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人口的阶层认同现状及影响因素

文章根据抽样社会调查的结果,对中国城市人口的主观阶层认同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当前城市公众的主观阶层认同呈现出“中间阶层认同”相对缺乏的特点。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影响着人们主观阶层认同的主要因素有父辈社会地位、个人的“相对剥夺感”强度、个人客观社会地位及所处区域等。     

教育对女性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及中介效应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8年数据,应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教育对女性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在此基础上进行异质性分析及中介效应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女性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但略低于男性,女性受教育程度存在明显的年龄差异和户籍差异;女性主观阶层认同水平良好且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而不断提高。教育对女性主观阶层认同产生显著影响,用社会经济地位替代主观阶层认同进行的稳健性检验同样显著。教育对女性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存在户籍的异质性,主要表现为小学和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对农业户口女性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不显著。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收入在教育与主观阶层认同的关系中产生显著的中介效应且在不同教育程度的中介效应中表现不一致;当教育程度较低时,收入是完全中介效应,教育通过收入水平的提高影响主观阶层认同;当教育程度较高时,收入产生部分中介效应,教育既会直接影响主观阶层认同,也会通过收入水平提高间接影响主观阶层认同,其中高中学历的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大学及以上学历的直接效应大于间接效应。建议不断提高女性受教育程度,推进性别平等和女性社会参与,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和男女收入差距,进一步提高女性主观阶...     

利用人口普查数据测量社会距离的方法探讨

社会学概念“社会距离”从博格达斯量表开始,其测量的一直是群体（族、阶层）之间的主观心理距离,反映的是群体间文化差异或群体间相互接受程度。为了回应塔尔达和拉梅尔对社会距离概念客观性的要求,本文借鉴重新定义距离这个概念,反映不同社会阶层客观的社会差别,并利用广州市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来测量广州市不同阶层（群体）的社会距离,解释广州市社会阶层（群体）关系的变化,说明社会变迁。     

上海城市居民的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

上海城市居民的社会阶层结构是"金字塔"型还是"橄榄"型,在上海社会分层研究中仍有争议,而对不同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更是缺乏关注。文章依据公共权力、产权和市场能力3个维度将上海城市居民划分为6个社会阶层,并根据2008年"上海市民生活状况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目前上海城市居民的阶层结构仍然具有典型的"金字塔"型特征,距离"橄榄"型社会结构仍有较大差距。文章通过对不同年代代际流动表的分析发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父辈阶层地位和子辈阶层地位之间的关联度逐渐增强,并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出现了一定的边界,非技术工人和农业劳动者阶层跨越边界实现上向社会流动的难度较大,这一现象可能会给上海城市居民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转型带来一定的风险。     

准老年人子女结构对社会流动预期的影响

50-59岁的准老年人将在未来10年内陆续步入老年,个体有发生主观社会流动的可能性。社会流动预期能反映即将步入老年这一“事件”对准老年人心态的影响。研究准老年人主观阶层认同的分布特点和社会流动预期的影响因素为帮助准老年人群体构建积极老龄观提供了新的切入点。本文关注准老年人当下及10年后主观阶层认同的群体分布特点,同时重点关注准老年人子女的数量和性别结构如何影响其社会流动预期,影响效应是否存在城乡差异。本研究基于费孝通的“反馈模式”,提出“现实压力机制”和“预期反馈机制”两种假设路径。文章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年和2021年数据描述准老年人主观阶层认同的分布特点,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在控制准老年人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特征和主观社会感受等变量的基础上,分析子女的数量和性别结构对准老年人社会流动预期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准老年人当前及10年后的认同阶层分布均存在“向下偏移”,但这一特征有所弱化;大部分准老年人的社会流动预期呈现小跨度向上流动的特点。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有2个孩子的准老年人相比只有1个孩子的社会流动预期更高,儿女双全的准老年人社会流动预期高于只有1个女儿...     

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流动与民族间的阶层认同差异

作为民族分层的关键指标,主观阶层认同对于研究族际冲突意识和冲突行为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利用全国性调查数据,对民族间的阶层认同差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虽然当前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地位要略低于汉族,但其阶层认同与汉族相比并不存在显著差异。究其原因,这可能与少数民族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比例高于汉族有关,即虽然相对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于少数民族的阶层认同有拉低作用,但这种效用却被少数民族相对较高的向上社会流动机会所消融。本研究的启示在于,在民族关系问题日益重要的今天,我们在注重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同时,还要努力提高各民族成员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促进各民族之间的社会交往和文化交融。     

客观地位分层与主观地位认同

作者通过调查分析发现,村民的主观地位认同与客观地位分层在总体上具有一致性,但在这种总体一致性下隐藏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局部关系:对于中间层次的村民来说,其主观地位认同与客观地位分层存在正相关关系,但相关程度减弱,呈现明显的“趋向中层”;而对于上层和下层的村民而言,其主观地位认同发生了明显的偏移,分别呈现出“向下偏移”与“向上偏移”的趋势。在此基础上,文章对这种趋势进行分析探讨。     

