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家学者对船山人性论的理解与诠释

以唐君毅、曾昭旭为代表,现代新儒家从理、气与授、受理解船山人性的内涵,并依此诠释船山人性中不善之来源,认为"善"存在于天与人、物"授"与"受"的过程之中,不善也源于此"授受"之际。在此基础上,人当继天道以立人道,最后归于人文化成之世界。在与宋儒的比较中,现代新儒家的诠释凸显了船山人性论的卓绝,他们期望借船山上下、内外贯通的人性论来开启道德主体的外通之路,进而走出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困境。     

近代中国道德伦理观念的重建与思考

进化论不仅以它的现世性取代古老的形而上的道德立论源头“天道”,而且以它的“生物科学”地位建立了与近代伦理学的联系,成为中国人近现代流行的道德伦理“相竞相成”新观念的阐释基点,进而引发了近代中国的伦理学革命。在当下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竞争中,“相竞相成进化”的道德观已不敷用,为此,本文探讨了进化论被引进中国并迅速征服民众的历史逻辑,并在此基础上对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观进行了新思考。     

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与中国传统道德观的“合”与“分”

马克思主义道德观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起点,旨在实现人类自由解放的共产主义道德观,与中国传统道德观的人道主义、和谐共生、集体主义、公平正义等思想相契合,但又弥补了传统道德观之不足,实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理论科学性和道德理想层次上的超越.研究两种道德观的“合”(契合)与“分”(超越),目的是更加坚定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价值引领,辩证审视中国传统道德智慧,抵制全面否定传统道德观的历史虚无主义,在道德层面努力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试析吉卜林短篇小说中自然、社会、精神生态思想

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提高了人类的生活水平,但也影响了人类的价值观、道德观。过度的物质追求,破坏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原本和谐的关系。以吉卜林的短篇小说为研究对象,以生态批评为理论基础,分析吉卜林短篇小说中的自然、社会和精神生态思想,探寻人类社会中存在的道德、精神、人际关系等问题的根源,并呼吁人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与自然、社会建立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论儒道两学派道德观的分歧

儒道两学派道德观的分歧，关键在于要不要人类社会已有的道德文明这个问题上。儒家认为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离不开人伦道德。老子一派因有见于文明社会道德的一些弊端，就主张放弃人抢道德。儒家所肯定的社会道德文明亦有其弊端，这是应该承认的事实，但他们肯定应维护人类历史长期发展而形成的道德文明，这一点从大方向上看是正确的。在中国后来两千多年的社会历史发展中，儒家的道德观成为指导人们社会生活的观念，正表明儒家的道德观在很大程度上是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的。     

现代新儒家视野中的儒家道德观

20世纪初,活跃于中国学术界的现代新儒家对儒家道德进行了新的阐述。梁漱溟、冯友兰、贺麟、徐复观、唐君毅、杜维明等人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儒家道德观。经其诠释,儒家道德观成为一种以“心性学”为“枢纽”,建构在道德形上学基础之上的、由天道而人道而现实的规范律令,成为能够贯通社会伦理礼法、内心修养、宗教精神及形上学的系统理论。现代新儒家道德观是历史的产物,是对时代需要的一种特殊反映形式。它唤醒了人们对于中国传统美德的向往。儒家美德在现代化进程中找到了与现实社会生活的结合点,一度在工业化过程中失去方向的儒家美德获得了新生。     

王船山实践观中的礼治思想研究

王船山哲学以务实、重行为特征,他不仅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集大成者,也是明清实学的重要代表。他将"实践"作为一个词使用,用来指代传统的"行"。本文从人际交往、政治和生产等三个方面探讨船山实践观中的礼治思想。首先,船山认为社会交往中的人要遵循礼仪规范,礼在维持人类生存和繁衍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次,船山认为治理国家的理想模式在于"礼治",道德教化对于礼治具有重要的意义;最后,船山非常重视"厚生利用"的生产实践活动,他认为应该建立相应的制度和规范,用礼来节制肆意挥霍、过渡消费等问题,用礼来调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王船山“四德”思想研究

船山继承了宋明儒学统一宇宙论与道德论的思想脉络,对“四德”这一重要论题给予了创造性诠释.他首先用“天德”、“人德”两范畴指称道学体系内天道之元亨利贞与人道之仁义礼智;其次提出了天德体用相涵、人德以诚、智、仁为统的理论特征;最终创造性地提出以“性德”这一形上范畴来贯通天德与人德.而且船山将天德性德人德的统一视为君子身心修炼的最高标准,使“四德”成为他重建儒学正统的核心理论之一.现代新儒家唐君毅先生吸收了船山的天德、人德范畴,并将“天德流行境”视为心灵九境之最高境界,使“四德”成为现当代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颇具独立性的命题.     

