来的。这一点早在1919年蔡元培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所作的“序”中就明白地道出来了,他谈到写作中国哲学史有两层难处,其中第二点是“形式问题”,说是“中国古代学术从没有编成系统的记载。……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