社会分层研究与中国社会分层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个人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有了较大的改善。但是,在收入改善的同时,收入差距正在逐步拉大。目前,社会上已出现了较大的贫富差距,并产生了一批“新富”和“新贵”———即俗谓收入最高的“大哥大”阶层。个别的私营业主年收入达到了千万元,其身价已是“亿万富豪”。另据统计,１９９５年春荒期间,全国有近１．９亿人缺粮。实践证明,贫富两级分化已经产生和将要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本文利用社会分层理论,探讨这种贫富差距扩大的程度、产生的原因,进而给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一、社会分层研…     

教育水平、教育回报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CGSS2018数据的实证研究

作为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教育会影响居民幸福。文章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8年微观数据,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教育水平和教育回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运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教育回报在教育水平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中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教育水平和教育回报均对居民总体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使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以及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一致。分群来看,教育水平提升会显著增加教育程度较低、农村户口、男性三类群体的主观幸福感;收入提高能够显著强化教育程度较低、城市户口及男性居民的幸福体验;而社会交往则会促进所有群体主观幸福感的明显提升。就中介效应而言,教育的物质和非物质回报在教育水平影响居民幸福中的中介作用均较为显著,不过相较于社会交往,收入的中介作用更为明显。另外,研究也发现,教育水平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直接效应为主,中介效应目前尚不及直接效应三分之一水平。因而,为进一步发挥教育在增进居民幸福中的积极作用,应继续全方位大力发展教育,并着力破解教育机会不均问题,以使提高教育水平成为全体居民实现收入改善、阶层跃迁以及幸福提升的有效路径...     

阶层跨越能够改善老年人的主观健康水平吗?——来自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微观证据北大核心

人口健康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在人口老龄化和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的背景下,如何改善老年健康、增进老年福祉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社会因果论,使用2014年、2015年和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ARLS),通过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和对角线参照模型分析阶层跨越与中国老年人主观健康水平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计算流动效应区分起点阶层和目的地阶层对老年人主观健康水平影响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当起点户口类型一致时,户口类型由农村转为城镇的老年人主观健康水平高于户口类型没有变动的农村老年人。户口类型由城镇转为农村的老年人主观健康水平低于户口类型没有变动的城镇老年人。在收入阶层方面,研究发现老年人主观健康状况在不同收入阶层存在明显分层的现象。远距离向上代际收入阶层流动有助于提高老年人主观健康水平,远距离向下代际收入阶层流动会降低老年人主观健康水平。在分样本回归中,研究发现农村和城镇老年人在收入阶层分布上差异较明显,同时农村和城镇老年人代际收入阶层流动回归结果也存在较大差异,农村老年人起点效应权重为0.64,城镇老年人起点效应权重为0.76。与城镇老年人相比,农村老年人子女所处收入阶层对老年人主观健康的影响更大。     

意愿与行为：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社会互动①--基于东部“人口倒挂”藕村的个案分析

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社会互动,是考量外来人口适应并融入城市社会的重要指标。基于浙江省L区“人口倒挂”藕村的调查,研究发现：（1）本地居民对外来人口的主观评价总体正面偏上,但接纳意愿较低,不愿与外来人口建立比较亲密的关系;（2）外来人口对本地居民的主观评价总体负面偏下,但接纳意愿较高,希望与本地居民建立比较亲密的关系;（3）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互动行为,总体具有偶尔性、封闭性、浅层性的特点,互动情况不容乐观,但彼此基本相安无事;（4）无论是互动意愿还是互动行为,年轻一代相比年长一代总体具有更多积极表现,但是也具有更强的互动张力,即年轻一代之间更易于发生矛盾冲突。研究认为,当前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互动在某种意义上是“纠结型互动”,相比“摩擦性互动”,这是一种处于变迁之中的新型且积极的关系形态。     

此心安处是吾乡--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区域差异研究

身份认同是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客观社会环境和主观意愿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利用2014年“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及心理健康调查”数据,使用线性回归和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方法,分析当前制度区隔与结构排斥下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地区差异,文章发现,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现状较为复杂,呈现认同意愿“内部有别”与认同结果“人地一致”的特点,即“居留意愿”较低的城市中流动人口的“入籍意愿”较高,“融入于地”状况较好的城市中流动人口“本地人身份认同”度同样较高。从区域分割视角来看,除“入籍意愿”较高外,东部大城市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状况不容乐观。同时,受流动跨越行政距离的影响,省内流动人口具有较强的“内部优势”,其身份认同状况优于跨省而来的流动人口。     