道德与利益追求的双重消解——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的辩证法指向

从宗教信仰的道德观到追求个人利益的道德观的变革,是以"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代替"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为代价的。马克思主义在"国民经济学"所导致对人的异化进行批判的基础上,进一步表明了: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经济利益追求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道德价值核心将自我否定、自我消解;而"社会化的人类"的到来,使得"无元价值"的社会生活将成为人类主体性的完成过程。     

船山伦理思想和青年毛泽东对船山伦理思想的创新性发展

青年毛泽东伦理思想的形成经由杨昌济等老师的教导赓续着王船山伦理思想的精神血脉,并在自己探讨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对王船山伦理思想作出了某种超越式的理解.船山伦理思想从天道与人道的关系认识起步,聚焦于人道内部人与己、人与人、人与群关系的正确处理和对待,系统建构了人我关系论、义利理欲论、理想人格论、修养工夫论,其中"尊生以箴寂灭,明有以反空无,主动以起颓废,率性以一情欲"是其显著的特点.经由杨昌济、刘人熙、黎锦熙以及之前曾国藩、郭嵩焘、谭嗣同等人的传播与介绍,再加上自己对船山著作的研读,青年毛泽东对船山伦理思想有了深入全面的了解,将其视为湖湘伦理文化的活水源头予以开掘与弘扬,并与其寻找救国救民的大本大源联系起来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形成既继承船山又弘扬船山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伦理思想奠定了基础.     

孔子的天人关系探微

孔子在探讨天人关系时;思考主体在于人,而不是在于天。因孔子建立以仁为核心的逍德实践理论,由人的自觉意识确立道德理性为人的本质,并透过道德实践彰显人的自我主宰性,人才成为哲学思考的主体。因此,本文将先讨论孔子对天概念的思考与天道思想的内容。然后再讨论孔子对人的理解。     

马克思道德观生成发展的理路考论

马克思在经历了基督教神学视野下的道德观、理性主义道德观、人本唯物主义道德观的思想转变之后,最终形成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无产阶级道德观.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由“个人完美和人类幸福相统一”向“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价值目标转换.研究这一问题,对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并以其为指导搞好我国现时期的道德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生命主体与道德地位——动物权利论的理论缺陷与实践困境

以汤姆·雷根为代表的动物权利论以"生命主体"概念作为其立论基础,认为非人类动物也是"生命主体",因而享有与人类同等的道德地位。然而,"生命主体"这一定义本身,以及从"生命主体"到拥有道德地位的论证过程都存在着理论缺陷与论证断裂。在实践层面,动物权利论也难以回答生产生活中的动物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等现实问题。因此,环境伦理学的发展,既要关注人类在权利话语体系内保护动物的应然性,也要考虑权利主体的扩张带来的权利虚空性代价,慎重对待动物的道德地位,积极寻求新的理论途径以解决人与动物的关系问题。     

庄子思想中的道德基准

中国被誉为道德的国度。儒家、道家的道德学说构成了中国古代的道德生态系统。中国古代道德生态具有多样性、层次性、平衡性、制约性、整体性等特点,庄子道德学说在道德生态系统内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庄子道德观以"无"为基点、以"真"为原则、以"生"为目的、以"心"为归宿,为儒家道德愿景夯实了根基。庄子道德观沉积在社会底层,构筑起中国人的道德基准。庄子学说的价值及其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贡献也主要体现在这一方面,在当今社会仍有积极的意义。     

生态伦理的“位格”向度探析

从"位格"的维度来看,"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本失误在于人类期望通过科学理性掌握自身命运从而获得自我绝对救赎而导致的"位格性"的失落,即人的"异化";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错误在于混淆了作为"位格"的人与仅仅只是质料性存有的生物之间的根本区别,并在赋予一切生命体和非生命体以客观道德价值的过程中混淆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根本区别。只有作为道德主体的"位格人"才能赋予其价值,也只有建立以"位格"为中心的"完整人类中心主义"才是正确的生态和谐之路。     