数字技能与居民幸福感——基于CFPS2018数据的研究北大核心

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居民数字素养得到提升,各类数字技能的掌握为居民带来巨大效用,对居民的福利水平产生深刻影响。本文聚焦各类数字技能对居民产生的福利效应,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的数据,利用有序Probit模型研究数字技能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居民通过掌握一定的数字技能可以显著提升其主观幸福感,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成立,其中数字工作、数字社交和数字娱乐技能的掌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效果更为明显。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地区层面,居民掌握数字技能可以缩小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居民的福利差距,具体表现为缩小了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以及乡村与城镇之间的福利差距;在个人层面,居民掌握数字技能可以缩小不同教育水平居民之间的福利差距。机制分析表明:居民掌握的各类数字技能主要通过“信息传递效应”“收入增长效应”以及“社会资本效应”三种途径促进其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基于研究结论,建议地方政府重视数字技术普及程度的同时也要重视普及质量,让数字技术的普及真正惠及民众;政府应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全社会数字素养和技能,使民众跟上数字技术发展步伐,并正确引导民众使用数字技术、提高数字技能,让民众充分发挥数字技能所带来的积极效用。     

转型加速期门当户对婚姻的错位与危机--阶层封闭视角下离婚率上升的新解释

门当户对一直是人们缔结婚姻时遵循的隐形规则,是稳定婚姻的基础之一,其实质是一种阶层内婚姻,所体现的是阶层问的封闭性特征。社会转型的快速推进．我国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准／判定社会地位的标准从政治中轴向经济收入中轴的转变．使在原分层体系下门当户对的婚姻变得“门不当户不对”．因而也使原本稳定的婚姻基础变得不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婚姻危机,而在此背景下的离婚率上升,又再次印证了“门当户对”的阶层内婚姻的稳定性和合理性。     

失业者社会援助与再就业的选择--以湖北省武汉市为例

失业、下岗者是城市居民低保制度救助的主体。文章通过对武汉市失业者的调查研究发现,低保等社会援助对失业者再就业的影响既有正面激励、也有负面效应;失业者社会援助与再就业的主观意愿和实际选择也有相当距离。体现了受助者基于经济人的理性决策与作为社会人的社会责任认同之间的冲突,也成为今后“终止贫困”还是“终止依赖”社会援助政策选择和调整所必须考虑的因素。     

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路径选择与制度支持

农民阶层是社会地位较低表现为:农民收入明显低于其他阶层的收入;农民充分就业率低农民整体素质相对较差。橄榄型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要求提升农民阶层社会地位。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是增强农村劳动力就业竞争力,实现农村劳动力持续性就业根本性的路径选择。政府应为增加农村劳动力就业提供在人力资本投资、劳动力市场体系建设、消除对农民的歧视、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等方面的制度支持。     

流动人口社会阶层结构及地区差异

本文根据2011年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抽样调查资料,以流动人口职业分类和收入为基础,分析了当前流动人口的社会阶层结构状况。研究发现,当前流动人口的社会阶层结构是一个“金字塔”型结构,位于塔尖的人数极少,而处于底层的人数庞大,同时,流动人口各阶层的收入结构和消费结构分化明显。分地区来看,流动人口阶层分化显示出地域的不平衡性,经济不发达的地区,社会阶层结构相对简单;经济发达的地区,不仅社会阶层结构比较复杂,更接近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特点,其收入分配结构也更趋于合理。     

城市居民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接纳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对成都、义乌两地抽样问卷调查的资料,分析城市居民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接纳态度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城市居民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接纳态度处于中等水平,其中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情感接纳程度＞行为接纳程度＞认知接纳程度.不同性别、政治面貌和主观阶层地位的城市居民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接纳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而不同年龄、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的城市居民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接纳差异性不大.回归模型表明,政治面貌、主观阶层地位、社会关系网络、政策认知认同、对两类子女素质差异的评价以及认知来源是影响城市居民接纳农民工随迁子女的重要因素.     

乡村振兴背景下返乡回流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研究——外出务工经历的潜在影响

在农民工返乡回流常态化趋势之下,关注返乡回流农民工的心理状态,进而激活其人力资本可以为实现乡村振兴增添新动能。研究表明,与农村留守居民相比,返乡回流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偏低,这一现象在老一辈和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群体中尤为突出。在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纠正可观测的自我选择偏误、递归双变量Probit模型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中介效应分析显示,返乡回流农民工主观幸福感之所以低于农村留守居民与返乡回流农民工收入满意度与社会公平感“双下降”有关。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返乡回流农民工的生活评价标准不会“返乡随乡”,返乡回流农民工也不会因为返回家乡而将幸福自评的参照对象相应调整为农村留守居民,由于外出务工经历而产生的城乡差距感知潜在地影响返乡回流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因此,政策制定者应该从幸福角度创造返乡回流“引力”,提高农民工的回流意愿与他们返乡后的主观幸福感,从而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人力资本、阶层地位、身份认同与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北大核心CSSCI

文章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人力资本、阶层地位和身份认同影响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的具体路径。研究发现,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较低,青年农民工的意愿高于中年农民工。阶层地位、身份认同对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阶层地位还通过身份认同产生间接影响。人力资本对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没有直接影响,但通过阶层地位、身份认同产生间接影响。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机制存在代际差异,青年农民工的意愿同时受阶层地位和身份认同的影响,而中年农民工主要受身份认同影响。由此,当前新型城镇化的政策设计应注重农民工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并积极推进农民工城市的社会文化融合,以促进农民工的向上流动和城镇身份认同,从而推动农民工的永久迁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