《易传》历史哲学三题

《易传》偏重从时间和生命的观点看待万物，视人类的历史与万物的生化为一个整体，主张人与万物共存共荣。认为历史是一个合目的性的演化与创新的过程，强调“日新其德”。它以民众为历史的主体，崇尚天道生生。它的忧患是对性命和人的忧患，不是为哪个阶级或哪个王朝的忧患。     

生态文明道德观与可持续发展

生态文明道德观是一种全新的道德观，它是新时期人类道德领域的延伸与拓展。其内涵包括人类平等观和人与自然平等观。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它强调人类利益平等，要求发展的权利平等。人类平等观分为“横向”的代内平等原则和“纵向”的代际平等原则。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生态文明道德观倡导人类热爱自然、保护自然，要在维护生态平衡的基础上合理开发自然，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道德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撑点和“自律”推动力。生态文明道德观将奏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乐章，带领人类走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时代     

船山道德学问与现代文明建设

在纪念船山逝世 31 0周年之际 ,我们重进船山思想宝库 ,联系当今时代发展 ,探寻幽源 ,深深感到船山那崇高精深的道德学问 ,对现代文明建设仍有重大的借鉴和启迪意义。一、从船山道德学问的历史价值看今日之学界船山先生在学问上能取得“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 ,又“独树一帜 ,别开生面”的伟大成就 ,首先是以他高尚的道德情怀为基础和前提的。这种高尚的道德情怀 ,突出地表现在他的强烈的民族爱国主义精神和强烈的历史忧患意识。这是他潜心为学 ,孜孜以求的动力所在。其次是他对民族传统文化在民族盛衰和国家兴亡过程中伟大历史作用的深刻…     

伦理,如何“与‘我们’同在”?

伦理到底如何"与‘我们’同在"?这是道德合法性的真理与信念前提。伦理道德史与人类社会发展史、人类精神发展史、人的生命发展史相一致。个体与实体直接同一的伦理世界是人类文明的原初状态,也是人类精神的家园。古希腊传统中的苏格拉底之"死",希伯来传统中的上帝之"怒",中国春秋时代的孔子"周游"与老子"出关",分别以悲剧与喜剧的方式,呈现伦理世界中人类精神的"悲怆情愫"。伦理世界解构,"大道废,有仁义",人类精神进入以个体为真理,通过教化建构生活世界的伦理普遍性的教化世界。"上帝死了"(尼采)、"打到孔家店"(五四运动),以"伟大可恨"标示教化世界的幻灭,而"上帝之死"与"尼采之疯"之间戏剧般的关联,似乎再次以悲剧的方式申言伦理实体对人的精神的生命意义。由此,人类精神进入道德世界。道德世界透过"伦理上的造诣"将教化世界中的个体提升为主体,达到主体与实体的同一,达到精神史的当代觉悟,即"伦理觉悟"。"伦理觉悟"不仅是伦理家园的精神回归,更是人类的"最后觉悟":"伦理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陈独秀);"人类种族的绵延"已经开始取决于"人类学会伦理地思考的程度"(罗素)。人类精神史以伦理为重心,形成绵延不绝的问题流:"我在哪里?""我是谁?"(自然世界)——"人应当如何生活?"(伦理世界)——"我们如何在一起?"(教化世界)——"我们能否在一起?"(道德世界)。当代人类精神的伦理问题如此严峻,乃至发生"人类还会有前途吗"的"梁漱溟之问"。     

駁“人类感情”論

馮定同志在他写的書和文章中,有好些地方涉及到伦理、道德問題。在馮定同志的道德观中有一个核心思想,那就是所謂“人类感情”論。馮定同志认为:在人与人之間,有一种“根据自然本质而来的”、普遍存在的、共同的“人类感情”,它构成了伦理关系和道德行为的基础。他还主张根据“人类感情”来处理道德的继承問題;强調建立家庭中的具有“融洽气氛”的“感情生活”,根据“人的感情”来建立家庭中的伦理关系。本文拟就上述观点作一些初步的剖析。一、以人的生物性来排除人的阶級性